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引发的蝴蝶效应
2011年9月，武汉88岁的李大爷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搀扶，最终李大爷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而亡。李大爷的子女感到困惑：“难道现在老人倒地后，就真的没人敢扶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丢失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人们真的害怕了。纵观“彭宇案”等这些“索赔”案例，公众已不再愿意冒着风险、受着委屈去做好事。
在经历了诸如“女子报警救人前连续找7名见证人”“大学生扶起倒地老太被判赔7.9万元”等事件后，最近连续发生的“司机救人反赔偿”（天津）、“摄像头清晰记录老太太诬陷好人”（南通）已令人们确信，什么“道德滑坡论”“旁观者效应”都是次要的。造成这个社会出现连老人都不敢扶的尴尬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部分老人品质不好，习惯讹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反咬一口，诬陷帮助自己的好人？
信任危机作为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或可解释这一现象。老年人自己跌倒后难以承担高额的医药费；如果被人撞倒，又担心无人替他们做主，因而被迫违背良心诬陷好心人。有心救助者，也要为救起人后是否会担责任而担心，不少人最终放弃。
客观来说，这与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不无关系。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不敢扶老人，并不一定是因为“道德滑坡”，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于民众的社会阶层、经济地位出现了分化，以致社会广泛出现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我们或许都有此经验，在影视剧中，我们见惯了这样的镜头：在路上遇到老奶奶拎着重重的包裹，主人公走上前去帮忙，老人露出了慈祥的笑脸。如果在现实环境中，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想，非亲非故贸然提出帮忙，也许会被认为是骗子或强盗。即使提出帮忙，老人恐怕也会忙不迭地拎着自己的东西“逃走”。
一个理性、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陌生人社会”。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曾在他的《美国法简史》中这样阐述：“现代社会有一个较简单社会中几乎完全没有的特征——依赖陌生人。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为我们扑灭大火；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在陌生人社会，虽然大家素不相识，但凭借无所不在的秩序和规则意识，以及对法律的敬畏，每个人都是井然有序的“社会齿轮”，自然正常地运转。
而如今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出现了很多进步，但这些进步却相当不均衡，一个显著的落后之处是：我们的社会还是“熟人社会”，人们互相之间只信任熟悉人。所谓“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最主要就是法律作为规范社会成员关系的核心制度比较健全，从而使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行为规范作用自然可以相应减弱。而在法律健全、信任度高的情况下，法律的规范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彭宇案”这些“索赔”案例的出现，使国人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进一步发酵。现代社会学研究发现，人们在公开场合会适当“降低”自己的责任感，但如今老人倒地竟无一人相扶已违背了一定的客观规律，变成公众没有了责任感，这不得不让我们警醒。公众内心深处都有英雄情结，“扶起”老人很容易，但万一引起了纠纷，法律不能合情处理、谨慎判决，“倒下”的将是公众面对社会公益失望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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