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 ①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 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这里所说的《录图书》是什么呢·《论衡·实知篇》说： 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 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说的 图谶.而 亡秦者胡也 ，也就是《史记·赵世家》中所谓的秦谶.秦始皇认定这条谶语中的 胡 就是匈奴，因此 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 ②，但秦未亡于匈奴，却亡于二世胡亥，这似乎同样是对这条谶语的应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巧合罢了。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为了动员群众，也曾假借鬼神，以 谶 相号召。《史记·陈涉世家》说：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试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入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已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由此可见， 谶 完全是人们为了某种需要而依托鬼神编造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世俗鬼神迷信。但是，在两千前的那个时代里，却恰恰是这种天帝鬼神迷信最具有鼓动性、煽动性。因此，汉高祖刘邦起义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
《史记·高祖本记》说，刘邦为亭长时， 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因此到 丰西泽 时， 乃夜解纵所送徒 ，并对他们说： 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但 徒 中还有十几个 壮士 愿意跟随他。 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
对于刘邦的这段斩蛇起义的故事以及其中的赤帝子代 白帝子 而 兴 的谶语，明代杨循吉曾进行了评论，并一针见血指出：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而骇天下，……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鸟、跃白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计所由设也。 ①总之，录图书、鱼腹丹书之类的以符谶为主要内容的天帝鬼神迷信思想，在秦汉之间便已广为流传了，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那时的 谶 纯粹是一种宗教迷信，并没有任何哲理的意味，与儒家的经义也没有任何联系。
但从西汉中叶起，情况便不同了。随着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和儒家经典被奉为神圣， 谶 开始与儒家逐渐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儒家需要以符谶为内容的宗教迷信来为封建主义的皇权统治进行论证；另一方面， 谶 也需要依傍经义来扩大其宣传效果。因此，两者逐渐合流。刘申叔说： 周秦以还，图篆遗文，渐与儒道二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篆；入儒家者为谶纬。
董（仲舒）、刘（向）大儒，竞言灾异，实为谶纬之滥觞。 ②刘师培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董仲舒作为汉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不仅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通过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进行论证，而且还大谈符瑞与灾异。董仲舒认为： 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也就是说，在董仲舒看来，王者将兴，必先有符谶出现。如：《书》中所说的 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 ，大概就是 受命之符也 ①。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进一步认为，君主为政的好坏也有符瑞与灾异以应验之。
如果君主勤政爱民，奉天行事，政绩斐然，则有天瑞应诚而至 ；相反，如果国家 将有失道之政 ，则上天 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乃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②。因此，董仲舒说：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董仲舒的这种王者将兴必有 受命之符 与 推灾异之象于前，然后图安危祸乱于后 ③的思想，与秦汉间以宗教预言为主要内容鬼神符谶极为相似。因此章太炎有《驳建立孔教义》中说： 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经者多以至道相揉……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谶纬蜂起，怪说布彰，……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董仲舒在其经学思想体系中，大讲鬼神符谶，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老百姓的欺骗，但同时也有着要求统治者按照天意行事而不要任意妄为的思想内涵。因此，符瑞、灾异之说是封建社会中唯一能够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起到一点威慑、限制作用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也不能讲得太多，讲多了也会引起皇帝的厌恶。
董仲舒在武帝时虽为一代名儒，但他在政治上并未受到重用。先做江都相，后又为胶西相。从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出于公孙弘的陷害，而实际上则是由于汉武帝对他的经学思想体系中的那些 推说阴阳灾异的说法不太欣赏所致。而他的学生睦弘（睦孟）推《春秋》之意言灾异，被指控为 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 ，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东汉班固深有感慨地指出： 汉兴推阴阳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睦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睦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害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①
所以，为了人身安全并使其言论受到重视，汉儒逐渐放弃了以经学家个人名义阐说阴阳灾异的做法，而是进一步将今文经学中的神学因素扩大、膨胀，开始在 经 之外制造出一些以宗教迷信来解释、神化儒家之 经 的书，因其与 经 相对，故称为纬书.这些纬书在经 的章句之外，附会出一套迷信说教，制造了许多神话，这些神话不仅神化了封建皇帝，更重要的是把儒家的圣人——孔子变成了通天教主。
这样，原来以经学家个人名义作出的预言全都被附会到了神人——孔子的名下。这不仅提高了预言的神圣性，增加了被当权者采纳的机会，而且在预言不被采纳的情况下，也减少了无端获罪的可能。
例如，在《春秋纬》的《演孔图》中，孔子便被说成是孔母征在梦中与黑帝交而生，因此孔子是黑帝的儿子，故称 玄圣.还说，孔子制作《春秋》、《孝经》等五经是根据天命来为汉制法，即 （孔子）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 因此孔子在作成《春秋》、《孝经》之后，便使 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书）》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以备。天乃虹郁起白雾席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季子，天下服！'①在这里，孔子便由经学家所推崇的孔圣人变成了受天命而为汉制法的通天神人；儒家典籍也由不可怀疑的 经 变成了神秘的 天书.这些神话，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荒诞，但在当时却是很有威摄力的，就连最高统治者也是不得不服的。
因此，在元、成之后，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日趋激烈，西汉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为了挽救西汉政权的腐朽统治，以谶纬来批评时政便蔚为一时之风气。
《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春秋潜潭巴》三十三条，全是说明某日月蚀就是上天向人君预示某种变乱而要求君主检讨自己为政中的过失的；至于其他纬书中以灾异来批评腐败政治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春秋运斗枢》说： 人主自恣，不循古，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 ，把日蚀看作是上天对 人主自恣 的反应；而在《洛图三光占》中则公开预言汉朝将要亡国丧主， 荧惑入北斗魁，中而守之十日，天下大乱，易其王，天子死，五都亡，期二年，远三年。纬书的作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大胆地、毫不隐讳地批判时政并预言汉之将亡，就是因为他们有通天教主——孔子的保护，他们所表达的预言是神的旨意，所以没有人敢反对。
孔子由先秦时的一个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学者与私塾教师，演变成今文经学中的孔圣人；又由经学中的圣人变成了通天神人。汉儒神化孔子的运动到这时便最后完成了。孔子与儒家经典的神学化，使儒家由经学彻底堕落而成了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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