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系乎国运
“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流失与回归
位于国家图书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展出“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与再造”。《永乐大典》堪称“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从皇史宬到图书馆,从宫廷秘藏到人民所有,《永乐大典》的传奇经历,也是历史潮流的注脚。《永乐大典》的遭遇告诉我们:国家强盛,才能赓续与弘大文脉。
《永乐大典》是空前绝后的古代类书
永乐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年号,这个年号从1403年一直使用到1424年。永乐时代,是明朝国力强盛的时代。迁都北京、建设紫禁城、郑和下西洋等大事,都发生在永乐时代。永乐时代,还见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的诞生,这部类书以“永乐”为名,是为《永乐大典》。
1403年即永乐元年,朱棣命解缙等人编纂一部类书,其诏令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由此诏令可知,朱棣希望这部类书包举天下所有的文献,囊括所有的知识门类。类书与丛书不同,我们熟悉的《四库全书》是丛书,它依据自己的选择标准,完整收录单独的书,而类书则从单独的书中析出材料,再分门别类排列在一起。类书和数据库很像,输入一个关键字,就能查阅到散在各书中的相关材料。
解缙接到任务后,组织人手开始编书,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但朱棣对此书并不满意,认为并没有将天下文献囊括殆尽,又命姚广孝、解缙等人在南京文渊阁开馆重修,此项工程始于1405年,竣稿于1408年,这便是《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仅目录与凡例就有60卷,全书共计22877卷,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以《洪武正韵》韵目编排内容,“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洪武正韵》是朱元璋命宋濂等人编纂的一部韵书,它包括76个韵目,每个韵目下包括许多字,如韵目“东”下包括冬、通、桐等字。《永乐大典》就用这种方法,将纷繁复杂的内容井然有序地进行排列。
从保存下来的《永乐大典》遗册来看,它比一般的古籍要宽大得多,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每册约50叶,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再用一层黄绢包裹,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标出卷数,书皮右上方贴小方块黄绢边签,标出韵目及本册次第。
像《永乐大典》这样宏大的文化工程,只有在一个国家国力强盛并留意于文化事业时才能完成。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成书之后并没有刊印出来。1420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正本也从南京移藏北京。此后,直到嘉靖年间才又抄写了一个副本,而仅仅是抄写副本也花去了五年时间。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永乐大典》遗册,都来源于嘉靖年间抄写的副本,永乐年间的正本连一页纸也没有流传下来,它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副本抄好后,收藏在嘉靖皇帝新设的历史存档机构皇史宬中,到清朝雍正年间,转移到翰林院。实际上,《永乐大典》在此时已逐渐散佚,乾隆年间曾点查过一次册数,剩下九千余册。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利用《永乐大典》辑出许多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书籍,但与此同时,一些馆臣也利用职务之便,将《永乐大典》携带回家,作为自己的私藏。
对于《永乐大典》而言,更大的劫数还在后面。
《永乐大典》一度被当成砖使用
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书的命运也如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飘零中苟延残喘。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到了最后时刻,这年十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抢走了海量中国珍宝,收藏在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也未能幸免,其中以英军抢掠册数最多。
四十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再度占领了北京,翰林院一带成为战场,部分《永乐大典》被战火焚毁,还有一些则被联军用来遮挡弹雨。在同时代人雷震的笔记《新燕语》中,有一则标题为“斯文扫地”的笔记,其中提到“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阅之,则《永乐大典》也,此真斯文扫地矣。”据学者统计,在1900年的战事中,损失的《永乐大典》至少有605册。
到1912年,民国肇建,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仅藏《永乐大典》64册,不及原数的1%。而这64册成功入藏京师图书馆,与鲁迅有密切关系。原来,这64册历劫而存的《永乐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拿回家中收藏。鲁迅在民国成立后,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他多次以教育部名义致函陆润庠,希望他将珍藏的《永乐大典》交由京师图书馆保管收藏。1912年7月16日,这批典籍入藏京师图书馆。
当时,公共图书馆的观念仍有待更多人接受,京师图书馆的成立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作为文献大国,其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理应有能与之地位匹配的文献入藏。京师图书馆的这64册《永乐大典》,开启了国家图书馆持续至今的搜求《永乐大典》的历程。
在这一历程中,郑振铎的名字不能忘记。郑振铎对《永乐大典》的兴趣,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与风向。1938年,郑振铎发表了《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将视野转向此前并不为文学研究者所多关注的“俗文学”上,如歌谣、变文、鼓子词、子弟书等,这些兴起于民间的文学形式,其实拥有比“雅文学”更多的受众,它深刻影响了社会心理的形成。这些民间文学的材料,许多就保存在《永乐大典》中。
《永乐大典》当然不只保存了许多民间文学的材料,它堪称“典籍渊薮”,尤其它收录文献很少删改,基本保持原貌。从清代至今,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让已消失的重生,让遗忘的再度被记起。
国家图书馆历百年成为《永乐大典》最大收藏地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成为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1951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郑振铎的《关于永乐大典》一文,文章介绍了《永乐大典》的编纂、流失与收藏。同月,在郑振铎等人的策划下,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永乐大典》展览,在二十天的正式展期中,总共有八千二百多人一睹《永乐大典》真迹。
1951年,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册数从前一年的109册一跃至144册,其中新增的33册来源于以下三处:这年3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所藏11册还赠中国;7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的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所藏21册全部捐给政府;8月,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将所藏1册捐给政府。这33册均转交北京图书馆统一收藏。
郑振铎与张元济是故交。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郑振铎介绍了商务印书馆藏《永乐大典》的一段往事:这批藏书原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属的涵芬楼,在1932年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中,涵芬楼被炸毁,无数典籍葬身火海,《永乐大典》由于提前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而幸免于难。郑振铎对商务印书馆此举表示由衷敬佩,评价“该馆今以历劫仅存的最珍贵的图书捐献给人民政府,其化私为公、热爱政府的心,是值得钦佩的。人民信赖与热爱自己的政府,曾不断把他们的所藏捐赠出来……他们明白人民政权会十分重视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会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给人民大众加以应用与参考研究的。”
流散的典籍,如同漂泊的游子,似乎天然有着“凤还巢”的愿望。1951年,定居在香港的藏书家陈清华要出让一批古籍。由于陈清华的藏书素以珍贵著称,郑振铎得知此事后,迅速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当时国家财政窘迫,但仍决定购买这批藏书,1955年陈清华第一批藏书入藏北京,其中包括4册《永乐大典》。为了让这批古籍安全回家,郑振铎要求不得乘坐飞机。
然而,谁能想到,1958年,郑振铎因为飞机失事而殉职。逝世后,他的家人将其所有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
时至今日,国家图书馆已成为全球收藏《永乐大典》册数最多的图书馆,224册得来不易,历百年才有这样的成绩。这其中凝聚了党和政府守护传统文化遗产的坚定决心、收藏者化私为公的襟怀、管理者对书籍的认真搜求与妥善保护,还有社会大众的关心。
文脉系乎国运。《永乐大典》的聚散沉浮,生动展示了书与人的命运是如何紧密相连的,国家强盛,才能赓续与弘大文脉。从皇史宬到图书馆,从宫廷秘藏到人民所有,《永乐大典》的传奇经历,也正是历史潮流的注脚。(易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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