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风清韵原创内容,欢迎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授权 。
上周六,央视综合频道《出彩中国人》半决赛收官,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高龄学霸”们惊艳亮相,《西南联大校歌》和《闪亮的日子》两首歌曲联唱热血又励志,仿佛把人带回了战火中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们靠着梦想和爱国情怀,在贫困中坚守着,保存下了中国最宝贵的人才储备。
空袭避难带上手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昆明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下子聚集了全国最多的知识精英。
战后的通货膨胀,使教授们的收入大幅缩水。政治学者张奚若曾在课上给学生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人还要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张先生话锋一转:“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在西南联大,无数的例子都在证明着张奚若的话。冯友兰的夫人自己做芝麻烧饼,梅贻琦的夫人则自制“定胜糕”,卖给学生或当地老板,补贴家用。法学学者蔡枢衡为了能赚外快,开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除了离婚案和一些很难打赢的案子,他代理各种官司。朱自清在昆明穿一件水牛皮色的毛毡,看上去就像是蓑衣。李广田路遇朱自清时,简直不敢相认。
▲朱自清
虽然联大教授维持生计固然不易,但从没有放松学术上的努力。1942年春天,雷海宗在云南大学讲了一次他独创的历史周期论,主办者林同济称赞说,“这真是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 8月,南开大学建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社会、经济、语言等各个方面都在研究范围之内,主要成员有南开哲学系兼历史系主任冯文潜、联大中文系的罗常培、闻一多等。他们在学术使命之外,还负责为云南政府新建铁路提供周边少数民族的情况。
一次空袭过后,社会学家李树青回到房间,发现已被窃贼偷得一干二净,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的20万字手稿。金岳霖对此是有先见之明的,每次跑警报都要拿着自己三十年的心血——《认识论》书稿。在小山坳中避难时,他就坐在书稿上。但终于有一次,这件宝贝还是被他给忘在了避难处,等到他回去寻找时,早就没了踪影。几十年后,金岳霖打趣说,“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 金岳霖
西南联大的才子
教授好歹有工资,而联大很多学生的家都在沦陷区,更是一贫如洗。好在当时西南联大不仅不收学费,还每月发给一些不必偿还的“贷金”,作为学生的伙食费。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联大数学系的系主任,但教授收入还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开销,怎么有钱供孩子上学呢?
在西南联大上学那几年,学校吃饭虽然不要钱,但伙食极差,还不管饱。1942年,何兆武在外面兼职做工,才稍有好转。那年秋天,为供应大一新生住宿,学校当局命令学生腾出宿舍,遭到青年教师们的反对。大一新生没有吃饭的地方,教室非常紧缺,所以有时候午饭时间也会安排上课。
有一个学生自1938年到达昆明,一直到1942年毕业时,他都穿着同一件长袍,且从来没有洗过,因为没有衣服换穿。另外一个那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一套军事运输单位发的制服,那是他在一次工作后所得。
1942年,杨振宁为取得西南联大的学士学位,需要提交一份毕业论文,于是找到吴大猷做导师。当时吴让杨看了《近代物理评论上》一篇有关群论和分子光谱的论文,从此杨被引入物理学群论这一领域。当年继续读研究生的杨振宁与张守廉、黄昆,被称为“物理系三才子”。
战后迁至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也是如此。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从沦陷区的燕京大学来到李庄,代表家人探望思成、思永兄弟。她初见林徽因,差点就认不出漂亮的嫂子了。那时林徽因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脸也都蜡黄的,只有一双眼睛还是那么美丽。梁思成和梁思永也都在病中,尤其思永的肺病已相当严重。傅斯年几次为他们申请政府资助,以帮他们渡过难关。
▲林徽因与梁思成
后方生活艰辛,但至少是一片尚未落入日军手中的土地,因而学者们相继西行。
这一年,世界局势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但落魄在中国西南的知识分子们,生活依旧穷困。不过这种物质的落魄却没有改变他们心向学术的精神,他们的斗志不减当初,他们不相信国家真的会沦为日本的附属,他们在为学术培育火种。
在西南联大这个聚集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地方,虽物质困窘但精神却富足的存在着,无论吃穿如何短缺,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却让他们感到满足。而这种安贫乐道和荣辱不惊,正是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所一贯追求的精神。
(参考资料:何兆武《上学记》、冯友兰等《联大教授》、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岱峻《民国衣冠》等)
上海办公室设计上海办公室装修 办公室装修设计 厂房装修办公室装修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