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琛
2015年，德国敞开大门接纳难民，做出这个决定的总理默克尔陷入舆论危机。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在公共媒体还是民间讨论，许多和这件事儿八杆子打不着的中国人都在骂默克尔圣母，给难民贴一堆负面标签；而我身边的德国人，虽然也对默大妈的难民政策颇有微词，但行动上对难民的帮助一点也没少，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意思。
我几乎不关心政治、民生、社会、国际局势这些宏大问题。我大概是个格局特别小的人，只能顾及到身边的人和事，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和自己有关的小世界里。写到“难民”这个话题，是因为他们真的进入了我的生活里，成为了我日常的一部分。
露天难民营
在难民潮最盛的时期，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我住在柏林统一分配难民的政府机构（LAGeSo）旁边。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回家的路上出现了一条神秘的长队。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壮年男性，顶着一头杂乱的黑发，面色疲倦。偶尔队伍里也有些瘦弱的女子和眼睛特别美的小孩子。他们都在等着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后面的空地临时搭了好些白色大帐篷，远远望去，里面似乎也有许多人。
所有进入柏林的难民，按照规定都必须先到我家附近的社保局登记，然后等待安置。那段时间，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难民涌入德国。显然，难民涌入的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负荷能力，一波又一波来不及被安置的难民，漫到了大街上。
社保局每天最多只能完成250个难民登记，而每天来登记的人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有的人甚至在大街上排了将近两个月的队才完成了身份登记。没有那一张公文纸，难民们无法找到住所，无法看病，更不要说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在默克尔的大赦下，成功进入了德国国境，却又被繁琐低效的官僚流程死死地挡在了他们所渴求的安稳生活的门外。
2015年的夏天到冬天，柏林社保局所在的那条街，几乎变成了一个露天难民营。
从地铁九号线走出来的那个十字路口仿佛是个任意门，穿过红绿灯，就到了另一个世界。除了那一排永远不会断的长队之外，还有许多不说德语，神色紧张的外乡人盘踞在街上。路边停着一溜警车，身材高大的配枪警察站在车旁，面无表情地守着他们。街上通常还有一群人在忙忙碌碌，他们是本地的社工和志愿者，为排队的难民带来食物、衣物和日常用品。
在政府为难民问题忙得手忙脚乱的时候，德国许多帮助难民的民间组织，对平息难民潮所带来的慌乱起到了重大作用。
和难民们一样，作为移民的我，同为BAMF（移民和难民管理局）的管辖对象。所以，每次经过LAGeSo门口，看着那条长队我都心情很复杂。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远离故土，一路披荆斩棘来到德国，希望能在安居乐业。虽然其中有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区别，但是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伤感和痛苦是相通的。
每次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应该把眼睛往哪里放。有时忍不住看着他们，会遇见充满防备的眼神，我害怕自己流露的同情也会被别样解读。入冬的时候，看着那些裹着薄被子坐在地上的女人和小孩，真的想上前安慰几句，可是语言不通又挡住了我的冲动。
实际上，那时候我自己的状况也没比他们好太多。突然丢了工作，我也断了经济来源，而且还面临着无法继续获得签证的巨大问题。我疲惫地为了自己的居留权而奔波着，行色匆匆地路过别人的困顿，除了留下一丝同命相连的哀叹，也无心无力给予更多。
可是命运总有些神奇的安排。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我拿到了自由职业者签证，并且开始以教难民德语为生。
在幸存中心教德语
作为无业游民的我，虽然忙着准备申请自由职业者的签证，也不忘继续过我文艺青年的小生活。因为穷，每次拿着优惠卡，在开场前一小时去买非常便宜的last minute余票。
那天是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我想去听大神Daniel Barenboim的音乐会。排队的时候，碰到一个德国老爷爷。因为女伴临时有事不能来看演出，所以他想送出那张多余的票。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和他一起听了音乐会。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俩闲聊。他说他的女伴和我的专业方向很接近，现在正负责一个给歌德学院的语言教学做评估鉴定的第三方项目，其余时间则在一个培训中心给难民教德语。我随口接了一句，那我也可以去给难民上课啊。我偶然的想法，得到了老爷爷的鼓励，他热心给我介绍一些情况。恰好我读研时候的专业就是“对外德语”，便开始认真地研究这条路的可行性。
然而路途并不平坦。光是向移民局申请相关的资质许可证就花了我好几个月，之后我投出的大量求职信也纷纷被拒：我是个没有相关教学经验的德语母语者，又不会难民们普遍说的阿拉伯语或者法语。
我内心有些失落，感觉一腔热情浇到了一块坚冰上，化成了几缕凉气。我有些怀疑，自己的想法太简单，在德国教难民德语这条路真的走得通么？
为了生计，我开始接大量的翻译工作，另外也继续我在文化协会的兼职，渐渐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
直到2016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找到我的是一家专门给那些经历过战争、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难民提供心理治疗的公益组织BZFO，它还有个让人内心一震的机构名称“幸存中心”。
我如约来到了BZFO所在的大楼，见到了和我电话联系的Birgit Fadel女士，她也是这里的德语老师。她带我参观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告诉我这里的德语课程其实也属于心理诊所的诊疗方案的一部分。
“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般的德语课。每个人的德语水平都不一样，但是大家必须在一起学习。我们也没有教程，也没有考试。他们是我们的学生，也是病人，所以上课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你来旁听一节课就知道了。”
我于是跟着Fadel女士走进了一间宽敞的大房间，里面有小沙发、书架、洗手池和一个书架，大概七八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静静地等待我们的到来。这里的布置更像一间休息室，只有墙上挂着白色的写字板让这个空间多了一分教室的感觉。
Fadel女士和他们一一打了招呼，简单地介绍了我一下，然后开始上课。
她先走到一个戴头巾的妇女身边，让她继续在本子上抄写ABC的字母。然后在黑板上复习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语法，又想办法让每个人都开口说些可以运用到这个语法的句子。最后她准备了一些练习资料分发给大家，每份上面都有不同的名字。Fadel自己会走到学生身边，帮他们一起做练习，也分配我帮助其中一个来自阿富汗的小年轻做题。虽然他很多时候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可是连比带划地，我也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我旁听完之后，除了觉得教课的准备工作量会比较大之外，也没有感觉这群难民学生会有什么不同。我虽然嘴上答应着需要考虑两天，但心里基本上觉得自己会接下这份工作了。
两天后，我和心理诊所的负责人Haenel博士面谈了一次，迅速签下了授课的合约。每周八个课时，周一到周四的早上十点到十二点。
“你要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德语课。语言训练也是他们心理复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你每周也必须参加我们的团队会议，和其他的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音乐治疗师、运动治疗师、按摩师一起探讨病人们这一周的表现。”
从Haenel博士的办公室出来，我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自己似乎要承担比老师更多的一些责任。
我用教语法的方式征服了难民学生
正式开始上课的第一天，我做了一件特别中国的事——摸底考试。我打印了一套歌德学院A1初级德语的考试试题发给他们做，告诉他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不会打分，只是想了解他们都学过些什么，知道哪些语法点。
从这第一堂课起，我慢慢地开始地了解我这群特殊的学生们，他们的德语水平，他们生活，他们的过往。
Rizik是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生，在旁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深色的皮肤，也因为他残缺的右手手指。在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就不自觉脑补了一连串悲惨故事。为了避免让自己陷入刻奇，我紧紧地收住了自己打量的目光。他却很放松，友善地朝我笑了笑。然后走到黑板前，帮老师擦掉了昨天的笔记。上课的时候他也很活跃，德语句子说得极其不连贯，但是一点不妨碍他的表达欲。
后来，Rizik成了我班上的学生。上课之前，他依然默默地把黑板擦干净，然后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似乎和大家都很熟，会时不时跟旁人聊聊天。第一堂课之后，我知道了他来自非洲乍得，一个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他来德国已经两年了，到这个诊所也有小半年的时间了。他的母语是乍得某地的方言，会说法语和阿拉伯语和一些德语。
在我刚开始上课，非常摸不清楚头脑的那几天，他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有时候，我根本没办法和一些德语很差的穆斯林学生沟通，他总会异常积极地帮忙翻译。每次我提问，他都会很认真地回答。我感觉他就像班里的老大哥一样，照顾着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
不过，一山不容二虎，班里头还有个德语水平也不错的小姑娘，时时和Rizik针锋相对，要打破他带头人的局面。
这个小姑娘叫Gaugashvili，是个来自格鲁吉亚的穆斯林女孩，满身傲气。我来上课的第一天，她一脸质疑地看着我问道：“你？我们的德语老师？你几岁啊？”
我平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并且迅速用一个简单的招数征服了她——讲语法。
虽然从教学的角度来说，语法教学法已经过时，现代的语言教学法提倡用实用性更强的交际教学法。可是我眼前的这些学生的情况却大有不同。他们大多数都在德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天然就浸润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由于无力承担正规语言班的学费，大部分人都是从大街上或者身边人的口中一点点地掰下德语的词句，按照自己的办法消化之后，再拼出各式各样的德语句子。
没想到我这种化无序为有序的教学法竟然在学生中大受欢迎。他们似乎也很高兴，终于有人帮他们理清了头绪。那道看似无聊的语法题，对他们来说也似乎也不是枯燥的作业，而且是一个个通关小游戏。我会让他们轮流说出自己的答案，每次答对之后从不吝啬夸奖，换来他们愉快的笑容。
我不得不说，排在这个语法通关游戏竞技榜榜首正是Gaugashvili。她是我班上最小的学生，才十七八岁，正处在可爱又骄傲的年龄，是个聪明而自负的小孩。经常做题的时候，轮到回答的那个人慢一点，她会马上抢着说出正确答案。她和Rizik之间总有些有趣的火药味，常常口无遮拦地批评Rizik这不对那不对。Rizik当她是个小妹妹，也不会跟她较真，不过也时时爱惹惹她，有他们俩在的课堂总是很热闹。
在他们吵吵闹闹的时候，课堂里还有一位慈祥的老妈妈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像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她叫Navasquardyan，一位来自爱美尼亚的老太太。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莫名的亲切。她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映衬着她脸上深深浅浅的褶子，有一种经过了岁月温润的暖意。
Navasquardyan虽然是我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可是德语水平并不差，因为她读书的时候二外是德语。有一节课，班上的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不在。只剩我和她，于是我们俩就聊了很久。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她从前是个小学老师。
“我非常喜欢孩子，和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她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近几年，家乡的局势越来越差，她带着二女儿全家来投靠早年来到德国的大女儿。全家好几口人挤在一个小公寓里，完全没有活动的空间。
“在家里实在太压抑了，我很喜欢来这里。”
两个库尔德小哥
在我的班上还有两个库尔德小哥。
我已经忘记了他们俩护照本上的国籍到底是哪里，因为他们从来都说自己来自库尔德斯坦。但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来说，库尔德斯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个横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人居住区。这两位小哥都说库尔德语和波斯语，不过互相之间并没有太多交流，两人的性格也迥异。
其中一个小哥叫Karimi，是我班上待得最久的学生。因为这里的心理诊所并不是长期的全日疗养院，所有经过诊疗状态有所好转的病人都会被放走，好给其他的申请者腾出位子。所以在我短暂的教书生涯中，我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学生。但是Karimi像一尊雕塑，从第一堂课到最后一堂课都静静地伫立在教室的一角。
从夏天到冬天，Karimi始终如一地穿着修身的黑衬衣和黑裤子。虽然和Karimi相处的时间最长，我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不管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他的德语水平。他整个人就像一个静止的背景板。
他几乎不会在课堂上主动发言，轮到他答题的时候，他总是声如蚊蚋，时常带着几分迟疑地说出自己的答案，有时还会伴着些许不确定的眼神。害羞、安静而内向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
了解到Karimi的另一面，是在团队会议上。艺术课的老师时常会带每个病人的画作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他们最近的状况。我看到了Karimi的许多作品，清一色的铅笔素描，没有一丝别的色彩，让我想起他从来不换的黑衬衣。他的铅笔通常很抽象，层次阴影分明，非常有质感，和他在德语课上的木讷形成鲜明对比。
我隐约记得他有一次说过自己很喜欢看书，但是到德国之后因为不会德语就没法看了。我每周一上课都会问大家周末做了什么，他的答案里最常出现的两个词组是做饭和去教堂。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是个从伊斯兰教转变了信仰的基督徒。也许这就是他逃亡到德国的原因。我不敢细想，这一路他都经历过什么，让他变成了一个沉默的黑衣人。
Güler是班上的另外一个库尔德小哥，十分让人捉摸不透。
第一次摸底测验的时候，他让我眼前一亮。因为他不仅正确率颇高，还能正确使用一些高级的语法。可是后来做一些简单的语法练习时，他又长久地对着试题纸发呆，彷佛不认识上面的字母。问他一个问题，他也支支吾吾不知怎么回答似的。我常常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为他准备什么样的学习资料。
Güler身上仿佛住了双重人格。
有些日子，他阴郁而病态，像个被放了气的人偶，整个人都耷拉下来。一个人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小声地哼哼唧唧，很不舒服的样子，好像被什么污物缠了身。有好几次，他都说头疼，要求在教室里的小沙发上休息。他整个人缩在沙发上，看起来十分地糟糕，像是被重疾束住了手脚。
但是偶尔几天，他又仿佛重生了一般。精精神神地坐在教室里，说话也清晰利落，整个人都帅气了几分。在他状态好的时候，德语课上所有的内容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有一次做口语练习，我问他现在的居住状况。他说现在自己跟德国人合租，然后又详细描述了他们一起生活的各种细节，用词连贯，叙述流畅。我为了鼓励他多说，也谈起了自己合租的一些经历，语速比我平常上课快了很多，结果他也完全听懂了，并且开始有条有理地和我讨论合租这种形式的利弊。那天我们最后一路聊到了德国人的一些民族特性，以及他们最初设定的德国文化为主导文化这一移民政策的失败。我完全惊异于他流畅的表达和清楚的逻辑。
后来团队会议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起这件事。有同事说，有次在诊所看到他也是萎靡不振的样子，可是当天在街上碰到他发现完全就变了一个人，跟他的一群朋友有说有笑，并且假装不认识同事。
“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在演戏装惨。”给他做了许多次心理辅导的Hanael博士说，在咨询中他也经常说些前后不一致的话。
后来我们一致决定让他赶快出院，把位子腾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学生Kaifer是一个让我很有威胁感的存在
因为招我进来的Birgit找到了新工作突然辞职，我和Cornelia不得不分担她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叫Kaifer，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叔。
在还没有决定是否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曾经问过Cornelia，在这里上课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学生会不会在课上有什么突发状况。她告诉我，自己在这里教书十几年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让我放心，很安全。
可是，Kaifer却是一个让我很有威胁感的存在。
刚开始跟他没有直接接触，对他的印象只是块头很大，像个黑壮版的米其林轮胎人。在走廊碰到他的时候，他永远眉头紧皱、语速飞快地在打电话。
我第一次给他上课的时候，他还和我用英语聊了很多。当时觉得他很热情开朗，而且英语底子还不错，想着给他上课应该不那么困难。谁知道，他后来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嫌我给他的作业不够实用，嫌我单独辅导他的时间太少，嫌我没有之前代课的那位社工教得好。有一次他甚至大声冲我咆哮：“这不是我想学的。”然后径自离开了教室。
这大概是每个老师在职场生涯中最不想碰到的场景。Kaifer的指责让本来就精疲力竭的我感到很崩溃，后来我再碰到Kaifer，身体总会不自觉地向远离他的方向倾斜。我时时回想起他在课堂上大怒的样子，似乎分分钟会冲上来打我。
我直接找到Cornelia，问她能否接手Kaifer，并向她道出了原委。她温柔地安慰了我，并且答应了我的请求。当然，Kaifer到了她班上也没有收敛气焰。
那两周的团队会议，Kaifer成了一个热点词。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说他在课堂上攻击性很强，而他的心理咨询师说他强烈要求换回之前代过课的德语老师。
那位老师本来是个社工，在夏天Birgit去度假的时候帮忙顶替了两周的德语课。可能因为她的专业背景，她确实很擅长和各种非常规人群打交道。她在结束代课的时候，Kaifer不断表达自己的不舍，还送她小礼物，并且问她的私人号码，说是以后也想保持联系。
“我觉得这有点越界了，当然没有给他。”那位老师当时告诉我们。
结合Kaifer种种恼人的表现，大家一致认为让他再待下去弊大于利。且不说他对尽力帮助他的导师们毫无尊重，他的一身戾气对其他病人也会造成负面波动。
被开除的Kaifer像个驱不散的恶灵，后来也时常出现在诊所周围，并且还带来了一个更让人瞠目结舌的狗血事件。
按照诊所的规定，每一个被出院的病人都还可以定期回来做每周一次的心理辅导，直到他们完全度过离开诊所的心理适应期。但是由于Kaifer的行径过于恶劣，Hanael博士拒绝为他提供这项服务，并且明令他不要再踏进诊所。
可是几天后，他还是出现了，倒是没进入诊所，而是出现在诊所大楼之外的一个大棚里。那里是病人们每周一次上手工课的地方。Kaifer向这门课的老师求情，让他每周过来，继续完成他没做完的风筝，因为这是他承诺要送给自己儿子的礼物。老师一心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跟Hanael博士商量之后，特许他每周来继续做风筝，但是不得在课上和其他病人有接触。
就在我们纷纷感叹，Kaifer也许在外面攻击性极强，但还是一个重视家庭的温柔的父亲的时候，剧情又出现了大反转。
有一次，一个阿富汗小姑娘的心理咨询师在团体会议上说，她在做咨询的时候不小心说漏嘴，说自己找到新丈夫了。这是一个二十多头的小女孩，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小上四五岁，但她已经是一个几岁孩子的母亲，而且她的丈夫也已经不幸去世。
当咨询师仔细问下去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就把嘴闭得紧紧的，拒绝再多说一个字。后来，我们辗转从她的翻译那里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小姑娘口中的新丈夫就是带着妻儿逃难到德国的Kaifer。
后来仔细想想，这一切都是有端倪了。当这个阿富汗小姑娘刚来到诊所的时候，Kaifer就对她极其照顾。上德语课分组的时候，他强烈要求要跟她同班，理由是可以帮她做翻译。有时候社工太忙，没时间送这个女孩回家的时候，Kaifer也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这个责任。听其他导师说，在很多场合，Kaifer都像一只老母鸡一样护着她，甚至因此跟别的病人闹过不愉快。
Kaifer到底怎么给这个可以当他女儿的小姑娘洗脑，把他变成了自己“老婆”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详情。只能猜测，阿拉伯世界里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的习俗也许起了关键作用。
离别
“Flüchtlinge”是德语中通常称呼“难民”所用的单词，但这个词的本意其实是“逃亡者”。“难民”在德国的政治语境中，有一个专门的名词“Asylant”，也就是官方盖章承认的合法难民身份。
从“Flüchtlinge”变成“Asylant”，这个过程短则三五个月，长则数十年。
从进入到被接纳，从被接纳到被承认，从被承认到融入。每一个逃亡到德国的人，都有一条无比漫长的路要走。
在政府为难民问题忙得手忙脚乱的时候，德国许多帮助难民的民间组织，对平息难民潮所带来的慌乱起到了重大作用。
我曾去参观柏林传统富人区的一个叫做“Ulme 35”的项目，是一个颇有中产阶级色彩的难民救助团体做的。他们征用了一座建于19世纪末法式风情的小洋房，准备改建成一个服务于难民的公共空间。
一层有专门的小礼堂，可以上课，办音乐会，有图书馆可以看书。还有一个咖啡厅，在这里会举行许多活动，让周围的居民和被安置在这附近的三千多名难民有机会聚在一起，彼此了解。二层会被改造成创意空间和艺术工作室，让难民们能很直接地和艺术对话。
说实话，参观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些嫉妒。
同样是漂在德国的异乡人，我辛辛苦苦做几份工，交完保险上完税也没几个子儿了，只能住鱼龙混杂的土人区。而难民们，不用工作，有饭吃有钱拿，住的是环境优雅的上西区，还有这么美好的公共空间，花的是作为纳税人的我们的钱……我希望自己有大爱，但是也掩盖不住这些下意识冒出来的自私想法。
但是因为我自己跟难民有很深的接触，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一个大的政治标签，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回忆起和他们共处的日子，最想对他们说的还是“谢谢”，虽然我大约不会有机会再见到我的这些特别的学生们了。
第一个离开我班上的是Rizik。
要离开的那一周，他比平时要沉默。我刻意安排了他最喜欢的项目，速记单词大赛。他和Gaugashvili两人依然最起劲，最后拿了并列第一。两个人都忍不住为自己欢呼。
下课之后的Rizik有些落寞，跟我说起不知道离开这里之后能做什么。我非常小心地跟他讨论起他的未来。
“我还是很想当一个电焊工，可是……”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残缺的手指。
“我一点都不想成为清洁工和养老护理员。”我没有多说什么，心里却知道这大概是他最有可能找到的工位。
“谢谢你给我上课，谢谢。”他看着我的眼睛，缓缓说出这句话。
谢谢。也谢谢你们。在我自己也深陷抑郁泥潭的时候，因为还要扶你们一把，所以我也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艰难地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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