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在取消户籍壁垒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华大学教授文国玮先生竟然会提出入户北京要进行考试取得资格的建议，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
这个主意馊在什么地方？首先，它太接轨“国际”，把国际间的“移民”资格“考试”弄进了国内，把“北京人”弄成了中国的特殊种群。这种种群五十万年前有过，五十万年之后绝不存在。第二，严重歧视“外地人”，它不仅歧视外地的城市居民，更严重的是歧视目前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当“北京人”要考试，当“上海人”要考试，当“广州人”要考试，中国还是一个国家吗？各大城市纷纷仿效建立“考试壁垒”，中国还是一个统一国家吗？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明确规定：迁居地居住准入条件，是指固定住所和稳定的生活来源，固定住所包括自有住房、公有住房和租住房，稳定的生活来源包括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其他合法货币性收入及有稳定收入的投靠人。对于“人满为患”的大城市，可以对户籍法所规定的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这两个条件以更严格的规定，但绝不可以在户籍法规定的准入条件之外另设条件。知识界向政府提建议，绝对不能提出让政府违法的建议。
一个建议，存在城市与“国家”不分、歧视农村人、违反户籍法“三宗罪”，真是馊得可以。
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必然带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定居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必然冲破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形成的户籍制度，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入籍居民的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特权也将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而消失，真正实现中国公民权利的完全平等。这是中国社会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比较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知识界可以对政府献计献策，为推动中国社会制度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绝不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出一些毫无知识和良知的荒唐建议。
农村人变成城市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这个社会化过程，绝不是靠所谓文化知识考试所能解决的。稍微有点社会学的常识，这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就不会发出这样一些荒唐的论调。他所描述的“城镇农村化”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农村人进城造成的，而是我们现在的城镇管理能力和水准的问题。你的管理能力差、水平低，农村人在城市里的“社会化”过程就会延长、停滞，就会出现乱象。城镇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一种文化，只有身处其境、不断熏陶，“农村人”才会变成“城市人”。哪有进城之前去“考”他是不是够“城市人”格的道理？至于城市里的设备会用不会用的问题，文教授似乎也太“过虑”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到发达国家学习、考察，不都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龙头不会拧，电锁不会用、电锅不会煮，更别说开电脑了。如果发达国家有哪个混账教授提议要对中国人入境进行这类“考试”而竟被采纳的话，中国人恐怕只能在国内老老实实的呆一辈子。不经“考试”而出国的，也没见过哪位长官渴死、饿死，或者住不进旅馆睡在大街上的。这位文教授似乎太低估中国农民兄弟的学习能力了。至于建议入户资格还要包括工作能力考试，这不是让政府“吃河水长大——管得宽”了吗，工作能力由用人单位定，哪有政府管的份，除非政府要用他。让政府通过考试来确定某人具不具备工作能力，文教授，你有这个胆量，政府恐怕也没有这个胆量。就是一个大字不认，也有在北京扫大街的工作能力！
目前一线大城市人满为患，城市不堪重负，也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如何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确是道难题。这需要群策群力，认真研究。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通过建设副中心或卫星城镇、分散投资、迁出一些政府事业单位等等促使人口分流，甚或改变中心城区的功能，可以有许多思路以求殊涂同归。唯独不能采取的方式就是对本国公民的入户规定“文化知识能力”的条件。在城市基本功能和格局尚无大变化的情况下，人口向“机会”较多的大城市流动，还是一个主要趋势。
在北京，有上千万根本没有“入户”的“外地人”工作、居住，有的已经有了第二代。所以本来就根本不存在“入城”不“入城”问题。入户不入户，对于“外地人”而言，根本不是户籍本身的问题，而是依附于户籍的有关教育和社会保障的特权问题。就目前而言，“外地人”想尽办法要在北京入户，首先是冲着子女要与“北京人”享有同等教育权的问题，上公立学校，“外地人”要多付钱、托关系，子女成了班里的“另类”，这让他们很“受伤”。没有这些户籍特权，没有北京户口，照样在北京居住、工作、生活，这“入户”还真没有多大意思。有的“外地人”在北京工作了二三十年，半辈子都在北京度过了，还能说他们不是“城市人”，让他们考当北京人的资格，岂非笑话？
人已经在北京，你赶不走；要进来的，你拦不住；弄点考题不让“入户”，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就是让他们不能享受“北京人”的待遇吗？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招来“外地人”的愤恨，这个主意还不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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