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农村。大伯父解放后参了军，复员后进了国有机械厂，后来被提拔成供应科长。事业正干得风生水起之时，被查出得了癌症。弥留之际，为照顾他，厂长说可以让他家的一个兄弟来“顶职”，并充分尊重他个人意愿。大伯父想到我父亲在乡村当民办教师，家境不好，提出让他到工厂子弟小学任教。当时开油坊的小叔没有表示反对。
这以后，我父亲越做越顺，当上校长，我们一家人跟着进了城，母亲后来也有了正式工作。由于是城市户口，我们都进了理想的单位。而小叔的油坊垮了，家境渐衰，幸亏堂弟大学毕业后在商场打拼，在城里买了房，才把他们接来。到现在，他们自觉得是“半个城里人”。
这些年，婶婶始终心存怨气，说我父亲年长些，有好事不懂得谦让，没有当哥的风范。如果换小叔早先进城，他家就不会在乡下吃那么多年的亏。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了城市户口是一种荣耀，甚至会影响后辈的就业和生活状况，它是改变命运的机遇。
这些年来，父亲和小叔似乎隔着一层心膜。身为兄弟手足，相距也不过几个街区，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见面，即使在街头偶尔碰到，打招呼也属于那种敷衍式的，既简单又仓促。
不知道老辈间曾发生的故事，我们这一辈倒是走动得很勤。父母也经常是从我们口里，得知小叔家的近况。小叔的退休手续已办好，婶婶杂货店经营得不错，更让人欣喜的是，我的侄女已考取市里的重点中学。每逢此时，父亲都很高兴，小叔家一件件喜事感同身受。高兴之余，又要自省一番，要是当年不做那件“亏心事”，他们之间就不会像这样不冷不热地处着啊。
今年父亲六十大寿，母亲准备热热闹闹地办几桌。打电话通知老亲戚时，轮到小叔，母亲犹豫了。叫不叫小叔和婶婶来，怎么开这个口，父母颇费踌躇。
父亲的寿宴定在正月十五那天，两个姑姑家都说好了，一些老同事和旧友都打算准时出席。虽然我早早作了转告，可小叔那儿没准信，父亲的双眉始终拧成疙瘩。
父亲的寿宴准时开始时，小叔和婶婶到场了。老辈结下的心结，一下解开。那天，父亲喝多了，我扶他躺在床上。朦胧的醉意中，他嘴里一直念叨着：“不枉我们兄弟一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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