芒康上盐井天主教
芒珠 仁青曲加
关于传教士首次来盐井的过程，据阿色老人讲：天主教传入盐井之前，诸传教士先后在左贡县门孔、扎那，云南的维西、察瓦博木噶、茨中、德钦，以及四川的康定、巴塘进行传教活动，但他们在上述地方始终遭到以黄教寺庙为首的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后来都被驱逐出境。大约在100年前，察瓦博木噶和门孔地方掀起了较大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烧毁了传教点，并声言杀死传教士。当时在察瓦博木噶的传教士由几名信徒陪同仓惶出逃，从察瓦博木噶出发，沿古商道经门孔、扎那、碧土，翻越察瓦堆拉，来到澜沧江西岸，与上盐井隔江相望的今盐井曲孜卡乡境内的库如囊村。在该村某户人家借宿十来天，搜集和掌握江东上盐井村的民族结构、宗教信仰、户数等情况。十几天后，传教士横渡澜沧江，进驻江东当时隶属上盐井的果冉村的董仁仓家，在此为村民看病行医，间接传播天主教的教义、教理。不久有两三个村民渐渐地成了天主教教民，他们是传教士进入盐井后的首批信徒。传教士在果冉村深入了解上盐井民情的基础上，最后闯入上盐井，借宿于略有名气的雅卡·嘎仓家里。几个月后，又搬到与后来所建教堂一墙之隔的雅卡·德仁萨仓家里。其间，这位传教士主要从事社会慈善活动，一则为村民免费治疗；二则为家境贫寒者修房、买地；三则为当地的刚达寺布施大笔大洋，深受群众的信赖，赢得刚达寺的赞誉，得到让其暂住此地的许可。随后就在与他关系密切的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有不少人成了天主教的教徒。这位传教士在上盐井呆了约半年后前往巴塘，之后有三四位传教士来盐井，他们同样从事慈善及传教活动。时至司铎吕耶来传教时，从刚达寺购买地盘，动员所有信徒，修筑教堂。接着设立卫生所，继续为村民免费治疗；开办学校，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开设藏文、汉文、英文、算术、音乐等课程，教员都来自维西、下关、康定、巴塘等天主教传教区的传教士或信徒。
根据以上采访中得到的口传史料，参阅其它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对传教士首次步入盐井及修筑教堂时间等试作如下浅析：(1)清末史书中提及1865年9～10月传教士从察瓦博木噶被驱逐出境，这里记录了被驱逐的时间及地点，而未能说明被驱于何方，也未能载录传教士首次来盐井的时间。而阿色老人的讲述弥补了这一不足。他说，传教士在察瓦博木噶被驱逐后，仓惶逃至盐井。依之可以认为，传教士从博木噶逃亡的去处是盐井，他是第一个踏入盐井的西方传教士。天主教传入盐井的最初时间可视为1865年9～10月。(2)至于盐井雅卡龙教堂的修筑时间以及当时的信徒人数，阿色老人的讲述只是大概，而且目前我们能接触的文献中难以发现教堂修建的具体年代，所以，我们只好置信于刘君先生所说的“盐井教堂为19世纪60年代法籍吕司铎开办，有信徒342人”的观点。确切地说应在1866～1869年之间。(3)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中，有其惯用的手法，即依仗本国的实力，从京都获取入藏“护照”，在藏以贸易为名，装扮成商贩，选择地处省界、气候温和、民族杂居、难以管理的地区，借宿驻留，进而自下而上地找准目标，广为求得民心的所谓“慈善”活动，不失时机地拉拢官员及寺院要人，争取他们的信任和许可，达到招收信徒，建立据点，扩张势力，进行“传教”等目的。(4)代朝野对近代西方传教士所谓的“传教”实质上有其作为侵略先导的意图有所警觉，因而传教士入藏后引发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反洋教运动与此不无关系。(5)传教士在其教堂内开办学校的用意绝非仅仅是发展该地的文化教育，而是利用宗教活动为西方势力的扩张寻找立足点，但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事业，这使盐井成为仅次于巴塘等地的文化中心地区之一。三、与盐井天主教相关的历史事件1、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十五日，司铎梅玉林从巴塘出发，“押运西国带来盐井等处教堂应用物体箱只十三驮，前往盐井，交收分送”，当夜抵达距大石包20里的“核桃园”住夜，“初更时听闻犬吠，令向兴顺出帐查看，突有三人将伊按倒，并有数十人拥进帐篷，梅玉林在内施放洋枪，立即轰倒一人，匪众稍退。旋复四面围拢，掷石乱打。梅玉林持枪迭放，受伤倒地，贼人向前砍戮殒命。惟向兴顺乘间挣脱躲避，天明折转，查点失赃，计劫去驮骡十三头、骑马二匹、箱二只、茶包一只各等”。 翌日发现，“梅玉林头面均被刀石砍击，血污模糊，右手腕骨断，左手腕亦被砍伤，实系受伤身死。”这是与梅玉林同行的在这次劫难中幸存的教徒向兴顺向驻巴塘的清朝官员丁宝桢讲述的一段亲历。上盐井天主教堂原先属康定天主教教区的分堂，后又改为云南维西茨中教堂的分堂。为此，“押运西国带来盐井等处教堂应用物体”一说自可置信。“核桃园”为藏语的义译，今芒康县金沙江西岸朱巴龙乡达嘎丁村。上引原文中提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被杀人物，而其被杀的直接原因为梅玉林前往盐井时，本意与乍丫（察雅）商队一同向芒康行进，但是从巴塘起程的第一天因察雅商队落队，而梅玉林却不愿意等候商队一同前往，又“不知会汉土台官土司派护”，与其教民向兴顺等独自行进。当他们抵达核桃园准备住夜时，“蛮兵四郎洛布闻信赶至”，劝告梅玉林：此地“夹坝野番，出没无常，此地断不可扎，千万请回。梅玉林以业经到此，不愿退回，随即住下”。事后从盐井赶来的司铎毕天祥在处理梅玉林的丧事时，在其衣袋里发现他在临死前以外文写的一张纸条，内容“并未知会地方衙门，不能相怪” 一句，简明表白了自己被害的原因。房建昌先生曾把原文中的“夹坝”一词释解为左贡县的“加贝公社”，或是贡觉县的“雄松区”， 断言“梅玉林被杀地点为夹霸（坝）”。 实质上，“夹坝”是藏语的音译，义为“强盗、盗匪”。梅玉林被杀的地点无疑是芒康县朱巴龙乡的达嘎丁村。至于谁杀害了梅玉林的问题，据文献记载：“惟三岩野番在该蕃地劫掠为事，实属凶顽，前驻藏帮办大臣维庆由川入藏，行至大石包，该番匪胆敢拦路抢劫，杀毙引马人夫……讵该野番野性不驯，又复劫杀洋人”。 “三岩”一词多出清代及民国汉籍，藏语中原义为（意为恶习之地），现今写为（绿色地方）。“三岩”这一地理名词在西藏，尤其在藏东康区是一种特殊的地域名称，包括金沙江西岸芒康县的戈波乡及宗西乡的一部分，朱巴龙和尼增乡的西松贡及萨温村，以及贡觉县的木协、雄松、敏都、沙东、克日、罗麦，金沙江东岸巴塘县、白玉县的一部分。这片区域之所以被称为“恶习之地”，与其至今所沿袭的以盗劫为荣的习性相关，而这实际上是其地理位置、生产条件及传统观念等使然。“三岩”在清末民初时期具体指哪个地方呢？按传统说法：今朱巴龙乡的“萨温〔村〕北纬29°38′，东经98°58′。曾名三岩村。1989年定今名……在乡驻地西南约15公里，金沙江西岸”。 依之，上文中的“三岩”当指今日的萨温村，且与文献中记述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点相吻合。萨温村是古今川藏古道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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