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帕斯卡尔·贝弗利·兰多夫的照片由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罗德尼·普尔（Rodney Poole）在1874年拍摄。©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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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魔法、黑人解放、性别流动性、星际精神世界——这些只是帕斯卡尔·贝弗利·兰多夫全情投入的几个主题。他是一位神秘主义思想家，相信多种族身份赋予了自己“特殊的精神力量和不可思议的多面性”。本文作者劳拉·兰格·科恩研究了兰多夫那些晦涩作品中被忽视的政治学内容，以及他一再受挫的行动主义信条：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之上和之下，其他世界的梦想如何反映未实现的解放承诺。
帕斯卡尔·贝弗利·兰多夫（Paschal Beverly Randolph，1825-1875）出生在曼哈顿五岔路，母亲是黑人，白人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离开了他。兰多夫在贫困中长大，6岁时母亲死于霍乱，更是加深了他的贫困处境。度过四处漂泊的艰苦童年后，他开始在往来于新英格兰、古巴和英国之间的船只上工作，之后开始讲授招魂术，并以出神灵媒的身份公开表演。
然而，1858年，他又公开与唯灵论者决裂，理由是他们的种族主义、伪善外衣下的激进主义，以及对非物质世界的狭隘看法。
在一系列演讲中，兰多夫攻击了彼时顶流唯灵论者的特点，嘲笑他们的出神表演是“杂耍”（或者更糟，是恶魔附身），斥责他们“改善世界的行径”虚伪，并抨击他们的一些核心信条，比如安德鲁·杰克逊·戴维斯（Andrew Jackson Davis）推崇的“只有特定的灵魂才会不朽，而且所有灵魂都不坏”。
兰多夫总结道：“我的罪行就是这副皮囊。”他指的是自己的肤色。兰多夫还自述道，在一次惨痛的自杀未遂经历之后（也有可能是他在其他场合解释的，一段因埃及大麻引起的变革性经历），他最终将招魂术抛在了身后。
当西方神秘主义学者不知如何定义像兰多夫这样“肤色为茶色的神秘学学生”时，经常把他们的知识解释为种族的力量，将他们的神秘学知识源头归结于东方、古巴比伦、波斯、埃及、亚洲或阿拉伯等地区。兰多夫也不排斥这种人造的异国风味且以此为自己的卖点，但他也以自己的种族身份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在哲学和政治上颇为复杂的神秘主义理论。
“我把我的成功——精神上的——归功于我的血统。而血统，也正是我苦难和贫穷的源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度过了他最多产的两年。在那里，他见识了该地区丰富多彩的非洲侨民宗教生活。尽管他在一次演讲中吹嘘自己揭露了“新奥尔良的整个巫毒部落”，但他也承认“我的很多知识都来自巫毒部落中的某位女王”。在其他场合，他会引用伏都巫术和奥比巫术，并夸耀他从“路易斯安那混血儿”那儿学到的秘密。
兰多夫自我鉴定为一种叫作“sang mêlée”的混血儿——殖民知识分子莫罗·德·圣梅里（Moreau de Saint-Mery）原本用这个术语形容那些非洲血统最少的混血儿，但兰多夫很奇怪地使用了这个术语的女性化形式——认为正是这种身份赋予了自己“特殊的精神力量和不可思议的多面性”。兰多夫认为，既然自己的身体是多重种族身份的结合，那就应该继续整合其他不寻常的身份。
尽管兰多夫有时坚称“我身上没有一滴非洲大陆的血液，也没有一滴纯黑人的血液”，但在他的生命之旅中，越发认同黑人的斗争。美国南北战争开始时，他为联邦军队征募黑人军队。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他在路易斯安那州自由民局学校担任教师和代理人，参加了重要的黑人大会和共和党大会，并担任《盎格鲁-非洲人周刊》（Weekly Anglo-African）记者。
但在这些已建立的机构内部，兰多夫也在发展一种他称之为“棱角和非正圆”的秘密练习，L.H.斯托林斯（L.H. Stallings）描述其为“时髦黑人怪客”的行径。
兰多夫围绕他对玫瑰十字会的独特理解建立、组织了一系列秘密社团。玫瑰十字会是一种内部人士才懂的宗教运动，声称要保存一个神秘古老团体的智慧。兰多夫还梦想建立更多这样的秘密社团。兰多夫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与第一任妻子玛丽·简·兰多夫（Mary Jane Randolph）和第二任妻子凯特·科森·兰多夫（Kate Corson Randolph）——他的这两任妻子都是天赋卓绝、实力超群的通灵业从业者——共同自行出版的。
在各种手册、小册子、小说、报纸文章、声明、史志作品、语言夸张的回忆录、印刷出版的“私人信件”、手写稿件等文本中，兰多夫教授好奇的学生们一种可以自行尝试的神秘学实践，利用他们自己的身体——通过学习、性和药物——与精神世界建立联系。
然而，在19世纪末，这种精神性幻觉魔法的福音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获得，更不用说黑人了。兰多夫一生都在与种族主义（这是他深刻内化了的东西）、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以及持续存在的人生局外者之感作斗争。即使涉及自己的理论，他似乎也在相信和怀疑之间摇摆不定。
1875年，49岁的他开枪饮弹自尽。
然而，一系列转折性事件实现了兰多夫最宏伟构想中的一部分。在他死后，他的作品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神秘主义的繁荣。像通神学会、卢克索赫尔墨斯兄弟会和金色黎明赫尔墨斯协会这样的公众记忆更深的神秘主义团体，纷纷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形成。这类团体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兰多夫的思想。
美国玫瑰十字会成员R.S.克莱默（R.S. Clymer）尊兰多夫为他这个团体的创始人，哪怕克莱默的描述大大简化和规范了兰多夫的信念。整个20世纪，克莱默的哲学出版公司、加利福尼亚出版者健康研究公司以及美国、南美洲和欧洲的其他神秘主义团体和新时代出版公司都在继续重印兰多夫的著作。
地下精神世界
兰多夫宇宙观的具体细节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各有不同，但或许可以用弗雷德·莫滕（Fred Moten）的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认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归宿，那就去XX它吧。”
兰多夫一般认为，所有生命都起源于“单子”，上帝的思想像一种神圣微粒一样散布在宇宙中。有些仍然是非物质的，有些抵达了物质世界（包括地球），嵌入地表下的岩石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它们依次按照地质、植物和动物的形式物质化，最终成为人类的灵魂——这是一条从地外世界到地表之下再到人类的演化轨迹。
人死后，灵魂会前往精神世界中的一个成分不均一的庞大系统——一部分位于行星周围的环，一部分位于包裹所有星系的区域，还有一部分甚至还在上述区域之外——并抵达与他们的精神发展相对应的位置。
灵魂可能会被困在着陆的地方，也可能会继续精神发展的过程，穿过精神世界的“中间状态”，到达难以想象的灿烂“灵魂世界”。
兰多夫对这些天空区域的划分标准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变化。有时，他用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术语来描述它们，断言非洲人、美洲原住民和一些亚洲人的灵魂居住在精神世界中较低的区域，而且几乎没有机会离开。其他时候（有时甚至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宣称，世俗分类在来世生活中会消解。
他在《死后；或者说脱离肉体的人》（After Death；or，Disembodied Man，1868）一书中写道：“在那里，纽带、血缘、种族或家庭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说一文不值。”兰多夫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宣称“精神世界的优质住所”主要属于有色人种：
在描述精神世界时，兰多夫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复制阻碍了他的尘世分类；二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的种族思想令他痛苦地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摇摆。在后面这些例子中，精神世界不仅提供了一个摆脱白人至上主义的出口，更是提供了一种永久性的纠正方案，它能凝聚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种，在世俗地球之外享受支配人生的快乐。
兰多夫详细描绘了精神世界的各个球体、分层、区域和分部，包括其独特的环境、建筑和文化机构。他解释说，每个球体的外观都对应着其居民的精神发展，因为它们是“诸多灵魂的投射，这些灵魂住在一起并创造自身风格和环境”。
兰多夫在此说得相当直白：在精神世界中，“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固有的生命力、形式、份额和连续性。”简而言之，精神世界是由可感知的思想构成的。因此，它们既包含我们熟悉的动物生命形式，也包含“完全不同的”、体现“某些突出而正面的爱、原则或感情”的形式。
人类的灵魂看起来与尘世间的人无异，但体内没有血液，“只有一股纯净、白色或无色的电流”流过。他们穿着衣服，没有坏牙，也没有口水。他们利用磁效应在太空中移动。他们有建筑、城市、学校、艺术、音乐，还有比我们更多的“乐子”。
他们的性生活质量也比我们更高，因为“在那里，只有在那里，才能完全了解情欲隐匿在最深处的奥秘，才能感受到更强烈的欢愉”。灵魂也会结婚，但这种婚姻并不依赖于“法官、牧师或祭司”，“只要婚姻双方彼此愉快、彼此满意、彼此吸引，就能维持下去”。
为了寻找语言来描述我们熟悉的世界和神秘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兰多夫把目光投向了地下。具体来说，兰多夫设想星际精神世界位于现实世界的地下。他承诺，通过神秘学的研究和实践，人可以“通过自我努力或其他方式培养从外部现实世界地面下坠、落入地下精神世界、然后又返回的能力”。
兰多夫在著作中多次使用“从外部现实世界的地面下坠”描述实践神秘主义。
在这样的描述中，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既享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又能体现外在上的相似性，因而似乎引起了他的共鸣。不过，兰多夫也借用地下世界的描述解释精神世界其实是内在的，它埋藏在人的灵魂之中，因为“你所在的深渊、迷宫和最隐秘的居所”本身就蕴含着宇宙的某个缩影。
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兰多夫来说，灵魂在地下区域出现并不是隐喻。在兰多夫看来，地下世界的确是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
在《与死者打交道：人类的灵魂，它的迁移和转世》（Dealings with the Dead: The Human Soul, Its Migrations and Its Transmigrations）一书的前半部分，兰多夫借一个名叫辛西娅·坦普尔（Cynthia Temple，以兰多夫为媒介出现）的无实体灵魂之口描绘了他们通往未知世界的路径。坦普尔重点讲述了她死后体内的“灵魂本原”是如何“迅速沉入自身庞大洞穴中最深邃的一大迷宫”的：
进入自己的灵魂之后，坦普尔便发现自己身在“灵魂世界”。那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她与她的灵魂伙伴们——包括一个古埃及国王和一个名叫托托莫（Thotmor，让人羡慕、嫉妒的名字）的玫瑰十字会教徒，托托莫后来成了她的爱人——一道拥有了强于现实世界的感官体验。
正如兰多夫在其他地方描述的那样，这个“无边无际的神秘领域”揭示了地球上现实世界的存在只是那个大到难以想象、完全捉摸不透的精神世界的“外部领域”。
性魔法群体
与此同时，兰多夫又用地下术语将神秘主义概念化，并且努力将神秘主义发展成地下运动。在艰苦和不安生活的推动下，兰多夫在美国各地奔波，建立了一系列以他对玫瑰十字会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秘密社团：1861年在旧金山成立的三重秩序最高大分会，19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在波士顿成立的玫瑰十字会俱乐部，1874年在纳什维尔成立的尤利斯兄弟会，以及1874年年末在旧金山成立的最高大分会的另一个化身，也就是现在的三重秩序。
这些组织之间的确切关系仍然不清楚，但兰多夫一定把它们都框定为彼时主流神秘主义圈子（对兰多夫很不待见）的替代品。
“被那些自1848年以来就与我一起工作的人排斥，每一步都遇到忘恩负义之徒。于是，我只能欣然接受大多数人的排斥，以换取同少数人的良好友谊，”兰多夫宣称，“但这些友人终究也不是那么少，因为我们的思想者兄弟会规模每天都在扩大。”
兰多夫心心念念的“思考者兄弟会”很可能只是他的幻想，实际并不存在。这些神秘主义团体坚持时间最久的，也就维持了几个月，兰多夫的传记作者约翰·帕特里克·德韦尼（John Patrick Deveney）甚至想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若是，又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除了建立秘密社团之外，兰多夫还试图通过私人作品（提供邮购）建立一个虚拟的神秘主义地下组织。如今还能广泛查阅的兰多夫出版作品都暗示了这一点，但这些作品本身并不属于当时提供邮购的私人作品。
兰多夫在插入的声明、脚注和出版商广告中大力推销了他的保留项目：小册子、“私人印刷信件”、手写稿件、口诀和揭示“无法在印刷作品中很好呈现”的秘密的通信记录。像“金色的字母”、“真正的东方秘密”、“安萨雷蒂的秘密”、“尤利斯的秘密”和“金色的秘密！”这样的教学式文字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利用自己的性能力，结合良好的饮食，草本药物，磁铁和镜子等设备，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来锻炼超自然能力。
兰多夫经营秘密邮购业务可能是为了牟利，但是，他的大多数“私房文本”售价都很低（有些甚至都不要钱），因此，牟利这个动机似乎不够充分。兰多夫这么做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审查，尤其是在1868年纽约州通过了一项禁止出售淫秽材料的州法律之后——实际上，这项州法律的通过又促使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在1873年成功游说国会将通过美国邮件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列为非法。
而兰多夫是一个写作内容涉及性的黑人，这很可能让他成了州政府特别关注的对象。而事实上，作为黑人，他写的是性如何“给地球带来革命性变化”，这种内容只会加剧他的危险处境。另外，兰多夫也可能认为，这种地下写作是实现“社会底层民主”的最佳途径——他认为真正的性知识属于社会底层人民——通过地下作品可以绕过“上层”主导的新闻媒介，他们的“无数报纸”传播的“性主题知识都显得很无知、令人作呕、应该受到谴责”。
不过，除了充当实现目的的工具之外，兰多夫作品在地下流通的现实与其性魔法内容似乎呈现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地下流通，为政府禁止，更是提供了这些内容的神秘性。
兰多夫以性为主题的作品经常明确针对异性婚姻夫妇的个人需求，但这种论述与他赋予性活动的权力以及他关于性别和性的思想的包容性相冲突。“我自始至终都相信爱”，兰多夫宣称，“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帮助每一个男人、女人和跨性别者赢得、获得、强化、深化、净化、巩固和保持爱，会帮助所有人做到这些。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我绝不是开玩笑！”
另一方面，他认为尘世的性别身份是“暂时的——受限于灵魂持续期间在宇宙多边形中划过的弧线”，在他看来，上帝既是男性也是女性。
因此，当兰多夫同时教授“女性化”和“男性化”的神秘实践时，它们对应的不是实践者的性别认同，而是实践者希望施放的力量类型。兰多夫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围绕着男性和女性的力量组织起来的，但他认为世俗的两性差异概念是一种诡计：“不要认为所有长着阴茎的人灵魂也都是真正的男性，也不要把阴道看作灵魂是女性的标志。”
兰多夫的理念与本杰明·卡汉（Benjamin Kahan）所说的“肉体与灵魂错配”异曲同工，因而卡汉认为他是“第一个性颠倒理论者”。
性颠倒理论是诞生于19世纪末的性学理论，它把同性之间的欲望解释为外在的性别与内在不同。不过，我并不十分肯定能否将兰多夫的思想纳入性学的分类。他对性的看法超越了性颠倒理论的二元模型，延伸到“中间性”、可变性，以及在一个身体中同时保有多重性别主体的可能性。
此外，正如西沃恩·萨默维尔（Siobhan Somerville）观察到的那样，兰多夫全面排斥生理性别划分，而性学理论则试图具象化生理性别的差异，两者截然不同。兰多夫通过“一种种族化倾向”来污名化“性别感知的模棱两可”。兰多夫对性的思考似乎并不处在新兴现代性学的框架内，而是在现代性学的阴影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性爱实践。
兰多夫的观点也不同于当时最著名的性异议运动，也即自由性爱运动。在19世纪末，主导这项运动的事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性自由是个人主权的一种表达。相反，兰多夫回顾了自由性爱的早期化身——19世纪50年代的傅里叶主义乌托邦社区，在那里，“激情吸引”组织了新的情爱和社会生活形式。
更具体地说，兰多夫的性理论扩大了他的灵媒理论。他认为灵媒并不必然要求自己屈服于灵魂的方向（“屈服于灵魂的方向”是大多数唯灵论者秉持的观点），而是一种“奇怪的混合”，通过这种混合，灵媒可以在一个身体中持有“混合身份”。
反过来说，这两种理论似乎也都与兰多夫的信念吻合：兰多夫称他的身份是“复合人”（种族上复合），这种身份增强了他实践超自然交流的资格。而性则为这种交流提供了最广泛的可能，因为“灵魂力量和性力量是相互依存的”。
通过培养性能力，实践者可以接触天堂的力量，并使用他们的“力量、知识和能量”。然而，这只能发生在“那一刻，那一瞬，也就是神圣的、充分的、相互的和纯粹的性高潮，或者三种液体和两种光环的喷射——也就是前列腺液、精液和女性体液或产后恶露”。换句话说，相互性高潮打开了通往宇宙的临时通道，使人类与灵魂相连。
兰多夫的性魔法承诺实践者拥有一系列尘世福利，包括更大的快乐、健康的身体、有保障的情爱，赋予妇女权利，和生育智力优越的孩子。不过，在他的地下出版物中，兰多夫揭示了性魔法的真正价值不止于此。他在《亚细亚之谜》（The Asiatic Mystery）中断言：“教会和婚姻的存在是一种压抑手段——抑制灵魂系统的扩张。永远相信情爱，与世界为敌！”
兰多夫预言，一旦实践者激发自身潜在的力量，将“让全球发生革命性变化”，“告别当前文明的许多模式、情绪、意见、感情、思想和程序”，并迎来“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兰多夫的黑人革命预言
兰多夫的神秘主义是非常全面，也非常超脱，似乎完全与世俗事件无关。然而，他最多产的写作岁月也正是一段热烈的政治激进主义时期。
当时，兰多夫为联邦军队招募黑人士兵，帮助成立了全国平等权利联盟，提倡开设自由人学校并亲身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自由民局学校教书，参加各种有色人种大会，还通过演讲和写作支持这些事业。约翰·帕特里克·德维尼（John Patrick Deveney）形容这项工作“几乎完全脱离了兰多夫通常关注的神秘主义”。其他学者也同样倾向于认为，兰多夫的神秘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是他人生中的两条独立轨道。
不过，他的神秘主义作品也同样提及反黑人暴力和黑人解放的愿景，就像为有色人种争取权利的事业也同样内刻在灵魂中一样。这些例子促使我们思考隐藏在兰多夫神秘主义外衣下的政治学观点——特别是考虑到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想屡次受挫——促使我们试着理解他的“世界剧变”、加入其他世界之梦，以及他那些未能实现的黑人解放愿景。
要了解兰多夫神秘主义地下作品与他的后解放政治观点之间的联系，就得研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的变迁，那就是：“我们或许还会幸福！”在兰多夫的神秘主义作品中，这是一种圈内人才能理解的知识的表达。
在《拉瓦莱特的奇妙故事》（The Wonderful Story of Ravalette）中，这句话出现在所有具有通灵天赋的人物口中，并且也是进入神秘主义秘密社团神秘兄弟会的“口诀”。在另一部小说《汤姆克拉克和他的妻子》（Tom Clark and His Wife）中，他把这句话视为自己的“座右铭”。甚至，兰多夫还把这句话作为《尤利斯！》第二部分的结尾！但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兰多夫还在另一个背景中反复使用了这句话，那就是1864年在锡拉丘兹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大会。
这次大会推动了全国平等权利联盟的成立，聚集了那个时代的许多黑人政治领袖，包括提名美国副总统总统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亨利·海兰德·加内特（Henry Highland Garnet）、威廉·霍华德·戴（William Howard Day）、弗朗西丝·埃伦·沃特金斯·哈珀（Frances Ellen Watkins Harper）、J.W.C.彭宁顿（J. W. C. Pennington）、约翰·默瑟·兰斯顿（John Mercer Langston）、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和杰曼·洛根（ Jermain Loguen）。
我们想知道其他代表是如何看待兰多夫的，后者在反奴隶制会议上赢得了煽动者的名声，他总是更热衷于证明自己“莽撞且古怪”的性格，而不是推动反奴隶制运动。即使在他通过文字大肆渲染自己如何疏远白人时，他偶尔也显得同时在积极地疏远黑人。与此同时，全国有色人种大会提出的决议“促进一切与井然有序和有尊严的生活相关的事务”会给一个性魔术师留下什么空间？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南北战争结束，重建时期开始——兰多夫搬到南方参加重建。他为黑人建立了一种新的革命命运愿景。在《死后；或者说脱离肉体的人》一书中，兰多夫完整描述了“脱离肉体、脱离世俗生活的人们构成的世界”，构建了一个世界剧变甚至毁灭的预言。
严格来说，兰多夫所说的“脱离肉体、脱离世俗生活的人们”指的是逝者死后的灵魂。但是，这种描述特有的否定结构，暗示着对“人们”以及“人们”这个词本身做的一些事情，再加上这个表述针对群体而非个人身份的内涵，也让人联想到黑人在“奴隶制来世”中的处境，借用赛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说法——贯穿全书的种族暴力内容强化了这种联想。
兰多夫撰写《死后》一书时正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自由民局工作。起初，他在新奥尔良教书，然后试图在西部农村地区创办新学校，同时为《盎格鲁-非洲周刊》和《宗教-哲学期刊》（Religio-Philosophical Journal）记录了自己的经历。这份工作极其危险。
1866年7月30日，兰多夫身在新奥尔良，当时，一群武装白人暴徒在警察的支持下，袭击了一群黑人和白人激进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新奥尔良大屠杀。兰多夫告诉《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如果地狱还能比新奥尔良更糟糕，那我同情那些被诅咒的人。”农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作家埃德蒙尼亚·古德勒·海格特（Edmonia Goodelle Highgate）当时在距离兰多夫仅有20多公里的地方教书，她回忆说，白人至上主义者朝她和学生开枪，“这里的叛军扬言要在一个月内烧毁我寄宿的学校和房子。”
虽然兰多夫其他作品的政治色彩往往隐藏在表面之下，但他明确地将《死后》一书的主旨框定在他为自由人局工作时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那些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恐吓的经历。他解释说，这种环境塑造了这本书的理念：
《死后》一书到处都在提醒读者这部作品的创作环境，冷不丁就把读者从瑰丽的精神世界带入了这本书的阴森场景。“1866年5月12日，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圣马丁教区圣马丁斯维尔奥古斯特·兰德里（Auguste Landry）的木匠店，写作本书的第一版。”“我现在在圣马丁斯维尔的谷仓里，写下读者眼前的这行文字。”这些连接圣马丁斯维尔和灵魂世界的神秘通道表明，兰多夫对死后生活的想象可能反映了他当时想逃离现实世界的迫切愿望。
在《死后》一书的下半部分，兰多夫的这种幻想更进一步，不仅描绘了逃离现实世界的愿景，更是塑造了现实世界的“剧变”。此处的“剧变世界”既是字面上的、地球上的，也是社会上的。兰多夫在他1863年的历史-神学-地质研究作品《亚当之前的人》（ Pre-Adamite Man）中特别提到，他认为史前世界被一场大灾难撼动。在这场大灾难中，“地球内部的熔融物质因受到扰乱而吐了出来……一百个火山口喷出了火和火焰。”
不过，他也补充说，自从写完《亚当之前的人》——也就是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颁布的5年后——“我已经确信，我们有可能在'任何时刻’再次遭遇这样的灾难。”他预言，很快就会有“一群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北极下沉，南极上升”，地轴也大幅倾斜。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暴风雨、地震和火山爆发”，地球的各个部分“将会先下沉，然后再次被抛起”，“山脉将被夷为平地”。在这场骚乱中，“地球的内脏将彻底翻出来”，“黄金、白银、宝石和各种稀有金属都会被大量抛至地面，数量之巨将使得它们再也无法充当资产价值的标准。”
千禧年预言在19世纪末并不少见，《死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用作者亲身经历的白人至上主义暴力行为来构建大灾难。这些事件，连同兰多夫关于“我们对大灾难负有责任”的新理念，似乎将地球即将发生的剧变与黑人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生效后仍旧不自由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多夫的作品中，即将到来的大灾变，以及它最终开创的更美好世界，总是与地下精神时间一同出现。当兰多夫总结说“地球正在孕育新的、更好的孩子：她分娩的是恐惧，但整个家族会是欢乐的！”的时候，他其实是把地球的妊娠想象成内部力量的活跃。这种力量将在地球之上塑造全新的社区。
我们可以把《死后》中描绘的地球剧变场景解读成兰多夫对神秘主义地下世界的构想：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与地外世界接触，“对抗现实世界”。然而，当兰多夫在五年后出版《死后》的修订版时，这种地外天体引发的大灾难已经消失了。他改写了这一预言，预测美国的未来会是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改良共和主义”。
他断言，“印第安人”和“不幸的多种族混血儿”注定要“灭绝”，美国白人将“为宜居地球制定法律”（不过是出于善意），“国家将自由地赋予黑人广阔土地”。在1875年年底之前，“精神（世界）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切实外显”，“特别是在南方各州的黑人中，他们会以近乎疯狂的热情，向西南部的天堂进发”。兰多夫发誓：“如果那一天，我的灵魂还在身体里，我会成为他们的隐士彼得，与他们的命运相连。”
在1867年版的《死后》中，末日狂热和世界剧变情节已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黑人精神力量强大的前景。从这一愿景中，我们能看出兰多夫对重建的信心。不过，在他对白人统治全球的预测中——消灭原住民和多种族混血儿，黑人被放逐到沙漠中，与“我们上方和周围的神秘世界”交流——我们很难不听到绝望的声音，无论白人的统治有多么和平。
兰多夫的结论是，“各个种族永远不可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他展望了美国政府指导的殖民计划，该计划与19世纪初白人领导的美国殖民社会将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送往西非的努力非常相似。随着地下世界被新的疆域取代，兰多夫不再考虑以摧毁的方式重塑现有世界，他只想安静地待着。在这个没有经过剧变的未来，“正义这个词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意义”，不是在它被颠覆的时候，而是在黑人“打开新的大门”进入其他世界的时候。
文/Lara Langer Cohen
译/夏冰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the-emancipatory-visions-of-a-sex-mag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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