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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央视综合频道《出彩中国人》半决赛收官，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高龄学霸”们惊艳亮相，《西南联大校歌》和《闪亮的日子》两首歌曲联唱热血又励志，仿佛把人带回了战火中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们靠着梦想和爱国情怀，在贫困中坚守着，保存下了中国最宝贵的人才储备。
空袭避难带上手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昆明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下子聚集了全国最多的知识精英。
战后的通货膨胀，使教授们的收入大幅缩水。政治学者张奚若曾在课上给学生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人还要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张先生话锋一转：“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在西南联大，无数的例子都在证明着张奚若的话。冯友兰的夫人自己做芝麻烧饼，梅贻琦的夫人则自制“定胜糕”，卖给学生或当地老板，补贴家用。法学学者蔡枢衡为了能赚外快，开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除了离婚案和一些很难打赢的案子，他代理各种官司。朱自清在昆明穿一件水牛皮色的毛毡，看上去就像是蓑衣。李广田路遇朱自清时，简直不敢相认。
▲朱自清
虽然联大教授维持生计固然不易，但从没有放松学术上的努力。1942年春天，雷海宗在云南大学讲了一次他独创的历史周期论，主办者林同济称赞说，“这真是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 8月，南开大学建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社会、经济、语言等各个方面都在研究范围之内，主要成员有南开哲学系兼历史系主任冯文潜、联大中文系的罗常培、闻一多等。他们在学术使命之外，还负责为云南政府新建铁路提供周边少数民族的情况。
一次空袭过后，社会学家李树青回到房间，发现已被窃贼偷得一干二净，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的20万字手稿。金岳霖对此是有先见之明的，每次跑警报都要拿着自己三十年的心血——《认识论》书稿。在小山坳中避难时，他就坐在书稿上。但终于有一次，这件宝贝还是被他给忘在了避难处，等到他回去寻找时，早就没了踪影。几十年后，金岳霖打趣说，“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 金岳霖
西南联大的才子
教授好歹有工资，而联大很多学生的家都在沦陷区，更是一贫如洗。好在当时西南联大不仅不收学费，还每月发给一些不必偿还的“贷金”，作为学生的伙食费。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联大数学系的系主任，但教授收入还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开销，怎么有钱供孩子上学呢？
在西南联大上学那几年，学校吃饭虽然不要钱，但伙食极差，还不管饱。1942年，何兆武在外面兼职做工，才稍有好转。那年秋天，为供应大一新生住宿，学校当局命令学生腾出宿舍，遭到青年教师们的反对。大一新生没有吃饭的地方，教室非常紧缺，所以有时候午饭时间也会安排上课。
有一个学生自1938年到达昆明，一直到1942年毕业时，他都穿着同一件长袍，且从来没有洗过，因为没有衣服换穿。另外一个那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一套军事运输单位发的制服，那是他在一次工作后所得。
1942年，杨振宁为取得西南联大的学士学位，需要提交一份毕业论文，于是找到吴大猷做导师。当时吴让杨看了《近代物理评论上》一篇有关群论和分子光谱的论文，从此杨被引入物理学群论这一领域。当年继续读研究生的杨振宁与张守廉、黄昆，被称为“物理系三才子”。
战后迁至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也是如此。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从沦陷区的燕京大学来到李庄，代表家人探望思成、思永兄弟。她初见林徽因，差点就认不出漂亮的嫂子了。那时林徽因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脸也都蜡黄的，只有一双眼睛还是那么美丽。梁思成和梁思永也都在病中，尤其思永的肺病已相当严重。傅斯年几次为他们申请政府资助，以帮他们渡过难关。
▲林徽因与梁思成
后方生活艰辛，但至少是一片尚未落入日军手中的土地，因而学者们相继西行。
这一年，世界局势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但落魄在中国西南的知识分子们，生活依旧穷困。不过这种物质的落魄却没有改变他们心向学术的精神，他们的斗志不减当初，他们不相信国家真的会沦为日本的附属，他们在为学术培育火种。
在西南联大这个聚集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地方，虽物质困窘但精神却富足的存在着，无论吃穿如何短缺，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却让他们感到满足。而这种安贫乐道和荣辱不惊，正是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所一贯追求的精神。
（参考资料：何兆武《上学记》、冯友兰等《联大教授》、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岱峻《民国衣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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