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处刑的问题要么很轻，三年以下，要么很重，十年以上，甚至无期以上。中间档次的刑罚，比如五六年、七八年特别少见，或者说越来越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整个犯罪结构在发生逐步的、重大的调整，也就是以轻微犯罪为主体，以重罪为例外。整个社会治安呈现向好态势，严重的、恶性的犯罪正在减少，但是极个别的极端暴力犯罪仍然无法完全避免。
首先两抢案件在减少，部分地区甚至好几年没有抢劫案件。这种常见多发的重罪案件一旦减少，那种五六年、七八年的刑罚确实就有减少的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大诈骗，重大的经济案件，在一定时间和地区高发，数额动则上千万，至少十几年或者无期，数额摆在那里，刑期自然下不来。
其实诈骗手法未必高明多少，只是能够触及的资金量级提升了，这也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的结果。
以前几十万是大钱，现在几百万才是大钱，上千万很常见，生意场上凑上几千万越来越常见了。
这是社会财富积累的结果。
但是量刑档次的犯罪数额变化得却非常缓慢。
这样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诈骗数额很容易就达到十年以上的标准了，达到无期都很容易。
这种容易程度相比于以往要更容易一些，这就导致十年以上的经济犯罪在增多。
而这种增多未必是经济犯罪的严重程度真的加剧了，而是刑罚在衡量经济犯罪的尺度问题上，过于缓慢，过于滞后，让经济犯罪的刑期人为变重了。
人为增加了十年以上的重刑几率。
当然这种增加仍然仅占到犯罪整体的小比例，因为轻罪的大盘子占比越来越大，只是重大经济犯罪的影响力比较大，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比较深，所以看起来多一点而已。
其实更多的刑罚，是三年以下的刑罚，甚至一年以下的刑罚，以及缓刑、管制、拘役等等。
这类犯罪一个的代表是危险驾驶，几乎占到全部案件的30%，几乎是以一己之力颠覆了全来的犯罪结构。
假设原来一共有70件案件，那么50件是轻罪，20件是重罪，重罪的占比是七分之二，也就是29%，剩下71%是轻罪，也就是原来的犯罪重轻比是三七开。
而有了危险驾驶30件，犯罪结构马上就变成了二八开。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比喻。
实际情况，当然不仅仅是危险驾驶，危险驾驶只是一个代表。
现在新设定的犯罪，以轻罪为主，刑期设置普遍较轻。
也就是有一系列的像危险驾驶的轻罪不断增加到犯罪结构当中，而且这些犯罪有些的发案率还比较高，成为影响犯罪比例的新常见犯罪。
这些后来逐渐通过法律设定的犯罪，就是法定犯，这是以古已有之的自然犯相区别的。
正因为，是从严重违法行为逐渐入罪的，自然刑罚很难设定太高，因为他们本来就脱胎于行政处罚，现在是想通过刑罚来加强一下执法力度，也就是刚刚达到刑事可罚性的边缘，自然不易设定太高。
而在司法层面上，理念是不断更新的，越来越人性化，原来判个三四年、五六年的，现在就觉得没有必要了，判到三年适用缓刑的也占到一定比例。
如果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那么会进一步从宽。
这得益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普遍实施。
认罪认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对换宽的政策，既认罪又认罚的案件，当然应该与不认罪也不认罚的案件区分开来。
原来不认罪不认罚而能够判到四五年、七八年的，很有可能通过认罪认罚在法定幅度内有一个比较大的从宽。
从宽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中间刑罚档次向较轻刑罚档次转换。
认罪认罚越是普及，这种从中间幅度的刑罚向较轻档次刑罚的转变就越快越，结果就是轻刑案件越来越多。
这种多既然来自于新设立的轻罪案件的自然多，也有通过认罪认罚和司法实践而带来的人为多。
认罪认罚帮助消减中间刑档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间档次刑罚的逐渐刑罚，最终促成了以轻罪为主体的犯罪结构和刑罚结构逐渐形成。
但人性化司法理念和认罪认罚制度帮不了，十年以上的重罪，因为这些案件由于法律的原因降不下来。
判到最低也就是十年。
目前认罪认罚还只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没有将认罪认罚纳入到刑法体系，还不能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
原来中间的刑往下走了，但是更严重的刑罚降不来，这就导致中间刑罚的案件无法得到补充，属于净流出，因此也就出现了不断中间刑规模逐渐萎缩的局面。
因为如果要是刑罚轻缓彻底的话，那么应该现有的量刑档次都在统一下调，那几意味着应该建构不变，而是整体轻缓。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刑罚的格局没有实现一体化的轻缓。
但其实在上刑档下不来的问题上，立法并不是没有设计路径。
这个路径就是法定刑一下量刑的层报制度，也就是报请最高法批准，就可以突破卡在量刑档次的制度屏障。
但是实践中确实极少使用的。
因为真的非常麻烦，审委会往往要求提供很多案件的细节，关键是要找到案件的特殊性，是否是是因为特别利益而跨档。
这种繁琐的申报程序和机制，让很多司法关望而却步。
即使司法官认定十年的刑罚太重了，也不愿意适用这种复杂的程序。
这就导致不少案件机械的判处重刑，刑期下不来。
这种中间刑确实一方面反映刑罚轻缓化的正向努力，一方面也反映了刑期该下来却下不来的无奈。
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刑罚结构的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完善的方式：一是认定认罪认罚可以作为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二是需要简化法定刑以下量刑的层报程序；三是减少法定犯的设定和适用，让部分案件没有必要纳入到刑罚惩罚范围，也就是缩减轻罪的基本盘；四是在宽严相济中也要体现严的一面，对恶性较强的轻罪案件，也可以适当增加中间刑的处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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