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把所有疾病都当做不共戴天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治疗方式，也因此而产生了医学科学，并由医学的发展而治愈和解除了许多人的痛苦。无疑，这是医学科学的成就和值得尊崇的地方。 但是，2004年4月5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却告诉我们，人类最常见的一些疾病（60种）没有必要采用什么方法去治疗，因为大量的临床和基础医学研究表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什么方法对它们有效。因此，对待这些疾病或更多的类似疾病，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治疗。这些疾病包括：焦虑症、厌食症、心力衰竭、乳腺癌、扁桃腺切除、增殖腺切除、智齿拔除等等。有些疾病当然可以治疗，但是治疗的结果甚至比不治疗的结果更糟糕，比如手术切除前列腺癌。 说实话，医学科学能这样讲真话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人们把治愈很多疾病的希望越来越寄托在药物海和手术等医疗手段的今天。一些医学研究人员和《英国医学杂志》敢于正视生活中的事实无疑是对人类以前很多看法在某种程度上的颠覆。
承认有些疾病是不必治疗的其实是对人类两种认识模式提出的挑战，一是生活只有一种主流常态，其他都是异类，必除之或矫正，以让其符合并加入到主流或常态中。二是人类可以战胜一切疾病。 对于非主流或异类的矫正和征伐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尤其是政治生活中），对于某些疾病，甚至某些行为方式，也同样如此。如果不把它们看做是异常，也就是说不是疾病，而是一种自然状态，不去干扰它，其实际效果比去干扰它矫正它可能更好。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了，而且也慢慢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比如同性恋。早在1974年，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精神病协会就正式发表声明：同性恋不是疾病，也不是一种病态，只是一种正常的只占少数的性指向，他们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不必对他们进行矫治。 中国人对此的理解尽管姗姗来迟，但毕竟获得了共识，即不必对同性恋进行干预和治疗，甚至应当承认他们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所以，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认定，同性恋行为并不一定属于心理异常。
其实，把某些疾病看成是一种常态在人类历史上更多的时候是指那些属于精神、心理和行为方面的东西，比如与厌食症、焦虑症同属一类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精神分裂症、癫痫等。 对疾病不去干预、治疗或无法干预、治疗的典型莫过于恺撒了。人们知道恺撒有癫痫，但是只能让他该发作时就发作，丝毫没有能人治疗和干预他。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当时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方法，二是对这样的伟人，没有人敢于治疗他，所以听之任之。否则如果像今天以各种方式来治疗恺撒的话，他能不能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帝就很难说了。 再看看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是一名典型的癫痫患者。100多年前勃兰兑斯在致尼采的信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描写。他说，他有着那半俄罗斯农民的面庞，半罪犯的容貌，扁平的鼻子，神经质地抖动着的眼睑。。。。。。以及讲述着无际的苦难、深不可测的忧郁、不良的嗜好、无限的怜悯和不可截制的嫉妒的富于表情的嘴巴！
这是一位患有癫痫病的天才，单是他的外表就足以向人们昭示很多东西：这里有袭击着他的大脑、奔腾激越而几乎近于疯狂的浪涛，还有他的抱负和巨大努力，以及由于灵魂的偏狭而生出的病态的意志。就连“身在庐山”中的他也说：“我不知道我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人只有一种状态是命中注定的。。。。。。我有一个计划，做个疯子。让人们去狂怒，让他们来医治，使我变得聪明。” 但是，人们治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吗？说实话，根本没有治疗，也治疗不了。这才让他为人类留下了《穷人》、《白夜》、《罪与罚》、《白痴》等巨大的精神财富。幸亏那时没有人真的去治疗他，否则人类历史上就会多了一个精神病人而少了一名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 无独有偶，美国现代作家爱伦坡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人们经常把我看做疯子，这我不在乎。然而有一个疑问却久久盘桓于我心底，这就是：癫狂到底是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呢？”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相同命运或同处于另一种自然状态的人还有很多，如安徒生、海明威、惠特曼、马克。土温、拖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果戈理、拜伦、歌德、川端康成、福楼拜、凡高以及我国的米稃。 从恺撒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到海明威，生活一直在向人类提出一个长期难以回答的问题：对于某些疾病，如精神病，是治疗为好还是不治疗为好？在治疗方面还不成熟的时候，一定要强行治疗吗？ 但是，直到今天，是疾病就必须尽快治疗并且人完全能战胜疾病的观念，却可能早以深入人心并成为人类行为的准则之一，按照这样的准则，人类吃过苦头，可能还将吃苦头。 对于躁狂性精神病人，过去的认识是，病人的大脑皮质的某一部分功能处于亢奋状态，因此不仅伤害病人本身，也对他人有攻击性。大脑的额叶属于联络皮质区，负责联络、协调感觉和运动功能，同时也兼有管理人体部分感觉和运动的功能。如果切除部分患者的额叶脑白质，必然会消减大脑的部分功能，同时也会遏止病人的某些躁狂症状。这就成了1935年葡萄牙精神病学家莫里茨和神经外科医生里马用手术治疗精神病的理论基础。
他们对病人实施双侧前额叶脑白质切除之后，果然病人不吵不闹了，甚至变得迟滞、痴呆，整天睡觉，连食欲都没有了。更别说性欲了。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病人的家属都感到了莫大的轻松和解放。要知道，治疗这样的病人，除了在经济上可以使一个家庭倾家荡产外，还弄得所有人筋疲力尽，稍有疏忽病人还会自杀或杀人，造成新的麻烦。由于莫里茨的治疗结果，1949年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授予莫里茨诺贝尔医学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感到莫里茨的这种手术治疗方法好像有些不太对劲。有许多病人在做过手术之后的确安静了下来，但是过了不久他们就离开了人世。而另一些病人在手术后，成了另一类特殊的告别人世的人-----难以醒来的植物人。此外还有一些病人在接受了手术后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要用药物才能控制病人的这种副作用。也有相当多的病人术后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器质性精神障碍，如智力、记忆力下降等。 这些情况使人们认识到，手术治疗精神病更像是一种对病人的摧残和谋杀。从1942年到1952年美国约有五万名精神病人接受了这样的脑白质切除术，由于术后的严重并发症和恶果，以及治疗的神经生理依据不足而广受社会谴责，最后销声匿迹。
某些疾病其实就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因此不必非得除之而后快。但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样做表面上是低估了科学，但事实上是尊重科学，客观科学地看待科学。科学不是万能的，人的探索也是有限的。只有这样才不会在科学无法治疗疾病的时候迁怒于科学，并转而投向迷信的怀抱。 我一直欣赏并赞同法布尔对科学研究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观点更接近于真正的科学思想。他说：“不管我们的照明灯能把光线投射到多远，照明圈外依然死死围挡着黑暗。我们四周都是未知事物的深渊黑洞。。。。。”也就是说，人类的探索永远是有限的。 但是法布尔还接着说：“我们都是求索之人，求知欲牵着我们的神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地移动我们的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将整体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凑出来。” 珍惜自然的每一种状态，例如疾病，应当是我们拥有的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人类不应该也从没有停止过探索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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