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意大利政坛风波陡起，全球市场遭遇冲击，而关于欧元区内部各种救援方案与可能性的文章也再度成为热门。著名金融作家、博主史密斯（Charles Hugh Smith）在ZeroHedge发文指出，其实不管怎样救援，都注定只能暂时掩盖问题，而不可能永久性解决问题，因为欧元和欧元区系统从创建之初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现在，欧洲央行已经陷入疲于奔命的“救援”之旅，而一切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欧洲单一货币体系在1999年问世时，就埋下了根本性失衡的种子，注定这一尝试将以失败收场。
具体说，就是在超级出口大国德国和其贸易伙伴，尤其是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欧猪五国”）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失衡，前者贸易盈余惊人，而后者都遭受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的折磨。
德国的出口到底有多强大？答案是，他们的年出口额几乎和中国的相等，都是1.2万亿美元，但是德国8200万的人口却只相当于中国13亿人口的6%。事实上，德国和中国正是全球出口榜单上的前两强，而排名第三的美国和他们差距可观。
德国对出口的高度强调使得他们加入了所谓重商主义阵营，这里的成员都高度依赖出口来获得利润和经济增长，比如中国、日本、德国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都享有巨大的外贸盈余。
尽管从2000年到2008年间，德国的出口增长了65%之多，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内需增幅却几乎为零。如果没有了出口的强势增长，德国经济注定将会原地踏步。荷兰也是个大出口国（外贸盈余330亿美元），尽管他们人口较少，只有1600万。
与此同时，那些“消费者国家”却存在着重大的经常账赤字（贸易）和重大的政府预算赤字。比如意大利，贸易赤字550亿美元，预算赤字1100亿美元，其公共债务总量已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5.2%。
西班牙的人口只有德国的大约一半，年度贸易赤字也达到690亿美元，预算赤字更是令人瞠目的1510亿美元。该国政府预算的23%都要靠举债。
具体来说，重商主义国家和消费者国家之间的互动大致是：
——消费者国家央行提供充足的低利率信贷，来刺激经济增长。
——重商主义国家使用货币挂钩或者“贸易区”政策来建立公开市场上的结构性优势。
——消费者国家靠充足的低利率债务购买“廉价”商品。本国的产业则由于“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而枯萎。
——重商主义国家购买消费者国家的债务，确保后者可以持续拥有充足的低利率信贷。
——消费者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借款，才能维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消费者国家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债务利息上扬，消费受到抑制。
——在债务和利息双双增加的情况下，投资者害怕这些债务发生大规模违约而退场，于是消费者国家债务的购买者就只剩下了重商主义国家。
——重商主义国家失去继续为消费者国家持续膨胀的债务提供支持的能力或意愿。
——违约和破产发生。
尽管从逻辑上说来，欧元的建立去除了多种货币所造成的成本，将带来更好的效率，但是由于欧元区各国各自经济的根本效率差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便使得欧元具备了虽微妙却致命的危险性。
尽管德国的工资水平非常可观，但是德国政府、工业界和工会还是想办法在出口猛增的情况下控制住了生产成本。结果局是，从2000年到2009年，德国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只增长了区区的5.8%，而在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一指标却增长了约30%。
欧元区内部的这种生产率、债务和赤字支出的不对称产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后果。实质上说来，欧元是给予了重商主义的、高效率的德国一种高度确定的结构性竞争优势，因为单一货币确保了德国商品总是比那些进口国自己生产的商品更廉价。
换言之，德国靠着压低生产成本和变得比欧元区其他国家更具效率，这样，他们以更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生产商品，事实上起到了等同于货币贬值的作用。
欧元的另外一个让人迷惑的害处在于：这一货币的整体强势使得债务国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迅速增加借债。换言之，欧元作为单一货币是呈现出整体强势的，但是这整体强势却掩盖了欧元区内部的高度失衡——债务国内部虚弱，靠着无法持久的赤字运转，其中一些不能不越来越依赖房地产泡沫（爱尔兰和西班牙）来寻求增长和税收。
在欧元问世之前，当那种消费者经济体遇到麻烦，出现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问题，他们可以通过调整本国货币汇率的方法来让局面重归平衡。具体说来就是，消费者国家贬值自己的货币，这样他们与重商主义国家之间的供求关系和债务平衡就可以复位。
比如希腊，如果没有欧元，他们的德拉克马相对于德国马克肯定早已大幅度贬值了，这样就可以有效提升德国商品在希腊市场上的价格，让希腊人减少购买德国货。这样，他们的贸易赤字就会缩水，放款方也会要求希腊政府债券提供更高的利率，而这就会有效地迫使希腊政府减少举债，削减赤字。
可是眼下，整整十六个国家都被锁死在了单一货币当中，靠着贬值达成新平衡已经不可能了。德国也不得不一再并非情愿地面对救援消费者国家的任务——这些国家的过度借债和过度消费，说起来欧元的强势正是“罪魁祸首”之一。在另外一端，“欧猪五国”的处境就更不值得羡慕，他们必须大幅度削减政府提供给本国人的福利，来寻求预算与本国生产率之间的平衡。
尽管希腊已经推出了财政紧缩的计划，而欧盟也承诺要提供援助，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深度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的。
如果维持现在的轨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两种，要么是德国和其他出口国陷入对消费者国家的无止境救援泥潭，要么是这些虚弱的国家不得不宣布违约，甚至滑向破产。
德国帮助这些过度举债的国家的方法就是购买后者的政府债券。根据《商业周刊》的数据，德国各银行的账户上已经积累了这些欧元区外围国家近2500亿美元的债券。
现在，德国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德国允许这些境况不佳的邻居违约，则欧元就将遭到重创，德国在欧元区内的出口也会大幅度下滑。可是，如果德国继续扮演“终极债主”的角色，德国的纳税人就会起来反对政府了。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麻烦国家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债务以当前的速度继续增长，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即便是强大的德国也将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意愿去填这个救援的无底洞了。到那时，无论德国还是那些债务国，放弃单一货币的压力都将变得空前巨大，由原本就千差万别的十六个国家强行拼凑的体系就将难以为继，欧元区就将宣告寿终正寝。
对一个在结构上就注定没有好结果的系统，没完没了的“补锅”又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