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中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基本两分，在不同的理论或理路里，这两种分有不同的标示，如描述性与规范性，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我们说基因是怎么起作用的与
人是否都是自私的探讨的是两类问题，这很容易被想成是在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主张不能从“是”推出“应当” ——主张生物学是研究事实的，这类研究无法解决价值问题。但这不是我的主张，至少不完全是我的主张。
我们是否能够以及怎样能够从物事之所是推导出应当怎样做？这个“是与应当问题”被称作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
1 由于
是与应当这个用语会让汉语行文磕磕绊绊，我们下面采用另一组现成用语：
实然与应然。实然与应然论题通常在伦理学中得到讨论，但显然，这可以是一个远为广泛的论题。给定这个棋形，为什么就应该跳马？大船正在沉没这个事实怎么就过渡到了我“应当”上救生艇？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事实，还有处在事境中的人的欲望、愿望——正在沉没的大船上载的是要逃生的旅客，象棋有如此这般的规则和棋理而下棋人想赢棋，在这些适当的周边环境下，对怀有某种欲望或愿望的生物来说，实然导向应然。这杯饮料里有毒导向不应该喝它，但若我本来是要服毒自杀，这个事实就导向我应当喝的恰恰是这一杯。
从实然到应然引起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事实认知想成了其他认知的前提，实际情况却是，我们一开始总是联系着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认知事实，为了我们要做点儿什么去认知事实。我们要确认河水有多深，因为我们想知道能否涉水过河；我们要确认钥匙是否带在身上，因为我们到办公室得用钥匙开门。
确认事实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认知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成为另一些认知的前提，我们会说，先别忙下结论，等把事实弄清楚再说。不忙决定是否涉水渡河，先确定水有多深，不忙判断张三是否有罪，先去做DNA测试。确认事实是要不要涉水渡河或张三是否有罪的前提，但我们打算渡河、我们要找出罪犯，这些是搜集和确认事实的前提，并未搜集哪些事实及怎样确认事实提供了引导。
1 人们在怀疑能不能从是推导出应当的时候，把这一怀疑追溯到休谟那里，从而把这个问题本身叫做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不过，休谟本人未必会接受这个荣誉。这个问题，他只是在《人性论》第三卷第一章第一节末尾作为“附论”提到，其用意在于说明“道德并不是理性的一个对象”，其态度也是相当克制：他不曾断然认定不能从是推出应当，而是说，“应当”与“是”不是同一种关系，所以，在做这种推导时，“须注意并说明这一点，而且应当为这种看来不可思议之举——怎么能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那里演绎出这种新关系——提供理由”。参见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509-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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