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词哪个更优美，这是一个很空泛而难以回答的问题。
那么我们暂且放下这个问题，先看看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先说词，词是配合音乐的一种文学，全称是“曲子词”，简称“词”。从“曲子词”这个名称上我们就应该知道，“曲子”即道出了词的音乐性，所以在很早以前，人们又称呼“词”为“曲”，或者“子”。其实现在我们从一些词牌上也稍微可以瞧出一些端倪，比如有词牌“更漏子”“南乡子”之类的，本意上就是“夜曲”“南方曲”。
再来说诗与词的区别。其实从广义上来讲，词是诗歌的一种。从音乐属性来讲，其实“词”属于“乐府”诗的一种，乐府诗中像比较出名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都是配合音乐演唱的。同理，词的产生与兴起，也伴随着音乐的发展和民间音乐消费（或者说消遣）的需要。
当然，遗憾的是，随着词在南宋时期越来越文人化，越来越书面化，已经越来越失去赖以兴盛的基础也即市井的需要，因此很快便被更加活泼，更富生活气息，甚至说更市井化的杂剧和散曲取代了。而在流变过程中，词的音乐性慢慢丧失，词牌的曲调也消失殆尽。时至今日，词已完全丧失了音乐性，成为了与普通诗歌一样的抒情工具。
具体说来，诗与词大概有以下几点区别：
一首诗，比如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是诗的题目。而词则不同，我们说填词填词，是依照词牌的格式来填文字的，所以首先确定的是它的词牌，比如说苏轼的《念奴娇》，词牌后有时才另有题目，比如说《念奴娇·赤壁怀古》；而更多的时候，词牌后不另起题目，如秦少游的《鹊桥仙》，人们为了区别其他同名词作，往往以其起句为题目，所以秦观的这阕词我们又称之为《鹊桥仙·纤云弄巧》。
还是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为例，这是一首长诗，洋洋洒洒数百上千言，但它是一气呵成的，并没有分段。当然，这首诗在情感上也有转折，但它一般是通过转韵或意境、语气等来完成自然的转换。
而词却不一样，除了极少数的小令，它一般是分为上下两片甚至是数片的。一般而言，上片写景状物，下片议论抒情。比如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上片便是描绘北国的大好风光，下片抒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同时，词上下片的转换是有明显痕迹的，这就是下片的起手一句，我们称之为“过片”。宋代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中说：“过处多是自叙。若才高者方能发起别意，然不可太野，走了愿意。”
诗一般而言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甚至八言，自从近体诗出现之后，多为五言和七言。乐府诗虽不拘泥每句字数，但大多是稳定的五、七言。而词除了极个别之外，一般都是长短句交杂，因此词又被称为“长短句”。
而之所以会出现长短句，主要就是为了音乐演唱的需要。唐末一直到宋代，随着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吴越、西南诸夷等等之间的不断融合，音乐磅礴发展起来。而伴随着社会的富裕和市井文化的兴起。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伴随着民间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强，固定的五七言诗歌已越来越难适应演唱的需要。因此长短句这种适应音乐的需要，以及适宜表达慷慨激昂或者委婉细腻复杂感情的文学载体便兴盛起来。
以上便是诗与词的主要区别。
接下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诗与词哪个更优美。
还是前面说的话，这个真不好比。如果从词的诞生来看，词更适应表达的是比较温婉细腻的感情，因为词本身就是为了演唱的需要而生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被看着是小道，被称为“诗余”，所以一般的士大夫是不会用“词”来抒发国仇家恨或者境遇身世的。它更多表达的是一些儿女情长、离情闺怨，因此格局比较小。
只有到了苏轼，才为词别开了生面；而直到辛弃疾，才将词这种文学载体彻底从儿女情长、离情闺怨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因此读辛弃疾词，用苏轼的一句就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有水流云起，触处生春之妙；又或者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因此时诗与词已可等量齐观，因此可以说是并臻妙境，难分高低的。
诗与词到后来已没有所谓哪个更优美之说，关键在于写诗填词之人。若有一支妙笔，铁树都能生花，何况是诗词呢！因此，诗词哪个更优美，看的是写诗填词之人自身的水平。以毛主席为例，他老人家诗词具臻妙境，因此《沁园春》《忆秦娥》《十六字令》《贺新郎》等词洋洋洒洒，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卷空,随所变态,无非可观。而像《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街占领南京》等诗也气势磅礴，不下唐人高处。因此他的诗词都是极优美，难分轩昂的。同样的道理，只要诗人或词人妙笔生花，同样能触动读者的心灵，令人沉醉。因此，便不存在什么谁更优美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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