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生前一共只出版过六部重要作品,全部围绕“关系”展开,尤其是男女恋爱关系。只要有男人的地方就有女人,奥斯汀两百年前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是最复杂的人类关系。有人说奥斯汀是近期热播剧《我的前半生》的“祖奶奶”,细数起来,任何一部现代家庭剧都能和奥斯汀的小说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
我们现在身处 21 世纪大数据时代,和 19 世纪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相比,经历了战争、贫穷饥荒、革命和暴动,理论知识学习望不到尽头,婚姻平权和男女平权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看起来我们的思维日渐活跃,观念日渐开放,很多昔日认为理所当然或者毫无根据的事情,在今天都变换了模样。
事情真是这样吗?有一位名为乔安娜·特罗洛普的英国畅销书作家,参与了英国 The Borough 出版社在奥斯汀逝世 200 周年祭之际推出了“奥斯汀计划”,她将《理智与情感》改编成发生在 21 世纪的故事,被赞誉为“大胆而不失睿智的”的佳作。纵览她的改编,有很多值得推敲的细节,更像一把斧子,凿开了我们对于当今世界人类关系认识的一角。
因此,下文着重以乔安娜的创作与原著进行对比,从七个角度进行分析,相信这会提供给你一个分析奥斯汀以及看待当代关系的新方向。
乔安娜·特罗洛普在其最新根据《理智与情感》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将达什伍德夫人称为为“贝利·达什伍德”,不由得使原著党大吃一惊。没过多久,在电视剧中,布兰登上校也有了新名字:比尔。这些人物被顺理成章地冠以原著中未曾出现的名字。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发现,奥斯汀作品中人物的对话礼节在改编中被抛弃了。
姓名的称呼历来有其礼仪。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晚辈不可以直呼长辈大名;长辈称呼晚辈可以大名、昵称、指示代词;女人甚至没有名,嫁给后丈夫便随了丈夫的姓。
再看各种古装电视剧,王怎样自称、群臣怎样称呼他也很值得推敲,在《大军师司马懿》中曹操自称“孤”,在《人民的名义》中,干部间很有趣地互称为“达康书记”、“育良书记”……在现在的一些欧美国家中,子女也直呼自己的父母长辈大名。
这是不是意味着“称呼” 中某些礼节性的部分正在消失?称呼的方式不再被赋予过多意义,但是我们日常关系中,在不同的称谓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幽微的情感纠葛,只要你肯认真倾听。
在《理智与情感》(1811 版)中,爱德华在遇见埃利洛之前,已经和斯蒂尔小姐露西订婚,面对真爱却无能为力。埃利洛对这段关系魂牵梦萦,但是爱德华作为一个君子,是绝不会在露西未提出退婚要求之前率先毁约。订婚需要严格遵守订婚规矩,然而即使没有求婚的形式也可以算作订婚。比如在《劝导》这部作品中,温特沃思上校承认他对路易莎的轻浮举止已足以使他不经意地成为“一个订了婚的男人”,只要路易莎本人认可。
这种情况放在当下你作何感想?男女之间暧昧的界限由什么来界分?
如果是一个 21 世纪版本的爱德华对现女友失去倾慕和爱意,又恰好遇到一位心动女郎,他势必无所顾忌地追求新欢。
相比之下,19 世纪的男性所受的教育以及文化规限他们遵守约定,具有绅士风度且礼貌。如今起到保障的,只是“一纸婚约”,感情的变化风云莫测。当然在奥斯汀时代,毫无夫妻感情而貌和神离地生活在一起的人,同样大有人在。
“一个女人到了 27 岁就不要奢望爱情的光顾了。” 这荒谬又天真的言辞出自《理智与情感》中 17 岁的玛丽安·达什伍德之口。
这句话似乎充满了暗示性。奥斯汀另一部作品,《劝导》的女主人公浪漫且大胆,这是奥斯汀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此时的作者正值 27 岁芳华。但是看现在的改写版——21 世纪的作家特罗洛普笔下的人物对年龄的敏感性避而不谈,是因为 21 世纪的英国已经在伴侣相处中,以完全自然的眼光和心态看待年龄了吗?
奥斯汀作品中,对于大龄的无情常常一针见血——无论是哪一部作品,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嫁出去的数字刻画不容忽视,其实奥斯汀在乎每一个数字的记录,像是一个精算师。放在今天,一个 17 岁的女孩嫁给布兰顿这个“年过 35 岁”的男人,掐指一算,加上一句,“年龄算什么,有爱啊。”仿佛爱情在 21 世纪显得非常尊贵,可以战胜一切。
年龄的敏感性分为“婚龄的最大值”(还要分为“男人婚龄最大值”和“女人婚龄最大值”)和“伴侣年龄的差值”。不过这些敏感性早被现代人抨击无数。只是在今天,依然会有“30 岁的女人”之争,反而,年龄再大的男人娶一个多年轻的女人也不为过,而女性如果嫁给比自己小很多的丈夫,则要被揣度、猜测是否有所企图。两百年来,我们对于爱情理解的进步之处在哪里?大家不过仍然是拴着年龄的镣铐起舞。
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这一点,奥斯汀深谙其意。有学者从“财产”角度对奥斯汀的小说进行总结研究,将各位绅士小姐农场主牧师的财产归纳总结,试算了一下 19 世纪的英国谈恋爱,结婚需要花掉多少钱。有趣的是,现代影视剧中鲜有给出明晰的数字,让观众有明确的概念。大多转化成有几辆跑车,几套别墅和学区房……
《劝导》中的温特沃斯上校年收入一千两百五十英镑,在海军服役期间积攒了两万五千英镑的财产,在当时属于富裕乡绅的级别。《傲慢与偏见》中,当达西先生一出场,伴着他绅士的脚步声,大家旋即被告知他的年收入有 1 万英镑。更别忘了科林先生在求婚时,将自己的财务状况对伊丽莎白·班内特小姐和盘突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男主角埃德蒙·伯特伦,也有明确的身价——作为一名牧师,一年 800 英镑收入。在《诺桑觉寺》中,男主角刚出现在舞厅中,就也有配角告知女主角,这位男士的家室怎样。
相比那个时代,我们会理所应当的认为,现在“财产问题”可以说是更直接了。事实上,和奥斯汀小说中的角色相比,当今的著作、影视剧中,人们更“羞”于谈论财产。很多温情脉脉的疗愈系电影中,收入并不高的男主角们依然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当然,那种生活,被称为“生活方式”。文学作品中,作家们沉浸于创新,似乎也在回避这种传统婚配故事。
但现实生活中,穷人家孩子不敢“高攀”富裕家庭女孩的现状似乎并没有好转。前几日,北京的那个相亲角,男男女女被划在不同的格子中,并很直接的对应起来。当然如果你是一位属羊的女性,在那张表中恐怕没有男生与你相对。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诡异,那些父母们(或者儿女自身),将自己的儿女像物品一样叫卖,尤其希望略有高攀;一边又要两人共同享有财产。那种商人渴望收回利益的属性加强了婚恋作为“市场”而不是“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呈现。
结婚似乎不再是基于爱情。可是奥斯汀的女主角们,在百般纠结后,在命运的巧合与个人抉择后,依然决定,或者说在作品中必然和真爱生活在一起了。因此也就有了达西先生和伊丽莎白美妙结局,也有了艾玛在乱点鸳鸯谱后,终得心上人。
我想这才是奥斯汀作品吸引我们,并依然吸引我们的魅力所在。虽然那个人很有钱,或者虽然那个人并没有多少钱,然而我们依然在一起,当然更多的时候,奥斯汀满足了所有女性的梦幻——那个年收入 1 万镑的达西就是爱我啊!
当代作家乔安娜·特罗洛普笔下的玛丽安没过多久就和威洛比上床了,尽管像要惩罚她似的,在这次欢愉之后,作者再也没有给她创造其他上床的机会。在 19 世纪的英国,任何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恋都是违背道德准则的。可是,奥斯汀的笔下,在未婚情况下,与威肯共度了一个半月时光的莉迪亚·班内特并没有受到惩罚。
成为“禁忌”的性行为,在其小说中均有出现。奥斯汀敢于刻意地塑造错误而忽略惩罚,就好像是在暗示她对于“性”与“爱情”的理解。二百年来,人们对于“性”的理解日趋开放,无论是佛洛依德的弑父情结,还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无论是作家还是编剧,如果一部作品里缺少了性描写或性镜头就仿佛一道佳肴缺少了调味剂,可以下咽却不美味。以至于英剧《皮囊》(Skins)中大量的性镜头毫不避讳并娱乐化地表达了英国青少年对于“性”的认知——混乱,随性,放飞自我。婚前性行为当然也不再值得大惊小怪。
感性描写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艺术作品中。宣泄情感不仅能彰显人物性格中隐含的一面,往往还能推动情节发展。成年人的成熟之处与未成年人相比,就是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克制地表达,或察言观色。在《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只大哭大闹过两次,一次是当她绝望地寻找着威洛比的时候,错过了威洛比的拜访;还有一次是她终于在一场宴会上遇见他了,而威洛比对她视而不见。但这两次描写,足以证明她对威洛比的在乎与重视。
来看看现代改编,“哦我的上帝,威洛比先生,您到底是什么意思?”乔安娜·特罗洛普笔下的玛丽安在作品第六页就爆了粗口,所以如果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她又会吐出哪些更激烈的言辞?
联想现在的某些电视剧,比如常常被编剧导演们塑造的迷之上海女性,大惊小怪是家常便饭,似乎冷静克制是外星人才有的品质,那些霸道总裁们迷恋的小公举们,也是哭哭啼啼走一路。
奥斯汀的成功之处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塑造并不完全依赖于人物之间的对白。“沉默”为人物的塑造创造了空间,为小说增加了张力。就算是《理智与情感》中性格暴躁的玛丽安和威洛比也不是从头到尾都腻腻歪歪的讲一些情话。可以说爱情在沉默的河流中涌动。
这关乎在不同时代中,人们如何表达。奥斯汀在表达中传递出了英式的克制,和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留白一样,在画面(声音)之外,自有更多想象空间。也成为了奥斯汀的魅力所在。
如今的表达被带上疾驰的轨道,每个人都在紧追紧赶,这场结束,还有下一场。两人的情感互动,没有缘起、等待、企盼、最终如愿或落空,一切都像吃泡面,讲究效率。浮躁的时代,浮躁的爱情,自然对应了浮躁的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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