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约8400余字）
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在皇宫飞行，第二日问于大臣，大臣则回答不知是否是西人所说之佛，明帝遂派出中郎将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八人西行考察，为中国佛教史第一次主动有意识地了解佛教的行为。
67年，汉朝使节在阿富汗北部邀请东传佛教的大月氏高僧迦叶摩腾和中天竺高僧竺法兰，一起将佛像经卷用白马驮至洛阳。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吴承恩版《西游记》特别强调和增加了玄奘坐骑白马的戏份。汉明帝随后敕建白马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在白马寺开始翻译佛经，所译《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的第一部经典。二人后来所译之经还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海藏》，与《四十二章经》共五部。
250年，嘉平二年，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剃度受戒，法号“八戒”，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家的汉族僧人。出家以后，朱士行专研经书《小品般若》，但碍于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前后不能贯通。所以矢志捐身，于甘露五年（即260年）从雍州出发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高僧。在于阗国，朱士行将获抄写的梵文本《大品般若经》让弟子弗如檀等送回洛阳。朱士行的事迹被梁朝僧祐收入其所著《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朱士行因号八戒而被认为是“西游记”猪八戒名称的来源之一。
282年，朱士行以八十岁高龄客死于阗。
602年，未来的大唐高僧玄奘、陈祎出生于河南少林寺西北洛州缑氏镇（河南偃师）东南的凤凰谷陈村。
614年（隋大业十年），十二岁的陈祎在洛阳数百人的竞争中被主考官郑善果相中破格录取，接受了朝廷剃度，法号“玄奘”，正式出家，成为当时洛阳剃度仅有的二十七名僧人之一。
622年，玄奘在成都接受了佛教僧尼的最高戒律“具足戒”，说明玄奘此时已具有精湛的佛学造诣。
628年，玄奘在上表唐王朝申请留学印度取经被拒绝后，混在逃荒的人群中，开始了漫长的西行取经之路，路途历时三年到达印度那烂陀寺，师从戒贤法师苦学十一年，终获得“三藏法师”的至高荣誉，按照印度佛教规定，精通五十部经、律、论的僧人才可以称为三藏。
642年，中天竺国王戒日王于曲女城附近为玄奘举办了印度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无遮大会，汇集了天竺十六个大国的君臣和诸国的数千高僧、数十万民众。天竺高僧无人辩驳玄奘所撰《制恶见论》从而大获全胜，赢得了“大乘天”与“解脱天”的最高称号，也获得了骑着大象在曲女城游行的特殊荣誉，玄奘因此名震五天竺，成为古代中国在域外影响最大的文化名人。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历时十七年游学终于回到大唐长安，留守长安的（李世民正在洛阳准备征伐辽东）宰相房玄龄带领百官俱到城外迎接。
646年，贞观二十年七月，玄奘法师与弟子辩机合作撰成《大唐西域记》，成为“西游”故事发展的主要源头素材之一，而且成为后世重建中世纪印度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在后来的世纪，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印度大地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库什那迦、兰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甚至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也是根据这本详细的史料发掘出来的。印度历史学家阿里这样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李义表出使天竺归来，转达了东天竺国王请赐梵文版《道德经》的愿望，唐太宗敕令玄奘与道士玄成英、蔡晃在五通观建立译场翻译梵文版《道德经》。此事记载于参与玄奘译场的佛教史学家、律宗鼻祖道宣所著《集古今佛道论衡》丙卷第十篇。据钱文忠老师的相关介绍，梵文版《道德经》最终传往了天竺，对天竺佛教密宗一派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经后来的《新唐书》等史书的附会歪曲，记载有玄奘法师的得意弟子辩机在此年被腰斩一事。同年农历五月唐太宗李世民逝世。
650年，永徽元年，经《宋高僧传·靖迈传》、《大唐内典录》等史书记载，九月十日开始，辩机与栖玄、明濬、道宣、靖迈一起，在玄奘的领导下，“同执笔缀文，翻译《本事经》七卷”，至十一月八日译毕。辩机被大唐皇帝腰斩一事当为子虚乌有。
750年，唐玄宗天宝九年，罽（ji）宾国遣特使赴长安，表示愿归附大唐。
751年，唐玄宗派中使内侍省张韬光及40余众护送罽宾使者返西域时，车奉朝以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身份随行出使罽宾。
757年，大唐至德二年，车奉朝因病不能随大唐使团继续返回中原，于是在罽宾国王冬天驻地犍陀罗养病，病中发愿：如待病愈，愿落发为僧；时罽宾佛教盛行，高僧云集，车奉朝病愈后皈依佛门，师从犍陀罗三藏法师舍利越魔，得舍利越魔赐法号法界，并随师访学罽宾、天竺等国，深研佛法，随后在龟兹、于阗等地翻译佛经和传教三十多年，影响巨大。
790年，大唐贞元六年，车奉朝回到长安，将带回的佛牙舍利及所译经卷进奉入内，并弘扬佛法，成为一代密宗大师；经功德使窦文场的奏请，德宗皇帝敕命车奉朝住长安章敬寺，并赐法号“悟空”，在僧人圆照的访谈后写成《悟空入竺记》。悟空后被宋人写入《宋高僧传》中。因悟空的法号与“西游记”中孙悟空同名，因此一些学者们认为在漫长的取经故事演变中，人们逐渐将悟空与诗话中唐僧的“猴行者”联系在了一起，逐渐成为后来的孙悟空形象，特别是车奉朝追随师父不畏艰险、访学取经和孙悟空追随玄奘执着取经的西游故事颇为类似，因此车奉朝的形象也被认为是孙悟空的原型之一。
907-960年，晚唐五代，《大唐三藏取经记》出现，经王国维影印定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本取经记中正式将“白衣秀才”猴行者引入“西游”故事，与大约此时期或者稍后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唐僧、猴行者交相呼应；张乘健教授认为“取经记”本来讲述的是学贯中西、名震大唐的高僧、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和尚密宗一派的取经记而不是玄奘的唯识宗一脉，所以很好地揭示了“取经记”中密宗色彩的缘由；三藏法师不空的巨大影响，使纯正的佛教密宗一派传入中土，并造成了密宗的一时繁盛，同时也可能加剧了释儒道之间甚至佛教各派之间的冲突，以至于“过分集中于密法真言的密宗一脉骤起骤落，到晚唐甚至已无人知晓不空的大名了……这时将原本歌颂不空的《取经记》的人物改换为以玄奘为主角的《取经诗话》也就不奇怪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
（在蔡铁鹰先生在《<西游记>的诞生》一书中，根据多位学者的研究，依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文学体例、书名、唐五代的西北方言、地名等多方面论证该诗话当出现于晚唐五代之际，颇让人信服，故采其说。）
960-1279年，蔡铁鹰教授认为山西明初《礼节传薄》所载队戏剧目《唐僧西天取经》形成于宋代，可能是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的祖本；在院本和杂剧还没有登台和成为主流艺术形式时，是队戏承载着西游故事的流传与演化；而正是《唐僧西天取经》的队戏剧目，第一次在西游故事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名号。
宋人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随后被明代文人洪楩收入其主编的《清平山堂话本·卷三》；《清平山堂话本》为迄今最早的话本小说集，它真实保存了宋元明三代话本的原始面貌，原名《六十家小说》，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十篇、共六十篇，今存二十九篇，大约刻印于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间；据学者们推断，《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大致应为宋时话本；话本中描述中猴精家族中“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洲圣母。这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管领诸山猛兽，兴妖作法，摄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就此作为神通广大的猴神、齐天大圣正式出现在了文人的话本故事中。
1271年到1368年，元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首次出现了“齐天大圣”大闹天宫以及“齐天大圣”与二郎神大战的故事，但此时与取经故事还依然没有联系在一起，但从其韵文的铺排风格也可以看出对吴承恩后来创作《西游记》韵文的一些影响。
1320年（约），元仁宗时期，画家王振鹏做《唐僧取经图册》，该图册分为上下两册、共32幅取经图；但32幅取经图画风各异，被认为集中反映了元代画坛上汇聚华北、江南等不同绘画传统的多样性特征；其中有“官兵追捕偷出境唐僧”、“得火龙马”、“八风山降八戒”、“流沙河降沙和尚”、“石磐陀盗马”、“度白蛇”、“玉肌夫人”、“唐僧过女儿国”等，与吴承恩的“西游记”有较大差异；；该图册后流传至日本，1992年在日本首次介绍问世，并由日本学者叽部彰先生和板仓圣哲先生申请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经费出版。
（广东省博物馆藏元代的河北磁州窑唐僧取经瓷枕，绘有舞棒的孙悟空、肩耙的猪八戒、骑马的唐僧、张着华盖伞的沙和尚；但磁州窑宋代早已烧造，“断定这个瓷枕为元代作品不知何据”，但若为宋代的磁州窑作品，那么西游主要人物的成型也当在宋代完成。）
元末明初杨景贤杂剧《西游记杂剧》，现存本为明万历甲寅年（1614年）刻本，藏日本内阁秘藏文库《传奇四十种》，1928年学者们发现后将排印本传播回了国内；杨景贤的西游杂剧中，沙和尚在三本十一出“行者除妖”一节出现，与随后的《朴通事谚解》中介绍的“西游记”中沙和尚在猪八戒之前相同，但只占一出的前半部分内容，此时的沙僧形象已经是“玉皇殿前卷帘大将”，并因“带酒思凡”而贬谪下凡“推沙受罚”；猪八戒在四本十三出“妖猪幻惑”一节出现，占了整个一出四本，这为猪八戒由三师弟成为二师兄埋下了伏笔，此时猪八戒的身份为下凡的“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本领强大，“神通若使些个，三界神祇恼得忙”。杨敬贤的西游杂剧剧本是最长的元杂剧，并第一次将道家文化正式引入西游故事，也第一次在西游故事中正式引入了唐僧作为“江流儿”的传说故事，第一次将降妖除怪的孙悟空和本来与取经故事毫无关系的、贪财好色又大闹天宫的猴大圣（随后的《朴通事谚解》中介绍的“西游记”中已将孙悟空正式称为“齐天大圣”）彻底整合在了一起，并第一次将玄奘西游取经的神话故事命名为“西游记”，这可以认为是元杂剧对“西游记”最大、最重要的贡献，此后的玄奘取经故事都基本被冠以“西游”之名。
1407年，包含22937卷的《永乐大典》在明成祖朱棣的召集下撰成，其中在13139卷（送字韵、梦字类）有摘录自“西游记”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其中的故事与后来吴承恩《西游记》中的相关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孙楷第先生认为“此书语意大类话本”，所以这段故事应该是摘录自明初某一话本版的“西游记”；此时朝鲜已经流行的汉语学习教材《朴事通》中引用的“西游记”版本，被认为是此时话本版“西游记”存在的一个旁证。
1506年，正德元年，吴承恩出生于淮安，此为蔡铁鹰教授考证观点，似更为合理准确，苏兴教授取1504年弘治十七年说。
1509年，正德四年，融汇释儒道三教思想的明代民间宗教罗教的经典“五部六册宝卷”问世，其中的《叹世无为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等都提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中国民间宗教史》在介绍罗教时提到的罗教‘练内丹、修长生’的问题，我觉得更有价值，他有可能为我们揭出取经故事在明代中期的又一种形态——宝卷。这不仅仅指取经故事被宝卷提到过，而且指《西游记》的取经故事可能以宝卷形态存在过，至少曾经被民间宗教借用，受到过民间宗教的改造”。
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吴承恩三十九岁，据苏兴先生考证吴承恩此年正在撰写《西游记》或者已经基本完成初稿。
1552年，嘉靖三十年，《封神演义》出版。《封神演义》与《西游记》出版谁早谁后学术界暂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两部作品有相当多的描述性文字是近乎完全雷同的，谁影响了谁，还需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考证。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吴承恩好友、当朝宰辅、礼部尚书李春芳改任吏部尚书，吴承恩被任命为浙江省湖州府长兴县丞；第二年被栽赃入狱，随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释放。
1568年，隆庆二年下半年或1569年隆庆三年上半年，吴承恩到湖北蓟州补荆宪王府纪善任职两年左右后解职归田；此时的荆王为第五代荆王荆恭王朱翊（yi）钜；蔡铁鹰教授1988年实际考察了荆王府旧地湖北蓟春县后撰文《吴承恩“荆府纪善”之任与<西游记>》一文，并根据《西游记》中出现的唯一一个确切的干支纪年推断吴承恩的《西游记》有可能（1570年左右）完成于荆王府，不同于与苏兴1542年完成《西游记》的观点。
1580年，万历八年，吴承恩终老于家乡淮安，（此为蔡铁鹰教授考证观点，苏兴教授考证观点取1582年、万历十年说）。
1592年，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刊刻（原件现藏台湾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此为目前所见百回本《西游记》最早刻本（由新刻可知此本非最初刻本），但不知何故可能并未印行，而转手荣寿堂刻印发行，是以世德堂本有“荣寿堂梓行”
1623年，天启三年，烟霞外史撰《韩湘子全传序》中将《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相提并论，第一次形成了明代四大奇书的说法。
1626年，天启六年，方尚祖撰、宋祖舜等修订二十四卷《淮安府志》刊刻印行，其中在《淮贤文目》（卷十九·艺文志）下明确列出：吴承恩 《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在文献中第一次将吴承恩与《西游记》联系在一起；并评价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是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的证据之一。
天启年间，《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出本，本书为唯一从文学角度批评《西游记》的评本，藏日本内阁文库。
1628年，崇祯元年，《西游补》作者静啸斋主人董斯张去世。
1641年，崇祯十四年，静啸斋主人（董斯张）著《西游补》出版。
1853年，咸丰三年，空青室本《西游补》刊行。
1875年，光绪元年，三一道人再次印行《西游补》。
1915年，罗振玉借回日本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影印本，王国维则以影印本跋文的形式发表了他的最初意见，被认为是《西游记》现代研究的开始。
1920年，鲁迅应邀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讲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逐步成稿，其中“唐之传奇文（下）”相关部分开始了孙悟空形象最早的探源研究，其中提及无支祁为李公佐的传奇《李汤》的假设之作，导致后来将大禹误认为僧伽或者泗州大圣，从而导致大禹降服无支祁的故事逐渐湮灭，而吴承恩则将无支祁的一些“神变奋迅之状”转移到了孙悟空的身上，鲁迅的观点成为孙悟空形象起源的“本土说”。
1923年，胡适完成《<西游记>考证》，成为近代最早专门研究西游的学术专著，在这本小册子中胡适更赞成当时在北大教印度宗教与梵文的沙俄旧贵族钢泰和的说法，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神哈奴曼，胡适的观点成为孙悟空形象起源的“外来说”；同时胡适为《西游记》改写了第九十九回“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被学者们认为“从佛教的因果观、色空观和菩萨乘的观点来解说，确实比吴承恩认识深刻”（刘荫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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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北新书局总编辑赵景深在学术史上首次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
1958年，《吴承恩诗文集》出版，此书由刘修业先生从故宫馆藏中抄出的《射阳先生存稿》组成，为吴承恩与“西游记”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958年，吴晓铃先生检出汉译佛经中几乎全部有关《罗摩衍那》的材料，“证明汉译佛经虽然介绍过《罗摩衍那》的书名和其中的重要人物，但不仅简单零碎、经过了佛教徒的改造，凭借这些东鳞西爪的材料根本不可能窥知《罗摩衍那》的全部和本来面目”，“因此这方面的论证几乎是苍白无力的”（指孙悟空形象受印度文学形象哈奴曼影响的论证）
1975年，淮安马甸乡以为小学教师发现被盗挖而抛至路边的吴承恩父亲吴菊翁的墓志铭，因铭文有“呜呼，孤小子承恩不慧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的字样报告给了当地文管部门，南京博物馆来人负责收去了墓碑。
1980，日本学者、北海道大学中文部教授中野美代子出版《孙悟空的秘密》，获得日本艺术选奖文部大臣新人奖；本书特色是从灵长类动物说起，从古中国的《诗经》、《史记》、《山海经》、笔记神话小说、话本，一直到印度史诗、阿拉伯乃至欧洲的见闻来证明孙悟空形象诞生的源点是福建泉州开元寺（南宋建筑）西塔发现的猴形神将雕像；83年7月中野美代子来到厦门大学做了《福建省与西游记——孙悟空诞生在福建》的演讲，演讲结束，多年心愿如愿以偿、来到了泉州开元寺，看到了令自己神往已久的猴神浮雕。
1980年，《文物》杂志第9期发表王晶如先生《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虽然这篇文章对壁画的介绍有误，壁画并不是唐僧取经图，但“对猴行者‘猴’的身份特征的来源却提供了重要线索。这幅壁画的左右下角基本对称，分别有两个猴形神将和两个穿甲神将，其中右下角的两个猴形神将一个肩旗、一个合掌，左下角的两个一个肩旗、一个肩棒。而肩棒的一个活脱脱就是我们今天想象中的孙悟空，连那个长棒也与孙悟空的金箍棒几无二致，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莲花箍，一个是金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榆林窟二十九窟猴形神将壁画的发现，对‘佛典说’应该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1980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兴教授出版了“迄今考订最详、影响也最大的《吴承恩年谱》”（蔡铁鹰语）。
1980年代，蔡铁鹰教授撰文提出猴行者最初的创意可能来自西域的古羌人图腾，并在2007年版《<西游记>的诞生》中详加论述，认为“在唐僧故事的神话倾向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任何一点灵感都可能成为产生猴行者的契机，羌人是否会因为崇敬玄奘而将同样崇敬的本民族的猿猴故事掺和进去，亦庄亦谐地为唐僧增加个神通广大的助手呢？……这让我们相信，至少古羌人的猿猴故事可以看做《取经诗话》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
1981年，蔡国梁《孙悟空的血统》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第2辑，该说形成了孙悟空形象起源的“混同说”。
1981年，淮安县政府调查吴承恩墓地，根据盗墓人提供的资讯，获取了原吴承恩棺材板上的文字信息“荆府纪善 射（阳吴公之柩）”。
1982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对吴承恩墓中幸存的吴承恩头骨进行了鉴定，认为从牙齿角度可推测该头骨主人年龄可在七、八十岁。
1982年，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发便于《文学评论》第5期，该文也是孙悟空形象起源“混同说”论文之一。
1982年，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暨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江苏淮安与连云港举办。
1983年，作为吴承恩与小说《西游记》联系的史料弱点促使章培恒先生首次大胆提出明清史料所录“吴承恩《西游记》”并不一定是通俗小说，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也许另有其人，就此学术界对《西游记》作者开始出现“挺吴派”、“疑吴派”。
1986年，季羡林先生发表《罗摩衍那在中国》，大致说明了《罗摩衍那》进入中国传播是通过两汉以来西域的丝绸之路、宋代海路及川滇缅印这三条途径，但未能将这些传播影响与取经诗话联系在一起，同时《罗摩衍那》后来被列入印度教经典，不属于佛教的思想体系，因此这些传播和影响是否足以导致哈奴曼对孙悟空形象的影响还需进一步论证。
1990年，张锦池教授在《求是学刊》90年第一期发表文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认为玄奘在瓜州剃度的弟子石磐陀和唐僧有师徒之分，胡僧与“猢狲”音近，所以石磐陀可能就是孙悟空的形象原型，此观点成为孙悟空形象起源的“石磐陀说”；日本发现的元代画册《唐僧取经图册》有“石磐陀盗马”，学者们认为对该说算是一种支持。
1990年，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2年，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在北京博物馆被发现，其中有吴承恩任职湖北荆宪王府的确证。
1995年，周星驰主演《大话西游》正式公映，但票房惨淡；随后的世纪之交，北大清华学子在校园BBS开始热炒“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于是《大话西游》重新在网络上火爆了起来。
2001年，蔡铁鹰教授将90年代的孙悟空形象探源的十多篇文章汇总入本年出版的《<西游记>成书研究》，并在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游记>的诞生》一书中将其学说称之为孙悟空形象起源的“阶段影响说”。
2002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朱一玄、刘毓忱主编的《<西游记>资料汇编》，进一步为“西游”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史料。
2003年，我国刑事侦破专家中国刑警学院赵文成教授在吴承恩故居对吴承恩头骨再次鉴定认为吴承恩逝世大约在72岁上下。8月15日，赵成文教授受江苏省淮安市市委宣传部、吴承恩故居、西游记研究会等单位邀请从沈阳出发奔赴江苏省，复原吴承恩及两位夫人的画像。回到沈阳，经过六天的努力，终于在9月1日于中国刑警学院成功依据头骨复原出了吴承恩的画像，吴承恩成为唯一一个依据本人头骨被复原了画像的古代文人。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竺洪波教授的专著《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该著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梳理吴承恩版“西游记”问世以来的西游学术史专著。作者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新颖的现代意识和科学实证精神，对四百年来《西游记》相关的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梳理；同时，对世德堂本的评本性质、五四时期现代性学科形态的形成、当代《西游记》研究的现状及趋向等重要命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具有鲜明的史学品位和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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