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认为重复供述应当全部排除，认为后续供述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导致，是毒树之果。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产生了一种“绑定”效应，先前的非法讯问行为一经实施，其与后续的自白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难被切断，因而不存在不予排除的例外。
二是认为重复供述不应排除，认为重复供述并非派生证据，不适用毒树之果规则。且相关法律并未对重复供述作出禁止性规定，将其排除无法律依据。
三是认为应当区别对待，综合考虑违法取证手段的严重性、取证主体的改变情况、特定的讯问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排除。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是：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重复供述与前次非法讯问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畴。
第二，因个案具体情况不同，非法取证手段的影响、持续性效果也可能存在差异，重复供述与前次非法讯问获取的供述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重复供述不予考量一概排除，难免有“一刀切”的嫌疑，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第三，对重复供述一概不予排除，极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采取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非法手段取证，再经合法讯问取得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的策略，以此规避排除规则的适用，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架空，同时也丧失了其吓阻和遏制非法侦查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功能。
据此，我们认为在具体案件中，应当结合先前非法取证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诉讼程序的推进取证主体的变更等情况综合衡量重复供述是否自愿、可靠，有没有充分的证据排除被告人的供述存在被威胁的合理怀疑，从而决定是否排除重复供述。
就本案而言，侦查单位与审查起诉单位分别是两个市的人民检察院（指定异地审判管辖案件）。被告人郑祖文对收受贿款的有罪供述均是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侦查阶段作出，而在案件移交广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没有作过有罪供述，一审庭审时更当庭否认受贿的事实。由于郑祖文于2011年8月19日的第一次有罪供述是在被威胁下作出的供认，在侦查阶段取证主体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不能排除这种胁迫后产生的心理恐惧始终存在。
郑祖文在“不认则抓人（女儿女婿），认了就放人”的强烈心理恐惧下，存在身处同一侦查主体讯问期间不敢改变原来供认的可能，即在取证主体没有变更的情况下，郑祖文所受的精神胁迫制约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前后供述的关联度高。因此，不能简单以侦查阶段后续几次审讯表面上没有威胁行为就否定其供述受到前面胁迫手段的影响而予以采信，而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排除。
综上分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被告人郑祖文自认受贿的供述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不应作为定案依据。据此，在仅有行贿人的交代，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郑祖文犯受贿罪的证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一审虽然在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实施之前下判，但对把握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标准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规定是相符的。
撰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黄建屏、林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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