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在假古董泛滥的收藏界，我们就以占艺术市场成交份额最大的古代、近现代绘画作品为例，来重申“假画”的范畴与意义，为投资人与收藏家抽丝剥茧，挖掘其背后的投资潜力。
随着艺术资本化的到来，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艺术品，变身为高额利润的代名词，其高报酬率不断吸引着大量资金投入艺术市场的洪流之中。但艺术品的“真”与“假”，一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决定着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成与败。
假画的前世今生
假画，又称伪作或赝品，是指非画家本人实际创作，却谎称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采用其他方式表明其身份的美术作品。根据假画制作方式，造假一般分为四种形式--摹、临、仿、造。摹，在原作上拓写，采用先勾勒再填色的方法，力图与原作一致；临，指看着原本的构图、笔法大意而制作；仿，指仿学某人笔法结构，在没有蓝本的基础上，凭自己想象制作假画的方式；造，属于臆造的范畴，在整个造假过程中，完全不考虑仿造对象的艺术特色，凭自己意向天马行空地制造假画的方式。
造假，历代皆有。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他们在政治需求、个人喜好或者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或个人、或群体、或区域性地生产假画。早期，古代绘画作品的描绘对象主要以人物为主，且内容多为劝诫、警示之用。三国时期的大文豪曹植在《画说》中就曾写道：“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绘画作品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历代统治阶级有目的、有选择、有规划地组织临摹艺术作品，并将其赐予众臣及各地官员，从而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后来，随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艺术市场空前繁荣，古玩、字画以及当时创作的艺术精品大受追捧，以盈利为目的的书画伪作充斥整个艺术市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载：“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价地挖空心思，进行花样翻新的书画伪造和改造，并最终形成了造假的手工作坊、造假区域以欺世盗名。其中，“苏州片”成为赝品中的佼佼者，其特有的艺术、历史价值在造假的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
传世赝品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产生方式，它们在中国特有的传统绘画教育方法下产生，并且不具功利性。中国书画的学习方法历来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临摹古人和老师的作品是学画的唯一途径，而临摹得像与不像则成为将来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北宋时期徽宗赵佶开设的“皇家画院”就产生了诸多临摹作品。画院，官署名，在中国古代宫廷掌管绘画。宫廷画院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宋徽宗颇具绘画才能，为画院定立了一套完整制度。他以自己的鉴赏趣味和创作方法要求画院画家的创作，从而形成了精致华丽的“院体”风格。在绘画学习中，宋徽宗十分重视古人“格法”，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收藏的名画两幅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例如现藏台北“故宫”的黄居寀《芦雁图》就是在“传移摹写”下产生的精品摹本。
假画也进博物馆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场所，是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博物馆中陈列的艺术作品与征集对象也一定与其职能相符。而藏于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鱼隐图》卷，以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张宣《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它们或是宋代摹本，或是师友代笔之作，皆属假画的范畴，却都进入博物馆并成为镇馆之宝。这些旧时名家高手的仿品及代笔，谁能说它们没有收藏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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