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母亲会说话了，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说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反反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说：“我是婴音。”母亲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她的话断断续续不连贯，又说起许多从前的事情，意思不大好懂。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母亲会说话了，母亲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点复苏。
清晨疾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母亲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母亲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母亲，重新开口说话的那些日子，从她嘴里奇怪地冒出许多文言文的句子。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若是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文。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输液时在病床上长久地保持一个姿势让她觉得难受，她便不停地转动头部，企图挣脱鼻管，输氧的胶管常常从她的鼻孔脱落，护士一次次为她重新贴胶布，并嘱咐她不要乱动。她惭愧地说：“是啊，我怎么老是要做这个动作呢？”胡主任问她最想吃什么，她说：“想吃蘑菇。”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又常常词不达意，让人忍俊不禁。她仍然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我们纠正她的时候，她会狡辩说：“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我的女儿。”
如今回想那段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日子，真是难以想象她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我从未听到过她抱怨，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有的那种烦躁。
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妈妈准确地复述：“灾难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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