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的最后一天，卡尔突然出现在我工作的布鲁斯学校的办公室。我感到很吃惊，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为了结婚登记，卡尔去做了血液检查。由于他是个肾移植者，又被要求做肾功能检查。“亲爱的，”卡尔对我说，“我的肾出了点儿毛病，就是13年前我弟弟移植给我的那个。”我们的婚礼原定在1个月后举行，现在，我们的生活完全乱了。我很悲痛，也很伤心。
此后，卡尔的状况越来越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做手术，要么开始透析。透析可以延续他的生命，但花时间，又伤身体。卡尔选择了前者。卡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我们仍决定不推迟婚期，并开始为之筹划。毕竟我们在热恋中，没什么能改变这一切，卡尔的病情又加深了我们的关系。不过，医生建议我们取消意大利蜜月之行，因为卡尔不能离医院太远，以防病情加重；如果有捐献肾脏的，也便于及时移植。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后在纽约待几天。由于身体衰弱，卡尔不得不停止工作。大夫把他列入需要肾移植名单之上，但也许要等上3年。每年有3万人要求肾移植，而可提供的肾只有百分之一。
另外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靠亲属捐献，这对于卡尔家人来说是不现实的，他的寡母太老了，弟弟托尼已经捐了一个。最后，只得考虑采用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捐献的肾。我暗想，如果可能，我想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卡尔。2008年7月4日，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我们举行了婚礼，气氛相当好。可是，当我们告别亲友，钻入轿车，卡尔一下子瘫倒在后座上，他喃喃地说：“感谢上帝，我感到很累，我几乎不能挺过这个下午。”
我们这个夏天的蜜月既苦又甜，卡尔很坚强，很少抱怨病痛。我们尽情地享受，但是，他日益恶化的病情也为我们的爱情生活笼罩上阴影。我知道，这时卡尔更需要我不懈的爱。
也就在此时，一天，我早晨起床时，突然呕吐、腹痛不止，卡尔随即陪我赶到医院。医生确诊我是急性肝结节坏死，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
我需要肝移植，卡尔需要肾移植，上帝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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