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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右边是李世民～《天下长安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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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恕我直言，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觉得：中国历史上422位皇帝，只有李世民有强迫症，有名誉洁癖，想当明君，于是给自己操人设立牌坊；其他皇帝都是真性情，从来没考虑过生前身后名的问题，你们后人读史喜欢指着我的鼻子骂昏君无所谓。
于是得出结论：明君都是立牌坊立出来的，只要牌坊立得好人人都可当明君？
拜托，学渣还总爱抱着一摞书泡自习室假装自己是学霸呢！
明朝那些言官看上去个个都比魏征NB，结果呢，把自己塑造成君明臣直的典范了么？
千百年后，魏征成了直言敢谏的代名词，牌坊们还是牌坊。
02
魏征对贞观之治的具体作用，“意识形态”方面的，比如抚民以静、力行节俭、盛世警钟之类的，历朝历代被官方强调的太多了，前面也已经有人回答过了，我就不说了。
来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魏征进谏的到底都是哪些方面的事：
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
上从之。
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
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
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
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
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来年为始乎！”
——《资治通鉴·唐纪八》
原文比较长（通鉴算是简写了，《魏郑公谏录》更长），看标红的三处就行了。
魏征在这里一共说了三件事：
起因是李世民即位之初认为国防兵力不够，下诏将16~18岁的“中男”体格健壮者一并征召入伍，敕书传到门下省，被给事中魏征驳回了四次（资治通鉴“至于数四”，魏郑公谏录“敕三四出”）。
李世民召魏征来问话，魏征不仅不听命，还牵扯出了之前的两件事：
下诏免去民间拖欠官府的一切债务，却依旧命令有司追讨当年秦王府的旧账；
下诏“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然而不久之后又宣布已经缴纳租税、服过徭役的地区从明年开始算起，老百姓从“老幼相欢，式歌且舞在路”到“道路之人，咸失所望”（见《魏郑公谏录》）。
03
应该说这三件事，李世民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李世民自己16岁从军18岁当统帅，自然认为点征中男入伍是可行的；
刚当上皇帝，一时身份转换不过来，不想放弃秦王府的私产也情有可原（当时要是有谁真的相信秦王府的势力受国家控制那就见了鬼了，魏征作为政斗失败者居然敢提这事也是够有勇气）；
至于免税复征一事，李世民登基是在八月，确实有很多地方已经交过税服过徭役了，将这些租调（粮食布帛等）退回去会产生大量的行政成本，徭役更是没法退，连魏征都承认“今年白丁多已役讫，若従此放免，便是虚荷国恩”，因此从明年开始一并折算是李世民能够想到的最简洁有效的办法了。
然而李世民的这些考虑，有着明显的“从自身角度出发”的局限性：
最后魏征回到了主旨，认为李世民这样单方面的考虑会失信于天下：先是收了本该免去的宿债租税，又继续点征中男入伍，是不是要让老百姓觉得国家的政策就是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然后推着推着就没有然后了？
最终，李世民在魏征的坚持下收回了诏敕，停止点征中男入伍。
每个人在思考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魏征能够帮助李世民突破这种局限性，这就是所谓的“兼听则明”。
04
我们应该佩服魏征此时的眼光，古代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朝令夕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整个贞观前三年，霜灾水灾蝗灾不断，而李世民能够达成“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四海士庶，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敦仁慈之俗”的局面，应该说魏征是立了大功的。
李世民亦承认“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征之力也。”
说完了魏征，再来看一下贞观其他谏臣的画风：
孙伏伽成天劝李世民不要打猎，
马周成天说李世民对爸爸不好，
虞世南教李世民不要写艳诗，
王珪不是讽刺李世民将籍没入宫的罪女据为己有，
就是批评李世民不该让雅士名臣教女乐…
跟上面魏征劝谏的事儿比一比，不说这些明显更务虚的人是牌坊，非要说为国立信、为民谋福的魏征是牌坊，这什么毛病？！
（当然了魏征鸡毛蒜皮的事也不少吧，可是人家大事不虚啊！）
05
那么有没有人把魏征当牌坊呢？
有啊，不是李世民，是后世的那些腐儒（包括一些文史砖家），觉得魏征成就高又敢喷皇帝，满足了自己对于“帝王师”的想象，于是就忽略了贞观之治的其他因素，过度拔高“纳谏”的作用，把魏征打造成了自己的牌坊——人家魏征亲口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为什么非得偏信他魏征的呢？
比如在是否出兵高昌的问题上，李世民就没有听魏征的：
群臣谏以行万里兵难得志，且天界绝域，虽得之，不可守。
帝不听。
捷书闻，天子大悦，宴群臣，班赐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县之，号西昌州。
特进魏徵谏曰：'……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办装资，离亲戚，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国费，所谓散有用事无用。'
不纳。
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
——《新唐书·列传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
当时位于西北要道上的高昌勾结西突厥，阻挠西域各国贡道，恃其偏远，认为唐军不敢进攻。
李世民力排众议，发兵数万出其不意一举攻灭了高昌，实现了“御敌（西突厥）于国门之外”的战略目标，丝绸之路上从此有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传说和威震四方的安西都护府。
但是，高昌之战胜利后，前线将领侯君集、薛万均等人犯了未经奏请而私取财宝美女的错误，致使手下争相效仿，影响十分恶劣。
因此在当年的官吏考核中，李世民把全体西征将领都给挂了。
06
这个时候，负责审核考课成绩的魏征又出来说话了：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公省其当否，有所疑者，辄于状傍注帖。西行诸将并不得考。
公乃谏曰：“臣闻采尺璧者，弃其微瑕；录大功者，不论细过。西行诸将，虽无大功，君集万均，克平寇乱，不辱国命，跋涉艰阻，来往二年，考其勤劳，与在家者不异。若使人无怨讟，亦不可劝勉将来。臣愚以谓，西行诸将，君集万均以外，五品已上，有功勋、无罪殿者，其考请，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劝后人。”
太宗従之。
——《魏郑公谏录·谏西行诸将不得上考》
魏征认为西征诸将为国征战两年，付出的辛苦一点也不比在京官员少。除了侯君集薛万均这几个“主犯”之外，其他有功勋、无罪过的将领不该受到牵连，对于他们的考课结果需要重新斟酌——看到吧，魏征从来不会像后世的腐儒那样，搞重文抑武、儒生治军、仗着笔杆子标榜自己政治正确的那一套。
说实话，我要是李世民我都想怼魏征一句：当初反对打高昌的是你，现在打高昌的将领犯了错误替他们说话的还是你，横竖好话都让你给说尽了，朕里外不是人？
然而这一次，李世民听从了魏征的建议。
因为李世民认为当初魏征反对打高昌是为了民生，是出于公心；
现在魏征替西征将领说话是为了赏罚公正，也是出于公心。
这样的两个人，真是不知道比说他们是牌坊的那些人高到哪里去了。
07
跑个题，下面分享一段李世民于贞观初年所写的读书笔记《金镜》中的话：
背道违礼，非惟损己，乃为贤人之所笑；
卑身励行，实为君子，又为庸夫之所讥。
越品进官，其类必为深怨；
偏与人语，众望以为曲私。
任使贤良，则谓偶得；
委仗庸夫，则言愚闇。
言数则谓太繁，辞寡则讲道薄。
恣情忿怒，则朝野战栗；
留心宽恕，则法令不行。
——《全唐文·卷十》
原文不长，翻译如下：
如果违背道德礼教，就会被贤人所耻笑；
如果切实地去实行君子之举，又要被庸人所讥讽。
如果公开越级提拔某人，必定会被他的同僚所深深怨恨；
如果私下说说亲近一下，则舆论又会认为我偏心曲私。
任用了一位贤良，会被说成偶尔得到的。
委任了一个庸才，就会被说果然是这样愚蠢的昏君；
话说的太多会被批评政令繁琐，说的太少要被讲成刻薄寡恩。
如果放纵情绪任由喜怒，则朝野上下会战栗不安；
如果注意心态多行宽恕，则法令不能有效地执行。
总结一下就是：杠精无处不在。现在各大历史论坛的杠精有多少，当年的贞观君臣就是从多少杠精堆里杀出来的！其实不只针对李世民，就网上常见的对古人的各种解读，“新观点”也好，“阴谋论”也罢，仔细回想对照一下，是不是都能在上面这段话中找到影子？
回到魏征是不是牌坊这个问题，恐怕身为执政者的李世民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排除这种是非议论对自己的影响，甄别出哪些提议是值得采纳的，制定出真正对国计民生有利的政策。
怎么做都不能阻止人家议论你，有功必有锅，李世民在贞观初年刚上台就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一代圣君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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