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晚清政府机构多变，司掌农林水业务的工部在光绪后期时并而入商部，时而划归农工商部，反反复复机构无定，对土地保护利用方面无甚举措。宣统元年（1909年）在外来影响下，曾发布《推广农林简明章程》，但既缺权威性也无约束力，加以财力无源，时间短促，只是纸上文章，实际推广意义不大。 2、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在下达的造林护林垦殖法令和规定中，不少与水土保持有直接联系。 民国三年（1914年）首次颁布《森林法》，对营造预防水患、涵养水源、防蔽风沙的“保安林”做出“不得樵采”，对已有森林“得禁止开垦或限制之”“如有滥伐或荒废之行为时，......得限制或警诫之”“放牧牛马者，处以罚金”等条款规定。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政府发布《堤防造林及限制倾斜地垦殖办法》中规定“为防止土砂之冲刷”，“凡倾斜在二十度以下之地亩，水利主管机关，认为有筑梯田或其他相当工程物之必要时，得勒令垦殖”“倾斜在二十度以上者，经森林及水利主管机关会勘，认为确有建造保安林之必要时，由森林主管机关依法征收经营之”，把地面坡度二十度定为宜农宜林地建设的分野度。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修订颁布《森林法》，保安林的规定趋于完善，把“防止砂石崩坏及飞砂坠石、泮水颓雪等害所必要”的内容扩进保安林范畴，保安林实际已包括了现今水土保持林的一部分含义。并明确“不得砍伐、或伤害林木，开垦、放牧牲畜，或为土石树根草皮采取或采掘”等保护性规定。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发布的《造林实施方案》中，对经济林和保安林的用地提出规划要求，“凡荒山丘陵不宜垦殖之旷野隙地，均宜作为经济林区，其扼止土砂砾石，堤岸保坍、公路、要塞，涵养水源及预防水害、风害、潮害等保安性质有关之土地，则一律应编为保安林”，把可能发生水土流失不宜垦殖或需要加以保护的土地，统统划入保安林营造范围。
3、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在中外有关科学工作者呼吁和建议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对水土保持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的《农业政策纲领》，提出要“普遍发展农田水利，厉行水土保持，以期稳定生产，保护资源”，“依照自然环境，合理利用土地，使农林畜牧各得其宜”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平建国纲领》提出要“厉行荒山造林植草，保持水土”，以这种形式明确把水土保持列为国家建设工作内容，历史以来当属首次。
这一时段，国民政府虽然表示要“厉行水土保持”，并提出一些与之有关的法令、纲领、章程和方案设想，由于关心焦点不在建设方面，更受政府职能作用、办事效率和支援财力等限制因素影响，难以落实于地方民众之中，水土保持的“厉行”范围只限于少数几个官办的实验区。
1、李仪祉
1933年-1935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期间，曾发表《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治理意见》、《巩固西北策》等有关水土保持内容的著作。
他认为黄土区水土流失之所以发生，在于“黄壤易为雨潦所冲洗，以流入河中”，“大雨之时，地面沾濡，渗漉不暇，则径流入川矣。地面既无维护，则壤之被刷去者自不少”，认为“黄河为害，在于泥沙”，“沙患不除，则河终恐无治理之一日”，“去河之患在防洪，更须防沙”，他坚持主张把下游治理与上中游水土保持减沙结合起来同等重视。
对防沙之法提出多种措施，对不同地段采用不同形式的截留工程。
田间截留方法：凡“农作地不能灌溉的，应当尽量地蓄养天然水源，广开沟洫，修堰坊，使有余雨量能渗入地内，蕴藏于地中，繁育植物”，提倡“沟洫制”和“阶田制”。这样，田间“沟洫可以蓄水，可以留淤、淤经堞取，可以肥田，利农兼以利水”。
沟溪中截留方法：视沟壑为石质或土质的不同加以区别，对石质溪壑“使用石砌横堰，将整壑底做成阶段式”，“堰内泥土淤平，使成良田，可以耕种”“壑中水势平缓，砂石不致无限制地冲滚而下。山西农民勤苦，多用此法”。对黄土沟壑“制止之法仍不外筑横堰，起首不必过高，但须宽厚等到淤平之后，可以堰上加堰”，不须一次筑成可以节省投入。
他对山坡和不宜农作之地，提倡培育森林和发展牧草地，认为“森林之于治河及防旱容有其益”，“森林可以减少蒸发，节制径流，改善气候，有防旱、防洪、保土功能，应广植森林”。他对苜蓿有深入了解，“苜蓿根基深，纠结土质牢固，防制冲刷之力胜于林木。其性耐旱，不用灌溉，只需种一次，年年可以滋长，无保护之费，每年只须镰割三次，存干亦可供燃料，或放牧牛羊”，“陕甘宁晋等省凡山坡之地或未经垦种或垦种五谷而生长不丰者，一律易种苜蓿，以事畜牧”。
李仪祉早在30年代前期，就据产沙原因、治河与减沙和减沙与生产的关系，勾绘出蓄水保土耕作（开沟洫，即横坡沟垄种植）、工程治理（修阶田，即梯田、谷坊、淤地坝）和植物治理（造林种苜蓿）水土保持三大措施的轮廓内容，对开创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奠基作用。
2、张含英
1933年-1936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和总工程师，1941年-1943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在他的著作中直接论述水土保持的有《黄河流域之土壤及其冲积》《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河治理纲要》等。
他对黄河上中游土壤冲刷与侵蚀形式有深刻研究，曾一针见血地提出“黄河下游水害之症结在于泥沙，在于黄河上中游的水土流失”的明确论断。他认为，治黄“应上中下游统筹，本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黄河为患之主要原因为含泥沙过多，治而不注意泥沙之控制，则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欲谋泥沙之控制，首先应注意减少其来源”。“节制土坡之冲刷，维护上游之农田，并能免除下游之昏垫，如是，则黄河及永定河之祸患，可以解决泰半矣”。在控制水土流失上，他提倡采用梯田、沟洫，合理利用土地，广种林草，恢复地面植被，修建固沟工程等。他推崇修沟洫，“国家若能回复沟洫之制，为治黄政策之，五十年后必有可观”。他强调“保护土壤乃国家之重大问题...故无论有何种困难，必须全力以赴，定为国策，以维护我农业之国之荣誉，保存此万世之富源也”。
这些老一辈水土保持奠基者的观点论述，启迪了人们的认识，也指明了治理途径和方法，多我国初期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产生过积极影响。
3、罗德民
对我国水土保持影响最早最大的当数20年代美国水土保持林学家W.C.罗德民博士，1923年（民国十二年）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他为研究黄河泥沙来源及防治方法，曾到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调查土壤侵蚀情况，并于1924年携助教任承统（1898-1973年，山西忻州人，中国水土保持创始人之一）等四人到山西，在沁源、方山、宁武东寨等处设置径流泥沙测验小区，观测不同暴雨、不同植被和无植被条件下土壤侵蚀变化情况，经实地测定和试验分析取得可贵的科学资料，写成《影响地表径流和面蚀的因素》论文，在1926年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会议上宣读，受到与会者关注和赞扬。这种以径流小区测验研究水土流失发生规律的科学方法，在中国属首创，从此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单位普遍采用。
罗德民认为认为的破坏植被是引起严重土壤侵蚀的根源，提出了“人为的加速侵蚀”的重要论点，指出防止土壤侵蚀的“目标是缩小和消除加速侵蚀”，这一论点曾令国内有关科技界瞩目。他认为，土壤侵蚀和水旱灾害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相关，只有做好土壤侵蚀的防治工作，才能使一个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和繁荣昌盛；反之就可能发生灾害，长此下去文明也会衰落。
1933年我国正式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下设林垦组专职开展保水保土工作，并在黄河中游地区设立各种水保试验基地，开展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研究。
1940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些科技人员针对治黄工作，提出了防治泥沙的问题，并成立了林垦设计委员会，开展水土保持造林、保土植物、防护堤坝和梯田等研究。
同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国内有关大学、科研院所在成都召开了一次防止土壤侵蚀的科学研究会，首次提出'水土保持'一词并得到世界的公认。
同年8月，林垦设计委员会正式改名为“水土保持委员会”。从此，“水土保持”一词作为专业术语开始使用。
（来源：《三晋水土保持纪略》张家齐 主编；《中国水土保持发展综述》杨光、丁国栋、屈志强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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