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第一部論文集，初版於1996年。一轉眼，已經過去二十一年了。當時衹印了2000冊。很多年來，有很多讀者，說是想買這本書而買不到，希望能夠重印或是再版。但這事我自己無法做主，衹能仰賴出版社的意願。
好事不怕晚，現在機會來了。商務印書館慨然相助，幫助再版。我當然很高興，也很感激。
重看自己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這部文集，結合這部文集出版之後自己所做研究的體會，在治學的一般方法方面，有一些思考，我想寫在這裏，供各位讀者參考。
總的來說，這些初涉學海時候的習作，與現在自己的文章相比，顯得要稚嫩很多。首先文句很生澀，行文也很拘謹。同時，很多論證都不夠豐滿，還頗顯侷促。對於我這樣一個既缺乏天賦、又無家學相傳和沒有文科教育基礎的初學者來說，這應該說是必然的。
更爲嚴重的問題，是有一些論證，存在很嚴重的缺陷。在這一方面，《唐高僧籍貫及駐錫地分佈》一文，尤爲突出。
這篇文章，本來就衹是做一個很表象的數據統計和說明，即使不存在什麼瑕疵，也沒有什麼深度和難度。要是在今天，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寫這樣的文章的。說實話，當時也不是我想寫，這是業師史念海先生指派給我的任務。那是我讀博士學位期間的事情。史念海先生當時計劃組織一項唐代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而我爲拓展史料閱讀的範圍，正翻看一些史傳類的佛藏著述，於是，史念海先生就指示我嘗試寫一下唐代高僧的地理分佈問題。
直到現在，我也根本不懂佛教。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寫不好的。問題是這篇文章不僅沒有學術深度，就連基本的統計方法和對統計結果的說明，都頗有問題。我從小就數不過來數，很害怕做計算。越怕，也就越做不好。因爲討厭計算，所以上大學報的是文科，誰知又被錯招到理科，而我最終還是逃到了文科研究領域。因爲笨，就慢慢數算，結果是文中以圓餅形式表現的高僧籍貫和駐錫地分佈圖，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這也是這篇文章僅具的價值。問題，出在唐代前後期對比的升降幅度值上，我的算法好像很不對頭，但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個所以然。讀者們看看就是了，對這部分內容，不必太當真。
其他一些比較幼稚的失誤，如在《崤山古道瑣證》一文中，我舉述光武帝劉秀以“璽書”慰問將領馮異事，來說明馮異一軍與劉秀不在同一條路上，所以纔需要使用“璽書”，而不是當面表明他的美意。現在纔知道“璽書”本是鄭重其事的一種禮遇形式，而不是離得遠纔需要寫的書信，我這條證據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儘管存在這樣一些問題，但到目前爲止，我覺得這部文集中各篇文章的基本結論，並沒有太大問題，大致都是可以成立的，論證的過程也是比較合理的，所以仍然願意再版印行此書。當然，有些文章的內容，可以做出更好的修訂和補充，比如《〈水經·渭水注〉若干問題疏證》一文對漢長安城諸門名稱的考證，最近我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一文中已經做了新的訂定；又比如《西漢至北周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一文所論證的漢長安城北出通路，新近發現的漢代渭河古橋遺址，也可以對傳世文獻的記載做出重要補充。
歷史學是一門人文學科，而人文學科一項很強的特點，就是因人而異，往往各有各的特點，很難說出一個統一的道理。就我個人而言，在讀研究生之前，幾乎一點兒基礎也沒有，腦袋裏是一片空白。這樣，讀研究生後被導師逼着寫論文做練習，根本不可能做大問題，衹能隨手做一些小問題，碰到什麼就做什麼。
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做的問題雖小，費的力氣卻往往很大。這主要是因爲做小問題，通常需要查閱很多苛細的史料，需要動用一些做大問題時無需多加理會的史籍。對初學者的好處，一是可以擴大史料閱讀的範圍，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瞭解史籍，熟悉史籍；二是可以更好地幫助初學者養成對史料的敏感性，注意在讀書時關注細節；三是這種對細節的關注，會使初學者深切地意識到自己與古代社會之間的距離和隔膜，爲更好地認識過往的歷史，我們需要學習很多很多方面的知識，具備很多很多基本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大學歷史教科書上那一大堆抽象乾癟的概念。
隨着年齡的增長，讀書範圍的擴展，一些從事小問題研究的學者，不同程度地會轉而關注和研究一些更大的問題。實際的做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研究宏觀性、全局性、通貫性的問題；二是看起來似乎還是研究很具體的小問題，但在很多時候，事實上已經超越所研究的具體對象本身，是在一個較大的背景和一般性認識的基礎上，着力解決個別的疑難問題，並盡可能闡釋其普遍性意義或典型特徵。不解決這些疑難的個別問題，所謂大問題，就會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缺乏支撐，成爲空中樓閣。這看起來似乎還是小問題，但實際上卻是在解決大問題。清代第一流的歷史學者錢大昕，主要採用的就是後一種研究方法。
記得還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做狗官的時候，有一次，老領導林甘泉先生，語重心長地指教我說：“你這兩年的工作，做得很好，推動歷史所的研究，更加扎實。但同時也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歷史所人員所做的研究，越來越苛細，越來越缺乏對宏觀重大問題的關照，希望你能及時注意這一點，在這方面有所作爲。”我非常感激老領導、老前輩對我本人和歷史所工作的支持與關心，也非常贊成他對歷史研究所總體方向的把握。同時，也很坦誠地講述了我對這一問題的想法。
我認爲，一個好的歷史學者，要能夠解決、並且着力解決一些重大的歷史問題，至少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這樣的國家級研究單位，其中要有相當一部分研究人員，不能永遠滿足於具體細瑣問題的研究。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覺得學術的成長，要有個自然的過程，有一條合理的路徑，並不是怎麼做都能夠達到你所期望的目標。
如果從小處做起，從更具體的問題做起，更多關注歷史的細節，就會逐漸形成一個比較堅固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一部分人，研究的境界和能力若是能夠有所提昇，就是實實在在的長進，就能夠切切實實地解決一些大問題，推動歷史學的研究取得重大進步。與此相反，若是一入門就兩眼緊盯所謂大問題，對於絕大多數普通學人來說，恐怕無異於擢髪昇天，就是揪破頭皮，也昇不上天去。
至於有許多、甚至絕大多數從小問題做起的學人，最後一直未能有所躍昇，那是他天分如此，而不是方法和路徑的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花板，高度各不相同，這是天注定的自然生理條件，無可奈何。所幸歷史學不是高能物理學，也不是哲學，做不了大學問，成不了大家，踏踏實實地研究的小問題，仍然會對學術有所貢獻，終究會比空洞地漫談所謂大問題更有價值。
況且從本質上講，我認爲歷史學是研究具體歷史事實的科學，大問題要研究，小問題也需要有人研究。所謂大問題，不過是牽涉面比較廣、同時對全局的影響也比較大而已，並不是它比別的問題更高貴。研究者和接受、消費、利用其研究成果的讀者，因個人關注點的不同，需要的不同，喜好的不同，問題的大與小，也是隨時可以轉化的，絕非一成不變。問題的關鍵，還是要能夠切實解決歷史問題，揭示歷史的真相。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好的研究，就是有價值的研究。具體的事實和史事，總不如宏觀大論的敘說更能招引讀者的注意，贏得大衆的關注與喝彩，往往會顯得十分冷清。歷史研究既然是一項科學的探索，就必然是孤寂之旅。對此，我在大學二年級時就已有清醒的認識。自我享受發現的快樂而不取媚於世俗，不違心屈從於他人，這是我嚮往的人生境界。
林甘泉先生自青年時期起即奮不顧身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他從事歷史研究，肩負紅色使命，是爲了闡釋歷史發展的規律決定中國必然進入共產主義極樂世界，雖然身在學術界，實際上卻幹了一輩子革命，當然不會同意我的想法。不過至今我也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堅信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的古訓。至於到底自己有沒有進一步提昇的可能，那衹能聽天由命，走到哪裏算哪裏是了。
事實上直到今天，我的研究也沒有能夠有重大的躍昇，大多研究還衹是就事論事而已。這就是天分太薄的緣故，而不是沒有用功讀書治學。儘管如此，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還是努力嘗試揭示一些具體問題之外的普遍性規律，或因展寬視野而觸及一些與所研究問題相關的其他重要事項。
收在這部集子裏的一組有關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的文章，前三篇，先是一一復原了漢唐期間長安附近的水陸交通路線，其中包括很多複雜的考證。在此基礎上，我撰寫了第四篇文稿，這就是《長安城興起與發展的交通基礎》一文。在這篇文稿中，我嘗試從普遍性意義上，對交通道路與城市選址之間的關係，做了一點兒探索，指出在一個城邑的對外交通道路中，並不是每一條交通路線對城址的確立都具有等同的作用，因而可以將其劃分爲“控制性道路”和“隨機性道路”兩大類別。
所謂“隨機性道路”，是指那些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很小，從而會隨着政治、經濟、軍事各項社會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道路；“控制性道路”則嚴格受制於自然條件，穩定性甚強，從而對人文和經濟地理佈局起着控制作用。在對這兩種道路認知的基礎上，我對漢唐長安城的四出通道做了區別和分析。儘管我提出的這些概念並未有人關注，也沒有見到有人用同樣的眼光來分析歷史時期的城址選定問題，這也不是什麼高深的見解，但我仍然覺得對一個城邑的交通道路做出這樣的劃分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自信這會有助於人們深入認識一座城邑賴以確立的交通道路基礎。
能夠在具體的路線和地點考證之後，再來思考這樣一些相對更高層次的問題，有助於使我們的認識更爲真切，更爲豐滿，也更加牢靠。
我研究漢唐期間長安城對外交通道路與其城址選定之間的關係，在研究方法上，完全是受侯仁之先生的影響。
侯仁之先生在分析北京城興起和發展的地理背景時，特別強調這一城址是處於幾大交通幹道的交匯點上，是這一交匯點決定了這一城址的必然位置。這些交通幹道，包括通過燕山阻隔的古北道、盧龍道和傍海道。這裏“古北道”是指通過今古北口的道路，“盧龍道”是指通過今喜峰口的道路，而所謂“傍海道”，即今通過遼西走廊和山海關的道路。
對這些道路在歷史時期的應用狀況，侯仁之先生沒有顧得上一一梳理辨析，都將其列爲決定北京城址的交通道路。當時，中國歷史地理學剛剛創建，侯仁之先生對北京城址選定問題的研究，正是創建這一學科的典範性研究之一，他這樣處理這一問題，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這一學科已經全面建立起來多年之後，作爲後輩學者，我們重新看待學術前輩的開創性成果，就應該盡可能使之更加完善。
我在讀碩士學位期間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論宋金以前東北與中原之間的交通道路》，本來關注的衹是東北和中原這兩大地域之間的交通道路變遷問題，但在全面考察相關道路之後，發現在北京城建立之初，影響其交通地理位置的通道，應該主要是盧龍道，這是因爲古北道和傍海道當時還都很不發達，特別是傍海道，直至唐代，還很難通行。遼金時期以後，隨着沿海地區的全面開發，這條道路纔變得比較通暢，成爲中原地區經今北京城去往東北地區最重要的道路。當然，在北京城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傍海道是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這是我在研究古代交通結構時牽連觸及的一個北京城的基本歷史地理問題。衹有展寬視野，不拘泥於某一方面、某一時代、某一地區的歷史地理問題，纔能在研究中隨時獲取意想不到的發現。
我主張首先關注具體問題的研究，但如上所說，並不贊成一直做某一特定方面、特定時代或是特定地區的研究，不贊成青年學者走這樣的“專家”之路。老一輩人很在意讀書人的素養是否“博雅”，這兩個字看起來挺簡單的，要做到，卻很不容易。
所謂“博”，就是拓寬視野，拓展知識範圍。這一點，我首先要感謝業師史念海先生的要求和指導。初入師門未久，業師就很嚴肅地告誡我說：“你跟着我讀書做學問，學習的歷史地理學知識，一定要系統全面，若是偏守一隅，就一輩子衹能成做個三家村學者。”這句話說起來大多數人都能夠理解，也能夠接受，但歷史學研究中，重要的是實踐，而這個實踐活動，是需要一點一滴地累積展開的。
史念海先生的研究，局面宏闊，涉及歷史地理學的方方面面，可以說當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框架，就主要是在業師的努力下建立起來的。他老人家豐碩的研究成果，自然是我首先要效法的典範。不過與此同時，黃永年先生浩無涯涘的研究興趣，也給我很大刺激和誘惑。當年第一次讀到黃永年先生研究李秀成自述的論文時，不僅爲其精彩的論述拍案叫絕，同時也在欽敬之餘，心嚮往之，以爲讀書人本當如此。應該能夠像黃永年先生那樣，從先秦一直做到近代（其實黃永年先生談起現、當代中國史，更是如數家珍，但中國的現、當代史研究是首先是講政治，不宜妄談，所以寫文章能寫到近代也就滿不錯了），而且能夠很深地介入各個方面的問題。
在這種想法的驅動下，在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我都盡量拓展讀書學習的範圍。這樣的努力，在這部論文集中已經有所體現——文集的內容頗顯雜亂，就是出於這一原因。從所涉及的時代看，大致從先秦兩漢以迄明清，多少都涉及一些；從內容上看，雖然文集以“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爲名，但除了古代交通和地理文獻這兩方面的內容之外，還包括歷史自然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文化地理和古代地理學史等多方面的研究；從研究的地域範圍來說，則既有全國性的研究，有對中原地區的研究，還有研究東北地區的文章和研究西南地區的文章。這種情況，既已初步具備我後來研究的基本特點，但也還有明顯的差異。這就是基本上還限制在歷史地理學的範疇之內，所研究的古代文獻，基本上也都是地理文獻（《<大業雜記>考說》一篇在性質上雖然論述的不是地理文獻，但《大業雜記》書中有一些涉及隋代東都的史料，我是因研治隋唐兩京問題而牽連涉及此書）。與之稍有差別的，主要是《徐霞客史事二題》一文所做的地理學史研究。但由於史料上的重合之處較多，歷史地理學者從事一定的地理學史研究並不需要向外跨越多大距離，歷史地理學的前輩往往也都會像這樣做一些地理學史的研究。我這樣做，算不上在學科領域上有明顯跨界的地方。
對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來說，我想，可以把“雅”理解爲做學問的路子要正，味道要醇。不過究竟怎樣做纔算得上正確的路徑，醇美的味道，這是因人而異的事情。學問是自己的，猶如宗教信仰，本是自信其是而已。既沒有必要讓別人非信自己的不可，也沒有必要看人家眼色行事，一味跟着别人腳後跟兒走，特別沒有必要死乞白賴地去追趕什麼世界新潮流。
就我個人的態度而言，首先是重視基本史籍的閱讀，從基本史籍出發，去認識歷史，發現問題，繼而再主要依據基本史籍的記載、或是在基本史籍給我們提供的大背景下去努力解決問題。
古代的歷史，已經遠離我們而去。認識歷史的手段雖然有很多，但至遲從東周時期開始，其最最基本的憑藉，到目前爲止，還是傳世史籍的記載。這些傳世文獻，保存的歷史信息最多，也最清楚。脫離這些文獻記載，絕大多數史事都無從索解。不過流傳至今的中國古代史籍數量龐大，可謂汗牛充棟，所以在利用這些史籍從事研究中，還有一個正確處理主次、正偏關係的問題。
在這方面，當年業師史念海先生經常講給我和同學們講的一句話，是要“化腐朽爲神奇”。這是從他的老師顧頡剛先生那裏習得的治學原則，即強調要以傳世典籍中的基本文獻爲主。形象地說，就是依賴最常見的正經正史，而不是野史雜記，更不是各種新出土的簡牘碑版，以至各種紙質公私文書。從這些多少年來疊經披覽而看似早已“腐朽”透徹的書籍中，發現前人不能發現的問題，解決前人未能解決的問題。
我的另一位老師黃永年先生，尤其強調說，做學問，一定不能走偏恃孤本秘籍的路子。黃先生反復告誡我，那不是治學的正路，必然會失之於“陋”，而不是日臻於“雅”。那樣做很容易衹見樹木，不見森林，缺乏對歷史現象的總體關照，缺乏應有的厚度和深度，不會有更加持久、更加強勁和更加深入的發展。在黃永年先生的晚年，幾乎每一次見面，他都要向我強調，一定要集中力量好好讀正史，許多中國古代史中的重大問題，大家都習以爲常，但衹要認真閱讀正史，就可以發現存在重大的缺陷或是偏差，需要重新做出闡釋。
作爲走上治學道路以後最初的習作，收在這部文集裏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按照老師的指教，遵循上述旨趣，依據習見基本典籍嘗試做出的研究。關於這一點，讀者開卷可知，我在這裏就不再具體說明了。
爲了更好地利用傳世文獻，就需要具備一定的版本目錄學知識。老一輩學者，普遍重視這些知識，將其視作入門的階梯。當年隨同史念海先生讀書之始，即遵先生的指示，去聽黃永年先生講授的版本目錄學課程，並隨時向黃永年先生請教，儘量多在這方面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這樣，我不僅在黃永年先生的課堂上接受了正規、系統的文獻學基礎訓練，幸運的是，還蒙受永年師垂愛，在課堂授課之外，給予了很多很多教誨。在讀碩士學位之前，我本科畢業時拿到的是理學學士學位，版本目錄學知識一片空白，沒有一點兒基礎，是永年師引領我入門，手把手地傳授，使我較快有了一些長進。
收在這部文集中的幾篇地理文獻的考據文章，就是我在這方面嘗試着做出的一些努力。這些文章大多比較淺顯，相比較而言，《〈水經·渭水注〉若干問題疏證》和《考〈長安志〉〈長安志圖〉的版本——兼論呂大防〈長安圖〉》這兩篇文章，可以說分別是在目錄學和版本學兩個方面自己稍微滿意一些的研究。像《〈水經·渭水注〉若干問題疏證》這篇文章對灞水上源各重要支流的考辨、對西漢長安城諸門名稱的訂定等，得出很多新的看法。儘管衹是一篇習作，但涉及《水經注》的版本等一系列複雜問題，前人雖有過很多研究卻仍存在不少問題，做起來頗費一番功夫。由於自己花費了較大力氣，文中提出的看法，至今看起來，自以爲仍基本成立。其中個別問題，雖然可以做出一定的訂補，如前文所述，關於西漢長安十二門的名稱，最近我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平面佈局形態》一文中就對舊說略有修正，但基本的分析方法，並沒有改變，而這樣的分析方法，對相關的研究，或許能夠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鑑。
雖然後來我又做過很多版本目錄學的研究，也出版過不止一部研究著述，但所有這些研究，一如其初衷，衹是爲了更好地利用史籍來做歷史問題的研究，而不是爲研究史籍而研究史籍，這也是我從黃永年先生那裏學到的治學旨趣。永年師一直認爲，掌握相應的版本目錄學知識，是一個歷史學者必備的前提條件，而不是所謂“版本目錄學家”纔需要掌握這些知識，纔能夠掌握這些知識。當年自己在這方面的努力，爲研治相關歷史問題，奠定了較爲適宜的基礎。對這方面的知識，我現在學得還很不好，還要一直努力學習下去。
在研究中注重以傳世基本典籍爲主要依據，並不是說排斥其他史料。相反，史念海先生和黃永年先生都指點我要廣泛閱讀，以拓展見聞。黃永年先生特別強調說，一個受過正規訓練的好學者，要使自己具備“指哪兒打哪兒”的素質和能力，即根據工作的需要或是興趣的指向，能夠在短時間內，轉換研究的時段和領域。這自然需要歷史文獻知識具備相應的廣度，既是治學之“雅”的一種體現，同時也又回到了前面談過的“博”的問題。
在我這部習作文集中，有四篇涉及石刻文獻的研究，能夠大致反映我在傳世基本典籍之外，對碑版銘文這類史料的關注和態度。
第一篇是《唐〈東渭橋記〉碑讀後》，針對的是當時新出土的一方唐代碑石。集中關注新發現的石刻史料，是當下學術界的普遍傾向，而我當時撰文發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卻主要是基於此前對唐長安城附近交通道路進行研究的基礎，而不是跟着去搶什麼新材料。也就是說，我在史念海、黃永年先生那裏接受的治學方法，是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來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史料，而不是兩眼緊盯新材料來寫文章。這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徑。出發點不同，寫出來的東西，味道往往也會有所差異。
其次是《漢〈楊孟文石門頌〉堂光道新解——兼析灙駱道的開通時間》，這篇文章是以漢碑中大名鼎鼎的《石門頌》作爲研究對象。這種世代相承疊經研討的石刻，與新出土的《東渭橋記》截然不同，需要更加深入的思索，纔能得出前人未能提出的見解。但我理解，體現一項好的研究的“雅”意，正在於此。我這篇文稿的觀點，未必完全正確無誤，但對這種著名石刻的解析，就像解讀《史記》、《漢書》一樣，充滿誘惑，也充滿挑戰。
其餘兩篇主要依據和研究石刻文獻的論文，是《宋金元時期西安城街巷名稱考錄》和《西安碑林遷建時間新說》。前者的特色，是主要利用了金章宗明昌五年上石的《京兆府提學所帖碑》來復原這一時期的街巷狀況，後者也是利用一篇金代石碑的銘文來解決今西安碑林的始置時間問題。這兩通金代的石刻，都見於《金石萃編》的著錄，是最大路的“老材料”，早已無人關注。但悉心解讀這兩篇石刻文字，同樣可以取得“化腐朽爲神奇”的效用。
《京兆府提學所帖碑》記述了城中很多街道上的宅基範圍，我在分析這一碑刻時發現，碑中凡記街道兩旁地基，云其東西或南北闊若干，都是在與街道平行方向上量算，而若云其東西或南北長若干，則必是在與街道垂直方向上量算。據此通例，可以推導出諸多街道的走向和街道兩旁住宅的規模、佈局形態等問題。唐代坊制打破之後城市街巷形態的演變過程，是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宋遼金是唐代以後這一演變過程中的關鍵時期，或者可以說是轉折時期，而相關史料，卻相當匱乏。認真分析《京兆府提學所帖碑》提供的這份資料，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很多重要問題。我這篇文稿，衹是最初步的史料整理和歸納，屬於札記性質。本來計劃在此基礎上再做更進一步的研究，衹是因完稿後即調離古都西安，工作的重心隨之轉變，直到現在，也沒有再觸及相關問題。但願以後還能重拾舊業，繼續這一研究。
《西安碑林遷建時間新說》一文主要是利用金海陵王正隆二年的《京兆府重修府學記》石碑，考定今西安碑林的始建時間是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而不是以往認定、同時也是至今該博物館仍在大力宣傳的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衹要稍微正眼看一下這方碑石的內容，這本是一清二楚的事情，是不想承認也得承認的史實，而且這方碑石應當就藏在現在碑林博物館裏，其被忽略如是，就是因爲它是一塊傳世已久老舊石頭，而不是剛從地底下挖出來帶有土腥氣息的“新史料”。設想一下，要是新鮮出土，豈不會被炒翻天上去，一定會被一干人等用作“顛覆”舊說的神器。前些年我去西安碑林博物館參加其慶祝碑林建置若干週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一到場就有好心人相告，千萬別提碑林的始建時間問題，這會讓主辦者窘迫。大喜的日子，我當然不會去掃人家的興致。
歷史研究，對於我來說，衹是滿足好奇心而已。真相，我知道了，這就是個樂子。至於別人怎麼看，和我又有什麼關係。有根有據、就所有的論點論據直接針鋒相對的學術批評和討論，我當然會認真對待，也非常歡迎。認識到自己錯了，就改。不然的話，若衹是空口白話，或是邪說歪理，別人想怎麼講，就怎樣講，那是人家的事兒。
我覺得，由於基本學術理念的偏差，惟新是崇，導致時下學術界對舊有金石材料的利用，遠遠不夠。即以較早著錄大量漢魏碑刻的《隸釋》、《隸續》而言，很多研治秦漢魏晉史者，甚至對其聞所未聞；翻檢過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習慣成自然，在中國史學界，類似的怪事早已見怪不怪，成爲一種“新常態”了。事實上石刻文獻也與其他傳世典籍一樣，也有其自身的體系，爲了更好地利用這些文獻，最好也要努力對石刻文獻有一個比較系統的瞭解。知道得多了，纔能更加合理、更加廣泛地利用好這類史料。
後來我來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工作，在給本科生講解碑刻學基礎知識，爲了鍛鍊自己的實踐能力，特地試着寫下了《北齊樂陵王暨王妃斛律氏墓志與百年太子命案本末》和《〈馬天祥造像記〉與北齊武平九年紀年》、《北齊〈大安樂寺碑〉與長生久視之命名習慣》等幾篇文章。後來所做同類石刻文獻研究，比較重要的論文，還有《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一文。研究的對象，都是學術界久已熟知的著名碑版。這些新寫的論文，自然要比當年的習作更爲成熟，但基本的治學理念，卻是一以貫之，由過去延續下來的。
另外，在這裏需要稍微具體一些加以說明的是，作爲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在研究中還需要合理地對待史料的閱讀分析和對實際地理狀況的瞭解、認識。這實際上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一定要結合地理形勢來分析史料，考證史料；二是合理地處理用功讀書與野外實地考察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把這兩個方面的問題處理好了，一項研究就會得其雅正；若是處理不好，則或格於迂，或失於野。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具有各自不同的時間特徵和屬性，還具有獨特的空間特徵和屬性，研究者自然需要同時對其加以關注。我理解，合理的做法，應當是主要通過史料的閱讀來揭示地理事物在時間軸上的樣貌，再結合具體的地理形勢，特別是總體地理背景，以準確地解讀其空間內涵，最終展現出具體時間點上的空間形態。
文集中《論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再論霸上的位置》和《三論霸上的位置》這三篇文章對“霸上”這一地點的考訂，若是不多考慮具體的地理狀況，單純從一般意義上看，所謂“霸上”，就像“河上”、“漢上”、“海上”等詞一樣，不過是“某水之上”的意思而已，既可以指霸水的東岸，也可以是指霸水的西岸。可是，若是和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就可以看出，漢唐長安城東面的“霸上”，已經成爲一個表示特點地點的專有名詞。這一特定地點，就是長安城東出三條大幹道的分歧點，或者說是一個至爲關鍵的“結點”：一條是去往正東的函谷關道，一條是去往東北的蒲關道，另一條是去往東南的武關道。“霸上”在交通地理和軍事地理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就在這一點上。因而論定這一問題，已不是簡單的地名考證，而是解決漢唐長安都城附近交通地理結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
同樣，《論宋金以前東北與中原之間的交通》這篇文章在分析各條通道的興替關係時，我也努力結合這些道路的自然地理形勢，分析相關文獻記載，指出濱海一道在遼金以前的通行能力，因受地表積水的阻滯而相當低下，難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在《論西渭橋的位置與新近發現的沙河古橋》這篇文章中，針對一些考古學者將沙河古橋推定爲“絲綢之路第一橋”、亦即西渭橋的說法，我從長安城西北向幹道的走向來論證沙河古橋的性質和作用，指出其位置、朝向與長安城西北出大道的牴牾，從而否定了其屬於西渭橋的可能。近年新發現的一組渭河古橋，證明我的分析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這也是透過總體的地理形勢來考定一個具體的地物。
談到對實際地理環境的重視，很多人一定會首先想到野外實地考察。其實面对目前中國學術界的現實情況，這一點，正是我持有強烈異議的地方。
當今，中國的歷史學界，特別是歷史地理學界，有很大很大一批人，動輒聲稱“野外考察”具有非同尋常的神異作用，可以解決很多依據歷史文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於是，東奔西走，南來北往，一時間煞是熱鬧。可是實際效果呢？我看絕大多數所謂“考察”，不過是一場場觀光之旅而已，既浪費了大量民脂民膏，更枉耗了一大批學者的學術性命。
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界，業師史念海先生是積極倡導野外考察的第一人，並身體力行，爲此樹立了典範。但史念海先生倡導的野外考察，準確的表述，是文獻記載與野外考察相結合，強調在全面掌握並悉心分析史料的基礎上，再輔之以實地的考察，既考察地理形勢，也考察相關的歷史遺跡。
從學術研究方法演進的角度來看，由於過去有很大一部分學者衹是侷促於書齋，單純計較於文字的考訂，完全不顧實際的地理形勢，不顧實際存在的古代遺存，因此，史念海先生所主張的野外考察，是對這一局限的匡正和補充，而不是對文獻考辨分析的否定。利用文獻記載和實行野外考察，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而不是後者對前者的取代。
收在這部文集中的《史萬歲南征路線重析》一文，是我在跟隨史念海先生讀碩士學位第二年的一篇習作。寫這篇文章，是緣於史念海先生在1983夏帶領我們幾位研究生去西南地區的一次考察。這次考察的對象，是古代中原去往西南的交通道路。出發之前，先生即要求我們先花力氣讀書做功課，首先努力從文獻中發現和提煉問題，再驗之以山川形勢。
爲此，在一個多月的準備階段，我集中思考了四川入滇通道的歷史變遷問題，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認識，又集中到了隋代史萬歲南征的往返路線上來。關於這一問題，向達、方國瑜等許多學者都做過探討，但我在一一閱讀相關文獻之後，覺得基本的史實並未闡釋清楚，仍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通過這次考察，使我對相關山川形勢有了更具體的瞭解，從而得以更爲切實地理解地貌形態對川滇之間歷史通道的制約和影響。更爲重要的是，考察途中，真真切切地親眼目睹了小相嶺上連綿不斷的雪峰，由此可以認定，史萬歲收兵回師時所寫詩句“蓋天白嶺勝金湯，鎮壓西南天半壁”，講的必是這一條路線，從而更加清楚地闡明了川滇交通的變遷狀況。
這篇小文章寫出之後，得到史念海先生的肯定。先生特地說明，他所倡導的實地考察，就是要像這樣先好好讀書，再有具體針對性地身赴其地，考察特定的目標，絕不是脫離歷史文獻的記載而過分依靠所謂“考察”來解決歷史地理問題。
如何看待野外考察在歷史學、特別是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作用，還涉及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人們如何認識歷史、如何獲取知識的基本理念問題。
在現代社會中，各個專門領域的研究，已經都相當專門，相當深入，學者在研究中若是需要利用自己學科領域之外其它相關學科的知識，最適宜的途徑，應該是首先利用這些學科業已取得的專業成果，而不是像一個外行的棒槌一樣去亂插橫捅。就大多數歷史學者、特別是歷史地理學者來說，所謂野外考察，主要涉及兩個學科領域的知識，一是地理學，二是考古學。
很多人以爲，出門亂走一氣，隨便看上兩眼，就能夠弄明白地理，不把地理學看作是一門專門的學科。以這種態度來看待地理知識，自然會過度相信自己的“考察”。其實當前人們進行的絕大多數“考察”，所獲取的結果，並沒有逸出於地理學界已有的認識之外。其中有很多問題，衹要翻看一下普通的地形圖，就能輕而易舉地解決，無需再多事他求；甚至到了現場，瞪着眼睛使勁看，反而不如看看地圖、利用一下地理學家總結的情況更爲清楚。蓋一個人的目力是有限的，而與此相比，地理學家利用的研究手段是豐富的，即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衹緣身在此山中”是也。
考古學的知識，更需要專門的訓練。不具備基礎的考古學知識而侈談古蹟古物的考察，很難取得有價值的成果。我認爲，在歷史地理學領域，侯仁之先生在研究烏蘭布和沙漠變遷時所做的考察，最爲可取。在這一研究中，侯仁之先生是特地邀請考古學家余偉超先生與其合作，一同考察沙區的古代遺跡，所以纔取得了非常切實的成果。在不具備相應條件的情況下，首先針對自己所要研究的區域或地點，盡量多閱讀一些考古學者已經公佈的勘察和發掘結果，也是一項有益的工作，往往會比盲目地前往現場會獲取更多有價值的信息。
如何對待讀書治學與野外考察的關係，有時還會牽涉到對古代學人的評價問題。談到野外地理考察，近代以來，世人往往對明末所謂“千古奇人”徐弘祖推崇備至，以爲徐氏所爲是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學術考察。在這一點上，我的認識與通行的看法頗爲不同。我認爲，徐弘祖之浪游天下，衹是出於賞玩山水風光的目的。正由於他束書不觀，徒然四方奔走，並沒有任何重大地理發現。《徐霞客遊記》中對奇峰幽洞的記述，也與西方近代科學具有本質性的差異。不能不顧歷史事實而一廂情願地拔高。究其內在實質，徐弘祖的行爲，不過是明末頹廢“世紀病”的一種症候而已，同西門慶之縱情色慾，並沒有明顯區別。
文集中的《徐霞客史事二題》一文，即針對學術界通行的看法，講述了自己不同的認識。所幸這一看法寫出後，得到了譚其驤先生的高度認可和大力贊賞，並特地賜函予以鼓勵。這極大地堅定了我不循流俗地獨立思考問題的信心，努力實踐自己認定的學術方法。附帶說一下，關於徐弘祖其人其事，我一直想以“《徐霞客遊記》與《金瓶梅》”爲題寫一篇論文，來具體說明對《徐霞客遊記》內在實質的認識，可惜延宕日久，至今仍未能如願。
上面拉拉雜雜地講了很多，不一定適宜，也卑之無甚高論，但說的都是我的心裏話，僅供讀者瞭解而已。我的認識和實踐，當然還存在很多弱點和缺陷，這衹能在今後的讀書和研究過程中，努力加以改進。
最後，在這裏，我要向當年熱情幫助我出版這部文集的責任編輯張忱石先生致以衷心的謝意，向支持此書出版的中華書局總編傅璇琮先生致以衷心的謝意。作爲一個剛剛走入學界未久的年輕人，他們的幫助和支持，對我後來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這種情誼，是永遠難忘的。
當然我要感謝幫助再版此書的王江鵬先生。前面一開頭我就談到，有朋友反映此書難以覓得，已經多年，我也苦於未能重刷再印，以滿足讀者的需求。前兩個月，王先主動相助，提出幫助再版，而且這麼快就要印出了，這實在很讓我興奮，也很令我感動。最讓我感動的是，王江鵬先生說，他正是因爲收齊了我其他所有著作而尚且無法購得這本，纔想到要幫我重印此書。沒有王江鵬先生的積極努力，就沒有這次再版的機會。由於身體的原因和事情較爲忙亂，這次再版，我基本上什麼也沒做，全靠王先生代爲處理一切繁雜的文字覈校工作。需要說明的是，除了王江鵬先生幫我改正了一些筆誤錯字以外，文章的內容，一律未做更動。
還要感謝商務印書館的上層主管，同意印行拙作。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現代出版業的第一標誌性企業，也可以說是天下第一品牌。我一直期望能有機會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本小書。這次雖然是舊作重版，也讓我感到十分榮幸。不過得隴望蜀，但願將來能新寫出一部與商務印書館名譽、地位相差不是太多的書稿來，有幸在這裏出版。我也衷心期望商務印書館能夠全面恢復舊有的傳統，在出版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方面，綻放舊日絢麗的光彩，特別是能多出版一些用正體字印製的書籍。
2017年11月7日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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