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谈论了煤炭发展与环境污染的问题，他表示，煤电在雾霾影响里是次要因素中的非主要因素。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所看到的分析里，都说到PM2.5或者雾霾里面，煤炭的影响占了多少，但是它没有分清楚，煤电和其他燃煤使用的影响，所以这里有误区。
柴静的《穹顶之下》有意义，但只描述了大象的尾巴
记者：作为一名电力与环保专家，您怎么看柴静的《穹顶之下》?片子里是否有不严谨的地方?您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王志轩：柴静这个视频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雾霾问题的关注、进一步促进对雾霾问题的解决。
但是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视频，怎么可能把雾霾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都说清楚、怎么可能都是非常严谨的论述呢?这个片子就跟盲人摸象一样，描述了一个不太清晰的、一个大象的尾巴。她所说的这些事实好像是正确的，但是她是不全面的，她只是选取了一些她自己感兴趣的片段，经过剪辑，用专家的口说出了她想说的话。所以总体来说，片子基本上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我认为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视频里面引用专家观点时，也说到散烧煤怎么转到集中利用。但是在说到华东地区多少公里一个电厂，上海单位面积有多少燃煤时，并没有说明这些地区煤炭是否做到了清洁利用，实际上是混淆了用煤和污染的本质问题，因为，同样的用煤，清洁使用是会大大减轻污染的，中国燃煤电厂的大气污染物控制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视频里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分析，在逻辑上是有点混乱的。
从一些环节去斟酌她的数据，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包括视频里拍的污染，以及柴静本人做的24小时取样，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讲可以理解的，但是严格从科学角度讲，是不严谨的。pm2.5的检测是有规范要求的，不符合规范性的数据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每个人的生活工作环境不一样，数据都会不一样。
就解决措施而言，柴静提到的那些措施，和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里的相关措施差远了，但是老百姓不会一条一条把“国十条”从头到尾念一遍。所以，政府需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而且是大量的、科学的、客观的沟通。
煤电不是雾霾的主因，不要花错了钱和时间
记者：煤电和雾霾的关系到底有多大，有没有科学的、可靠的研究和数据来说明这个关系?
王志轩：总的来说，煤电在雾霾影响里是次要因素中的非主要因素。这个判断我是非常慎重的。
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分析里，都说到PM2.5或者雾霾里面，煤炭的影响占了多少，但是它没有分清楚，煤电和其他燃煤使用的影响，这个没有分出来，这里就有误区：
第一、燃煤多不等于排放多，关键在于是不是采取了污染物控制措施。现在对雾霾影响与燃煤有关的可能有这么几项污染物，一个就是所谓的炭粒，老百姓烧煤的时候很多烟，里面就有很多没有燃烧的炭;第二个，就是尘，实际上就是煤炭里面不能燃烧的那些灰，以颗粒物的方式排出;第三个，二氧化硫，也就是可燃的硫燃烧后变成了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再通过大气化学的作用下变成硫酸盐，也就就是形成了颗粒物加入PM2.5大军中;还有一个就是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最后转换成硝酸盐。氮氧化物也不仅就是煤里面的有机氮，因为燃烧温度高的时候，可以把空气里的氮气转化成氮氧化物，所以氮氧化物与燃烧温度有关。
与燃煤有关的主要是这三种污染物，我们一一来看。
对燃煤电厂而言，第一项炭粒就没有，因为在电厂的燃烧是非常充分的，现代化的电站锅炉，这一项可以忽略;但是大量的工业锅炉、民用锅炉排放烟气中，炭黒很多，还有机动车柴油燃烧不完全，里面也有炭。第二项烟尘，电力行业可以通过除尘装置加以控制，我们现在的除尘效率平均已经接近99.9%。有个数据：1980年，全国烟尘的排放是一年400万吨，到了2014年底，大概是不到100万吨。从发电量来说，增加了十七八倍，但是烟尘的排放减少了大概3/4。第三项二氧化硫，煤电产生的二氧化硫在2006年最高，是1350万吨，到去年年底大概降到了不到650万吨;氮氧化物从最高的1000万吨也降到了大约600多万吨。如果说，燃煤电厂对雾霾是主要影响的话，那相关数值应该是增长的，但实际上电厂的整体排放是下降的，雾霾却越来越严重。
第二、排放多不等于影响大，还要看排放方式、在什么地方排。在污染影响里也有类似“二八定律”：排放量“八”，但是影响是“二”;或者排放量是“二”，但影响是“八”，有些地方甚至是“一九”。柴油车、汽车大多数在城市里运行、在市民的鼻子底下排放，而燃煤电厂大多远离城市，而且经过高烟囱排放，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是更低的。
为什么燃煤电厂不是雾霾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两点。我们并不是说要推脱电力行业的责任，而是说，如果把电力行业作为解决雾霾问题的主要矛盾，进行大量投入，结果最后雾霾的主因并不是它，这样耽误的时间更多。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任何投入的成本最后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尤其是电力，这必然会通过电价来体现，结果往往会变成：老百姓掏了钱但是却没有解决问题。
煤电“近零排放”并不值
记者：您说过，煤电“近零排放”不科学，“近零排放”听起来很美好，为什么不科学?
王志轩：因为一切经济行为、污染控制行为，都要考虑经济代价与效果之间的比值。近零排放不科学，也主要是从“值不值”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是低成本，我也双手赞成。但是，低成本又怎么能做到?毕竟，近零排放有严格的条件。另外，如果现在的污染控制水平已经达到99.9%，近零排放是将这个99.9%变成99.99%，这对改善环境污染究竟有多大实际影响?
对于近零排放，我的看法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合算，如增加了产能、环保产业得到了发展，比成本更高的天然气发电成本低很多，但是我们应从全社会的成本与效益评价看它是否合适。特别是对一个经济能力有限、但污染严重地区，更需要雪中送炭，花小钱多降污染物，而不是锦上添花。不管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代价账，只从表面上算电厂比原来污染降了多少是忽悠老百姓。
如果电厂达标排放后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只占5%，则超低排放时排放量即使减少了50%，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也只是2.5%。如果将这些钱用到另外的95%的方面，效果要好得多。
停掉80辆小汽车，不如停掉一辆大卡车
记者：您认为要解决中国当前的雾霾问题，最重要的做法是什么?
王志轩：最重要的做法就是要找到直接影响雾霾的污染源加以治理，不是单纯从排放量出发，而是从影响雾霾的污染物来进行分析和治理。
不同区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城市一般是汽车污染为主，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也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汽车是污染源就单双号限行，这样也是不对的。因为在机动车里面，排放率也是不一样，如80辆小汽车相当于1辆柴油车的排放，就算停掉小汽车，但是柴油车没停，也还是没抓住重点。每个地方的主要污染源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汽车，有的地方可能散烧煤、民用锅炉。
如果中国90%的用煤排放都是煤电排放，大气污染基本解决了
记者：您呼吁一味追求近零排放，不如将散烧的煤尽快转换为电煤，或者加大散烧煤的环境管理。
王志轩：散煤转化为电煤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大的。现在燃煤发电占50%，工业用煤、老百姓及锅炉等散煤使用占50%，后者对污染控制措施水平很低或者没有，而且直接在城市排放。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看，他们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加大煤炭转化为电煤的比重，实际上就是将散烧的煤转化为电煤。
如果把散煤转为电煤，表面上看，电力工业排放多了，但实际上对环境的影响会好得多。如果现在中国90%的用煤排放都是煤电排放的话，那么中国燃煤大气污染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美国95%的煤炭都用于电煤
记者：前段时间有中文媒体说“美国90%的燃煤发电厂将被关闭”，您给予了辟谣。那么煤电在美国应用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王志轩：这个新闻的真实信息是：原计划在2020年关停的6000万千万退役燃煤机组中的90%，为了避免装设昂贵的脱硫设施，在明年就会关停。而不是一些中文报道中提到的“全美国关停90%燃煤机组”。
美国在天然气革命之前，煤炭发电在能源应用中的比例长期以来是48%到50%，天然气大量开采后，煤电比例下降到现在的38%左右。而煤炭的使用方面，95%的煤炭都用于电煤，他们还有30%左右的电厂未安脱硫装置。美国的这个现状也进一步说明煤炭发电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
美国燃煤电厂平均运营的时间已有40到50多年，大大超过设计寿命，很多电厂选择关闭的原因：一个是美国现在有天然气可以作为替代，没有必要用新的燃煤电厂替代旧的;另一个是，节能环保的标准提高意味着她们要安装脱硫装置，但这并不合算，相比较而言，他们宁愿关停，也就是从经济的性能价格比的角度出发。
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根源，是煤炭的不合理利用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能源革命并不是以可再生能源发展快慢为标志，而是以煤炭是否合理利用为标志，特别是提高煤电转换为电力的比重，为什么这么说?
王志轩：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从表象上看是由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造成，但从本质上看主要是由对煤炭的不合理利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转换为电力的比重在55%以下，而发达国家基本上在90%以上。由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先天禀赋，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能源革命第一步(或者第一阶段)的成功并不是以可再生能源发展快慢为标志，而是以煤炭是否合理利用为标志，特别是提高煤电转换为电力的比重是中国能源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
我国节能还有很大的空间，煤炭优化还有很大空间
记者：在中国的能源转型革命中，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王志轩：从长远来看，用清洁能源代替化石能源这个方向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中国现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煤电为主的电力结构来说，它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一方面，中国的燃煤电厂在常规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投入，其效率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近几年发展得的比较快，但现在还存在着无序发展的问题。
能源革命不是以最后的形态来体现的，不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多了就是能源革命了，而是要看全面的价值导向，比如单位GDP增长，能源的消耗最少，或者是环境最好。能源革命的价值理念包括国家能源安全、可持续能源供应、清洁高效、经济性等。
我们整个社会的节能还有很大的空间，煤炭优化还有很大空间，如果整个社会的资金是固定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寻找获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
对我国而言，随着能源革命的推进，一方面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将转化为电力，另一方面煤炭的清洁化要求将使煤炭转化为电力的比重不断提高，加之在推进能源消费革命的要求下，全社会节能减排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因此，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电力的作用将进一步拓展。
记者：根据中电联的统计，因为近年来大规模实施节能技术改造，现役煤电机组继续提高效率空间已经很有限，那么煤电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王志轩：我们的节能改造要考虑机组的整体寿命、改造是否合算以及煤电的未来发展，所谓节能改造的空间有限是从经济的性能价格比的角度来说的。
我国大部分电厂都是近10年来兴建的，尤其是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平均运行时间不过几年，实际运行寿命最起码还能运行三十多年。对这些电厂而言，都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来建造的，要对其进行改造，有一些就必须拆掉，有的要增加装置，改造的成本远远大于新建的成本，得不偿失。所以，对新建的电厂而言，新建的电厂一定要高标准。但老的电厂，能够改造的空间很小。
未来煤电的发展方向还是要从整个能源系统的优化、电网安全的角度出发，当前不可能快速、全面取消煤电，这样不利于电网的安全，即使电网的安全能保障，能源的供应也赶不上。
DSM要有经济效益，才能可持续
记者：您最近也在进行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研究，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意义是什么?DSM(需求侧管理)的普及需要什么条件?
王志轩：对于电力需求侧管理，以前的看法仅仅是节约用电，强调它在资源综合规划中的作用。如今的电力需求侧管理有了新的内涵，它是能源的电力化和电力的智能化，以及通过电力促进全社会的节能减排。电力需求侧管理逐步向电力需求侧响应的方向发展，就是要在用户之间建立一个新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控制，如拉闸、限电之类。
也就是说，电网企业在新的电力需求管理里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从机制上解决企业的动力问题。如果DSM只是一种社会责任，经济效益不高，那么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的政策需要调整，要厘清各个参与主体的利益，要让参与主体有实实在在的盈利，不能仅靠权力去管理，而是要用服务去管理。只有共赢、多赢，才能形成良性的、长远的发展。
在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寻找最佳点
记者：您能用简短的几句话，总结一下2014年电力工业的发展情况，以及电力工业在未来几年的趋势吗?
王志轩：第一，在经济新常态下，电力也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既表现在整个电力发展的速度即由高速转为中速上，也表现在电力的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上，这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要优先开发水电、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发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优化发展煤电、高效发展天然气发电、推进更大范围内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加快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对于煤电的发展，将会更加绿色化，而且未来不仅要考虑到常规污染的排放问题，在2030年碳排放峰值的限制下，电力行业的发展更要考虑低碳发展的要求。
第三，煤电向更清洁、更高效方向发展的同时，要注意从全社会角度评价经济性。对于正在运行的机组，要加强管理提高污染控制设备的高效可靠运行;对于计划改造和正在改造的机组，要注意避免单纯追求“最低”，而要选择低费用与效果比最佳的技术，从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寻找最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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