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尖与笔尖——侠客与儒生的双人舞

侠士画像

　　剑道

　　儒生画像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崇拜英雄的民族，无论这位英雄是起于草莽，还是长于贵族，只要他做出了让世人望尘莫及瞠目结舌的业绩。人们便会毫不吝啬鲜花和掌声，将一个英雄应得的一切荣誉和赞美统统奉献于上。纵观千年以来，被成为英雄者，莫不是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义气为先——即使不是真的“重义气”，至少在表象上，那些所谓的英雄们也一定会装出一副义气的样子。所以，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初会信誓旦旦的说，“苟富贵，勿相忘”；刘邦在吕雉设计诛杀了韩信之后，流出了鳄鱼的眼泪；而朱元璋在一把火烧了“松风楼”之后，面对因出恭而侥幸逃脱噩梦的常遇春痛哭流涕。对于绝大多数所谓的成就了大业的英雄人物来说，虚伪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只有脸和心“厚如城墙，黑如焦炭”，才能“为人所不能为”。

　　对于历史上的这些龌龊事，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抱怨。我们必须看到，他们虚伪，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所惧，或者说他们对某种东西有某种期待。如果他们不重视某一种东西，他们完全可以赤裸裸。所以，无论是陈胜、吴广，是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都曾经顶着一顶“重义气”的高帽子，是这顶高帽子为他们赢得了博取功业的原始资本。从这里面，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一个“在江湖”的人来讲，义气是顶重要的。而最能体现义气真意的，又莫过于“侠”。对于“何为‘侠’”，司马迁曾为我们做出了一番精辟的解释。他在《史记·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提起“侠”，就不能不提到“儒”。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战国之时，法家大家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同时世道离乱之源，那些捧着书本的书生和背着利刃的武夫都不过是社会的寄生虫而已。所以在秦王朝建立伊始，书本和刀剑、儒生和武夫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样相似的命运使得儒生和武夫走到了同一条战壕中，成为了并肩作战推倒秦皇暴政的同志。但是随着儒家文人的不断崛起，曾经作为同志的武夫，渐渐的失去了与儒生平等对话的资格，到最后甚至被儒文化斥之为边缘人。这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代表侠文化的武者们的自尊心。也正是如此，从一开始，侠文化便以一种对抗者的姿态出现在儒文化的对面。然而不幸的是，儒文化的逐步强大，使得侠文化显得日渐式微，每每到了决一胜负的时刻，侠文化倒成了儒文化利用的工具。

　　如果我们选择江湖和朝廷来作为载体，让一方代表侠文化，让另一方代表儒文化，则可以很好的表达两者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江湖和朝廷，双方各自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和游戏法则，两者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一个难以轻易解开的心结，江湖对于宣讲“政治正确”的“柄权者”而言，就好像是一个不讨人欢心的孩子。一方面柄权者对来自江湖的人明显持一种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一种来自不知名深处的忧虑感使得柄权者对江湖世界所拥有的那种硬实力又十分迷恋。而反过来，江湖对代表正统的朝廷也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两难内心焦虑中，一方面，江湖势力非常反感正统势力标榜的那种虚伪的礼仪道德，讨厌那种字正腔圆的官腔，另一方面，却又极度渴望得到来自官方的认同，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可以进入正统的体制并打起官腔来。从千年的血泪中，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在江湖和朝廷的对抗或利用中，江湖势力最终总是下场惨淡。这不难理解，因为两者截然不同的核心价值观早已决定了两者的结局。对于江湖世界来讲，“义气”是它的灵魂，这种义气不仅是针对人与人的，而在更高层次上，是对民族是对国家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总是是那些目不识丁的武夫莽汉们在拼死护国，而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却仍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庸先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对于朝廷来讲，“阴谋”或者“阳谋”才是它的立身之本。说官场纯洁的就像处女，所有的人都会笑掉大牙。因为天下没有人愿意置身人下，何况对于那些自幼饱读诗书有了自觉意识的知识精英们，心高气傲让他们觉得受人压制简直就是一场侮辱。唯一摆脱管制的方法就是管制别人，也就是爬的更高。而做到这一点，便需要痛下杀手。江湖需要坦诚和忠诚，官场需要隐瞒和算计。两者各自需要的都是彼此轻视的。这就在意识形态上，决定了江湖和朝廷永远不可能再度真正的携手共度蜜月。事实上，江湖势力往往沦为朝廷势力利用的工具，虽然官场上不需要坦诚和忠诚，但作为置身于官场中的个体而言，他们又极其渴望得到这些，因为有了别人的坦诚，他才能掩盖恐惧，有了别人的忠诚，他才能随心所欲加以利用。于是头脑相对简单的江湖世界中的个体，便成了理想中的工具。

　　俗话说，仗义多从屠狗辈，负心俱是读书人。这句话算是道出了千百年历史的真相。历史上，为了一句承诺而不惜己身的豪杰处处可见，所谓“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但是，事实上，当一个人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时，他往往被人以异样的眼光来看。这种眼光不需要刻意为之，而是本能的反应。因为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儒文化的那种平和中庸的精神已经深深的烙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你很难想象，一位手摇羽扇头戴纶巾的儒生情绪激愤的说出上面那一句话。被历史记住并被民众永久怀念的往往都是那些义薄云天的豪杰们，如果，他是一位书生，那么在他的气质中也一定有着义气的成分，有着光明美好的一面。侯赢、朱亥不过是市井中的小人物，只因受到了信陵君的礼遇，便不惜衰朽之躯深入险地救国于危难。大铁锥只因得到了张良的信任便敢在博浪沙锥击秦始皇的车驾。季布只因在项羽失败后受到彭越的收留，便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顾刘邦的禁令对着彭越的尸首一番痛哭。相比于那些开疆拓土的帝王而言，这些人物不过是小角色，但是他们的故事却穿透了千年的风云，深深的感染着每一个读者听众。诗仙李白有感于侯赢、朱亥一事，于是沛然写下了传诵千古的《侠客行》。大铁锥用千斤重的铁锥击碎秦皇的车驾表现出的那种“勿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又何止感动了东方。而对季布“一诺千金”的赞誉又岂是奸诈小人所能当得的？

　　反过头来，我们看看文人的嘴脸，读到或听到的更多是失望。“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生后花园”，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本来许多人以为多情的佳人一定能够拥抱幸福的未来，可是谁曾料到才子中状元之后，却另攀高枝，最终抛弃了多情的小姐。这便是文人的卑污的节气。当那些转承新欢的读书人坐拥娇妻之时，心里会不会泛起丝毫的伤感？后人无从知晓。但从古人留下的诗句中我们似乎了解了事情的局部真相。司马相如在《长门赋》中深深的为陈阿娇抱屈：当年金屋在，已成空悠悠，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而杜甫在《佳人》中写到：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更无疑是塑造了怨妇的群像。我们在读《西厢记》等元杂剧时，为什么总是能听见多情小姐们的谆谆告诫，休要“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这便是对文人忠诚缺位的血泪声讨。须注意到，这类主题的杂剧在元朝很多，为什么？因为元朝是武功强于文治。它是由一个外来的落后的民族建立起来的。而这份落后保证了它不受儒文化的教唆和欺骗，于是作为旁观者，马背英雄们识破了文人们的集体嘴脸并大家嘲讽。上述，只是文人们对情感的不忠贞，对于他们口中的家国天下，他们又何曾讲半点儿情面，故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奸臣佞臣贪官污吏。而这些事实是多的无法列举的。

　　当然，正如不是每一个江湖中人都是英雄一样，朝廷中人也并非个个奸诈无比。他们中有人觉醒了，有人有了羞耻感，有了危机感，有了责任感，于是进行对感性缺位的思考，呼唤侠义的回归。其实，推动历史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靠着一种感性的激情。而侠义似乎便是一种美好的感性。那些有了反省意识代表着知识精英立场的文人们，开始试着接纳侠义，接纳感性。就如被阉割的文人司马迁所作的那样，为侠客们作传立说。而当代学者陈平原写了一部书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似乎在向世人们披露一个更大的惊人的秘密，那就是文人们一直在信奉着一种哲学。这门哲学便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寻找家园”。这座“家园”，不再别处，正在侠文化的广阔领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