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东山魁夷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心灵的清泉告诉我，只有舍弃自我，才能看见真实。”当我们在艺术的世界里进行心灵沉淀，并把这种“舍弃”的精神进行归纳和对照时便会发现，曾经有一位老人把他的珍贵藏品无私地“舍弃”，也同时实现了这些艺术品真正的价值。他，就是沪上金石书画收藏鉴赏家钱镜塘先生。作为书画家，钱镜塘先生曾与张大千过往甚密，情趣相投；作为鉴定家，他与吴湖帆堪称沪上“鉴定双璧”；作为收藏家，他与工商巨子刘靖基各有千秋，难分伯仲，被誉为“收藏之富甲于上海”。也成为那个特定年代上海收藏界的一道风景。
钱镜塘（1910-1983年）先生是浙江海宁人，原名德鑫，字镜塘，晚号菊隐老人，若追寻远祖，即为吴越王钱鏐之嫡裔。他的祖父辈均善丹青翰墨，富于书画收藏，由于家学深厚，教育有方，钱先生自幼便酷爱丹青之妙，及长，更擅长金石书画之鉴藏。他也被誉为“今之项墨林、安仪周、庞莱臣”。钱先生无论是其藏品之丰富、之精到，还是其藏画捐画之精神、之气节，均为后人称道。据统计，钱先生经手的金石字画，多达50000多件，这一数目相当于当时整个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数目的三分之一，这些藏品件类涉及卷轴书画、信札尺牍以及金石碑帖等。在众多藏品中，在众多他钤印的
书画作品中，他的鉴藏印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篆刻印章在中国是一种别致的传统
艺术，有三千余年的历史。篆刻，又称“玺印”、“印”或“印章”等，这些称呼都因时而异。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兽骨上刻“字”（即我们称呼的“甲骨文”）。这些文字具有较高的刻制水平，刀法雄浑，线条奔放。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这就形成了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的传统习惯。鉴藏印或称收藏印，一般是指书画收藏、碑版收藏或古籍善本收藏所用之印，也区别于一般的书画钤印所用之单纯名章和闲章，多半体现收藏者的鉴藏方法、习惯或爱好、志趣等。书画钤印用于收藏，目前所见最早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北朝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卷中所钤“永兴郡印”朱文方形官印。唐代美术史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三著录有“张氏永保”（唐代鄂州司马张怀龢与其弟盛王府司马张怀环用的“张氏永保”方印）、“永存珍保”、“永存珍秘”、“彭城侯书画记”等印记。鉴藏印有官家也有私人用印，官家如皇家内府等。如北宋徽宗有一套收藏印，分别钤于书画上的固定位置，共七枚玺印：“御书”葫芦印、双龙方印和圆印、“宣和”方印、“宣龢”方印、“政和”方印、“政龢”方印、“大观”方印、“内府图书之印”大方印。又如清代乾隆皇帝也好收藏，鉴藏印数量甚多，如乾隆有八玺：“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印、“乾隆鉴赏”正圆白文印、“石渠宝笈”长方朱文印、“宜子孙”方形白文印、“三希堂精鉴玺”长方朱文印、“石渠定鉴”圆朱文印、“宝笈重编”方形白文印、“乾清宫精鉴玺”。私人鉴藏印则比较多，多根据个人自己的兴趣爱好钤印。如明代书画收藏大家项元汴，他的收藏印颇多。有“项元汴印”、“子京”、“墨林”、“天籁阁”、“寄傲”、“净因庵主”、“李项氏世家宝玩”、“项子京家珍藏”、“项墨林父秘定之印”、“神品”、“密”、“子孙永保”、“神游心常”、“子孙世昌”、“桃花源里人家”等等。
文物艺术收藏，最重诚信。故“印”、“信”二字连为一体。藏之有道，献之有益。这是文物艺术收藏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现。我国的书画家自古就非常讲究用印，像齐白石先生就被称为“三百石印富翁”，但他的印多为私印、字号印、斋馆印、闲印。收藏家的鉴藏印是鉴定书画真伪的一种重要旁证，兰亭真伪争论多年，最终由一方印章拍板定案，《上虞帖》也是南唐用的一方“内合同印”，表明流传之序，确定其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前辈收藏家项墨林、安仪周等收藏家的鉴藏印，在后人鉴定书画时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钱镜塘先生的鉴藏印对20世纪以后的书画收藏也显示了其重要的价值，对后人而言，不仅仅是鉴藏书画真伪的参考价值，也体现一个书画鉴藏家的人格品节、德信、气质和人生轨迹。艺术以德信为高，以诚信服人，也以真心教人。
钱镜塘先生会根据自己收藏书画的不同类别，将书画家的作品以及自己对藏品的珍爱程度，一一鉴别分析，采用了形式各异、内容别样的收藏印。钱先生的鉴藏印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模糊收藏，如“镜塘审定”、“镜塘藏古”、“镜塘心赏”、“镜塘平生珍赏”、“海昌钱氏图书”、“海昌钱氏数青草堂珍藏金石书画印”、“已未秋日重归镜塘”、“数青草堂供养”等等；一类是专题收藏印，或以题材为重，或以人物为主，或以地域为特点。如“镜塘藏扇”、“镜塘藏荷”、“钱镜塘珍藏乡贤经籍印”、“海昌钱镜塘收藏明贤尺牍印”、“钱镜塘鉴定任伯年真迹之印”、“钱镜塘审定吴湖帆真迹”等。
他的众多印章，朱文、白文、书体不同，章法各异，印风有的工稳方正、气息平和，有的法度森严、布局工谨，有的清新明快、刀法洒脱。而篆刻这些印的作者，大多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沪上知名篆刻家，如唐醉石、高络园、陈巨来、王个簃、谢磊明、钱君匋、高式熊、陆俨少等。在沙孟海题签、谢稚柳书扉、郑逸梅作前言的《钱镜塘鉴藏印录》中收印六十五方，均有款识。我们清楚地发现有：谢磊明一方，唐醉石二方，高络园一方，王个簃五方，陈巨来十五方，钱君匋三方，邓大川二方，支慈庵二方，葛子谅十四方，岂夫二方，高式熊十四方，吴朴堂四方，刘一闻一方，徐云叔一方。其中有大部分印为陈巨来先生所刻。陈巨来(1905－1984)，名斝，后以字行，号墒斋，别署安持，安持老人，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人。幼承家学，篆刻初师嘉兴陶惕若，后拜沪上赵叔孺先生为师。再后又由赵叔孺介绍得识于收藏大家吴大澂之孙吴湖帆，吴慷慨将家藏汪关《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借其参考，使他的治印炉火纯青，更为精练老当。陈巨来自言平生刻印不下三万方，全国大部分博物馆、图书馆都曾请他刻制元朱文考藏印，当代书画大家张大千、溥心畬、吴湖帆、叶恭绰、冯超然、张伯驹、谢稚柳等用印，也大多出自巨来之手。陈巨来是钱家常客，交往甚笃。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记》中记载有与汤云和钱老一个有趣的“鉴赏”故事：“（一九）六四年余在掮客钱镜塘家中又遇见了，一别近廿年，相见甚欢。余询以当年葛氏所藏之十余方文衡山印何故崭新？汤云：以前所制犀角印，都以明人破犀角杯廉价得之，故做假易，后得一犀角，为一现代物，做假包浆殊不易，故只能穷想方法，做一锡匣子分三行，行四格，每印放入后，用锡合口，再加以化学涂之，埋入泥中。锡本易黑，上加药物，一年多即变成古气盎然了。再剪开作为新出土古物了。葛氏受了蒙骗，以一千元买去的。后来吾印章不做了，专收罗无款识的古金彝器，假添文字，文字完全在名器物上东集西凑，略减篆意，而用松香等等涂上刻以欺人的。容庚辑的《金文篇》上即有许多字是吾改造而成的云云。钱镜塘即取一商爵示之曰：这件是你所添的铭文吗？汤云：巧得很，是的。钱云：你提证据来。汤云：可当场拆穿给你们看看。遂取一火柴点着了，汤说：只能离开二三分熏之于旁，如铭文上得热气，即发出松香味来，那即是伪添的了；如火太近，字即烊了。真铭文尽烧不妨的，云云。是年余已六十，汤八十余矣。汤忽对余云：你元朱文名望很大呀。余曰：哪有你的古拙像真呀！汤竟云：不妨不妨，吾来教教你。余因其老了，故只能对之曰：请教请教。”
钱先生为人谦恭、随和慷慨，曾经多次把自己所藏的名人印章和古代书画捐献给国家博物馆或地方博物馆，累计有4000余件。钱镜塘远房堂兄弟钱君匋先生回忆说：一九六三年，
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就捐献了名家作品数十件，其中也有名家印二十四件，包括文鼎、吴昌硕、曹世谟、赵之琛、王大昕等的手刻。我想这也弘扬了
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学术宗旨。而钱镜塘先生自己也是
西泠印社社员。可喜的是钱老先生的这一义举写进了《杭州市志》。钱先生这些众多的风格各异的名家印章曾经钤印在数以万计的古代书画上，印证着一个老人搜求、鉴赏、鉴定和珍藏书画古籍所付出的毕生心血；映照着钱先生一生人淡如菊、胸阔似海、赤诚奉献的精神。(
臧志成 何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