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先生画鹰的澹墨羽毛，利用水纹白痕造型，亦与齐白石画虾节用笔效果相似。前面提到的吴先生为我示范所画金鱼，是画在一张旧丈二匹裁剩的纸头上，因为纸好，皮料多，笔痕结实不浮张，每一笔都恰到好处。记得吴先生刚刚画完，正好荣实斋王大山先生来，见了连连称好，要拿去做木版水印。吴先生笑着说："这是给万青力示范画的。"然后题了"青力同学嘱示画金鱼"送给了我。

记得这一年，北京后门桥文物商店分店误收购了一幅《玄鹄》伪作。因为画装在旧玻璃框里，加之当时也想不到文革结束不久就有造假画，收购的人也没仔细看。及打开镜框把画拿出来时，竟发现画上有未完全擦掉的铅笔双钩痕迹，开始怀疑。后文化局调我参加调查，不久查清，乃西城区电子原件厂一常姓工人所为，他为造傅抱石最多，多以四川皮纸揉皱所画。他家中仿刻及锌版名画家图章尚有齐白石等。画好之后，交邻居一老太太去卖，由造吴作人《玄鹄》而案发。吴作人先生中国画从不打稿，造假者竟以铅笔双钩填墨法造写意水墨画，这在当年传成为笑话，也说明造吴先生假画，并非易事。吴先生的画，风格正如其人，儒雅敦厚，简朴端庄。他行书沉厚通畅，造型凝炼，意在似与不似之间，在个人风格中继承了齐白石等前辈传统精华。

吴先生在一九五七年谈到艺术风格时曾说："风格是画家自己的面貌，既不故弄虚玄，忽此忽彼；也不取泥古不化，套袭仿效"。这段话实际上是他自我风格的诠释。从他中国画风格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他追求自然天工、绝不故弄虚玄、忽此忽彼的一贯性；他的中国画绝不是以毛笔宣纸画西画，既不是"学院派的写实主义"，也不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他笔下的动物形象，没有套用素描明暗光影的方法，而是以书入画；以笔墨造型，意在似与不似之间。然而在尊重承接传统的同时，又绝无泥古不化，因袭模仿之迹，而是採前人之所长，成一家之体。

由于历史的原因，吴先生被冠以过多的社会头衔，这当然影响到他艺术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在中国画探索的熊猫、藏牦、树熊等，是首次引入中国画的题材；他笔下的鹰，鸽，雁，骆驼、大象、猫、金鱼等，既不同古人、又不同时人，完全自出已意，风格一望可知。最难得的是，在烂熟、刻露、浅薄画风流行之时，他呈现的是不讨时人之好的温柔敦厚、儒雅倜傥之美，这不是从钱眼里看艺术的人所能理解的。

吴作人在中国画探索中回复传统的倾向，则出自他的远见卓识，在今天更有特别的深意。西方二十世纪现代绘画，是西方哲学精神与物质对立，思维方式极端化的传统在工业化时代的特殊表现。以反传统、出新奇为特徵的现代主义，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已至尾声，后现代主义（这一用语在西方评论家中颇有争议，却为中国艺评家所常用）根本上己是一种因袭，已无新奇可言。"现代艺术"只是二十世纪发生、发展、结束的历史。反传统的意义是不应低估的，但是以出新奇作为艺术的本质和目的，却是一个时代的误会。我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断言：

二十一世纪，无论东方、西方，将是一个回复传统，以理性反思传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