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洞穴之外仍然是洞穴，梦境之上仍旧是梦境，如果走出这个洞穴只不过是走进了另一个洞穴，那么走出洞穴与留在洞穴又有什么区别呢？比起永远困守在同一个洞穴，能够在不同的洞穴之间来回穿梭和比较，仍然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更加符合苏格拉底的那个著名观点：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在我看来，对任何单一事物的沉溺都足以证明我们自身的脆弱以及生活的乏味，无论这个事物本身多么的正确。最后，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到要对快乐保持足够的警惕，他认为快乐是我们获得中道的最大障碍。他说：“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
自由不等于放任自流，不意味着“怎么都行”的价值相对主义。恰恰相反，自由是实现“更高的生存”的前提条件。见过太阳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抱温暖，见过太阳也许还会再次堕入黑暗，但是从缝隙透过来的那抹阳光，将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抹除。这一次致命的“观念植入”，它对洞穴里的囚徒构成了致命的诱惑，让他们无法再满足于洞穴里的黑暗和温暖，而是要挣扎着走出洞穴，哪怕走出洞穴不过是落入另一个洞穴的开始，但是这种对于阳光的记忆和向往，是囚徒们走出洞穴、通向“更高的生存”的根本动机。
莱布尼茨还有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去看一幅很美的图画，但是有人用块布把它全部覆盖起来了，只留出一小部分让你观看，那么无论你怎么看，都会觉得这只是一堆混乱的色彩而已，毫无美感和技巧可言。只有当你揭开这块布，从正确的视角去看这张画，你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幅杰作，而那块看起来混乱的色彩乃是构成这幅杰作的一部分。
当我们用一种高度抽象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时，或许能产生别开生面的洞见，但也会让我们丧失最基本的常识感。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复述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忠告：“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不学哲学照样可以生活，甚至可以活得更好。每当听到类似的反驳，我就会想起约翰密尔问过的那个问题：你到底是愿意做一头终日快乐的猪，还是一个愁眉苦脸的苏格拉底？我相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哪怕做猪，快乐就好！但是我很怀疑人这一辈子真的能够像猪一样生活，很有可能，人生的本质就是想要做猪而不能的一段旅程。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需要读柏拉图、读亚里士多德、读康德和黑格尔?我愿意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哲学不是一种累积性的学科，古代那些基本的哲学思想、观点、理论和见解现在仍然是哲学的中心内容。”累积性意味着进步和发展，意味着用一种标准答案来替代一种错误答案，用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来替代另一种错误的解释，现代科学就是如此，而哲学不然。那些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时代的死狗”的哲学家，在特定的时候会死而复生。因为哲学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尤其是在我的行为可以免除一切外在约束和惩罚的前提下，我为什么还要做一个道德的人？
格劳孔说存在三种类型的善：第一类善，我们追求它是完全不考虑其后果和收益的，而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善的。格劳孔举的例子是“欢乐和无害的娱乐”。我觉得有些爱也是这一类的善，比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爱你，与你何干？”这样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爱，是对所爱的那个人或者爱本身的爱。第二类善，人们之所以想要它，既是为了它本身，又是为了它的结果。格劳孔举例说，像明白事理、身体健康等等都属于这类善。第三类善，人们之所以想要它，不是因为它本身是好的，而只是为了它的结果。比方说赚钱之术，人们起早贪黑地辛苦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是好的，而只是因为有利可图。
《古格斯的戒指与费尔德曼的甜饼》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道德困境。小型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要比大型公司高出3-5%，这并不是因为小型公司的员工更诚实，而是因为在小型公司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和情感纽带更加紧密，犯罪者或者说犯错感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更大。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道德生活的外部环境改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我们除了要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我们也许应该把正义归入第二类的善，也就是说，正义本身就是好的，同时又会带来好的后果。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因为它既照顾到了正义的道德维度，又兼顾到了普通人的利己倾向。
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是人生在世的根本大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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