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多被用来诠释婚姻。婚姻固然是无限复杂的，不过，它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很多时候更难逃出“围城”困境。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就展示了人生“围城”的无奈。此前，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面对高昂的房价压力，面对无处不在的户口障碍，纷纷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打拼。可是，他们回到家乡后往往又无法适应城市间巨大的文化落差，最后又返回“北上广”。
对于年轻人的逃离与复归，不能仅仅围绕市场视角来算经济账。实际上，文化的差异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可能更大。说到底，人生追求都是为了幸福，而幸福的本质是内心的一种情感文化体验。很多已经习惯了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回到相对封闭的故乡，纵然是整天锦衣玉食，他们内心的幸福指数恐怕也未必能高到哪里去。
在今天，绝不要轻视文化对内心的穿透力。文化占据人们心灵的力量，现在经常被低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情趣偏差、文化价值溃散，让哪怕身边最近的人，也容易让彼此心灵无法聚拢。人与人之间如此，由特定人群集聚的地域之间，也同样会形成巨大的文化环境差异。
很多逃离“北上广”的人回到家乡，觉得办事艰难，一些人的市侩嘴脸更让他们难以接受，这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笔者以前在故乡那个小城市工作、生活，发现很多工作是要转移到晚上的酒桌、麻将桌以及洗浴中心来完成的。如果不能真正融入那种生活，也就无法具备那种环境需要的“工作能力”。而要融入这样的文化环境，没有特定人脉关系与资本铺垫，恰恰又是玩不转的。同时，在那样的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又多少有些局促逼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觉得很孤单。
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很多人留守在一线城市，尽管遭受着经济压力，但是那里的文化能提供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疗治。这种文化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多地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一切，都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之中。现代公民固然是理性经济人，但也需要呼吸文化源头活水而生存。因此，不难理解，面对“文化围城”，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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