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品读这则言简意赅、振聋发聩的官箴，倍感“公”和“廉”二字道出了为官之要。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遂将这官箴拓片作为座右铭端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撰此官箴的郭允礼是何许人也？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新编《无极县志》。上面记载：郭允礼，字节之，明代山东曲阜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任无极知县。此人天性淳厚，处事谨慎，为官清廉。曾于嘉靖三年（1524年）在县衙题写此官箴，镌刻于石，传之后人。
无极县郭允礼勤廉文化中心内的郭允礼像
近500年过去了。当年的县衙已不复存在，而那块官箴石却保留了下来，现珍存于无极县郭允礼勤廉文化中心。多年前，我曾在那官箴石前伫立良久，思绪万千。
河北省无极县是我的故乡，自古被称为“三等小邑”，没有什么名声。但在一段时间里，这则官箴名言屡见报端。遂之，故乡的名声似愈益升温。离开故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则官箴的偶然发现和广为流传让我每每激动不已。
有一位中央首长曾问过这则官箴的出处，世人对此也有不同说法。这进一步引发了我的兴趣，忍不住寻根究底。
收藏官箴拓片约一年后，我到古都西安出差，利用闲暇时间参观了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的名碑很多，有限的几个展室，哪能容得下众多碑刻？所以，汉唐名碑可以进屋，王羲之、王献之作品可以进屋，但明清尤其是清代的许多碑刻只能在外任凭风吹日晒。在众多碑林石刻中，有一块碑刻让我眼前一亮，上面赫然刻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这怎么像极了无极县的官箴石碑呢？仔细一看，发现略有不同。其中两句话的顺序以及“慢”“欺”两字的位置不同。次序虽变，其义基本相同。
我又仔细阅读了这块碑刻侧面的两则小字跋文，足有数百字之多。我还特意询问了讲解人员，又购买了有关资料。
回到驻地后，经过认真研读，我终于搞清楚了这则官箴名言的来龙去脉。
据第一则跋文记载，开始是明代一位叫恭定年的官员，在“抚治东藩”时刊刻此碑，“以儆于有位者”。继而明代一位自称“贞庵主人”的地方官，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重刻“以自儆”。
据第二则跋文记载，清代颜希深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作跋，文中清楚地写道：“明孝宗时，贞庵主人为州牧，曾勒石自警。余不敏，典守是郡，偶于科房破壁中见之，心有所会，因移置署侧之西轩，以当座右铭，后之来者，宁勿有感于斯箴？”
据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同志介绍，现存的这块官箴石碑，于道光四年（1824年）重刻，由延榆绥道台颜伯焘跋文，长安令张聪贤铭文，书体为正楷，石长209厘米，宽83厘米。张聪贤生平不详。颜伯焘系嘉庆进士，颜希深之孙，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任闽浙总督时，反对琦善卖国投降，积极备战。是年8月，英国30多艘军舰进犯厦门，他督师抵抗，击沉英舰1艘，击伤5艘。后因厦门失守，颜伯焘被革职。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郭允礼所书官箴比明代的恭定年显然晚得多，比后来的“贞庵主人”也晚了20多年。西安官箴石碑的跋文中，只说恭定年在“抚治东藩”（明代中叶时称台湾为东藩）时刊刻，但并未说明他是引用前人之语，还是他自己所言，所以我们也不敢断言其属最早。但可以肯定的是，郭允礼所题官箴，是他所“书”，而非他所“撰”。当然，无论是郭允礼的官德，还是他为这则官箴得以流传所作的贡献，都值得肯定。
从流传的时间看，这则官箴传世已近600年；从流传的地域看，至少是南至福建、台湾，北至河北，东至山东，西至陕西；从流传的官员看，至少是从知县到总督，且多有作为。
世事沧桑，时代更迭。一则短短的36字官箴，流传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实属罕见。这对当今为官者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吾以为为官之人都应把这则官箴奉为为座右铭。倘若照此践行，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受人拥戴的清官；若不如此，你就可能成为任人指斥的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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