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林家我见到了她的独子,牵着两条小狼犬,在宽大的客厅里遛。格林请我吃饭,吃了半晌说起孩子:儿子没找工作,却有个女朋友,在墨尔本这样的地方,年轻人不找工作就想活着,很难不靠父母。
古老的狩猎工具飞去来,最早出自澳洲的土著人之手,用兽骨、木片制作,使劲扔出,待它飞回时接住。“回飞镖”一词便源于澳洲土著语言。现在,澳洲有了一个新的衍生词汇:“回飞镖孩子”,指那些成年的啃老族。
意大利也出现了新词,意思是“大婴儿”。德国人管供养成年孩子的爹妈叫“旅馆妈妈/爸爸”,意指父母家成了旅馆,总有外边的住客。近邻日本也有了类似的说法,把不结婚、住在父母家的成年孩子叫作“单身食客”。
啃老确实是世界性的。与国内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中老年父母不怕空巢,独怕啃老,因为他们通常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又没有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的传统。现在受困于啃老的多是五六十年代生人,二战结束后“婴儿潮”的那一代人,他们自觉疏远父母那代见识过战争的人,以尽早独立为荣,早早结婚,夫妇二人一起工作挣钱,不能独立的,也在左派运动的熏陶下甘心做个都市流浪客。从萨冈的《你好,忧愁》到“垮掉一代”,都在讲述这一代年轻人的虚无与叛逆。
有着这样背景的父母很是反感儿女啃老:我们那时候早就自立门户了,跟父母住一起丢人。可事实是,那时的生活成本跟现在无法相比。我最熟悉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是中东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世界排名第17,近5年房价翻了一番,税负沉重,国内的工作岗位亦在减少,大学毕业生的起步工资普遍不够一个月的房租。但若离开一线城市,年轻人又找不到发展机会。招待过我的Yoni搬到地中海边的一个三线城市,住一间小公寓,他说那是母亲的房子,他用低价租住的。
单身食客们不愿结婚,因为一旦结了婚,还想傍着父母,就太说不过去了。想独立的青年不是没有,只是被骨感的现实刺激得心灰意冷:想要深造,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都需要更多的钱和时间,除了父母真的无可依靠。父母则遇到一场半强迫性的赌博,假如孩子很快熬出了头,投入、容忍、默许的这些不便和不快还不算什么,但什么时候是个头?西方父母未必在孩子早期教育和义务教育上有过很大的投入,孩子大学毕业,麻烦却来了。
白白供养一个既不工作也不上学的孩子,日久必生龃龉甚至酿成祸端。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出手解决这一问题。有用武之地的是心理学家和家庭关系专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父母必须和子女约法三章,必须倾听子女,必须让子女分担生活开销,迫使子女节俭,万一子女要钱,得搞清他们拿钱做什么用,并约定何时归还,等等。一句话,不能让子女啃得心安理得。
我们必须面对的大部分社会问题,都是因为“时代变了”,无法埋怨任何人。年轻人并不是嫌弃没有创造性的工作比如事务性工作,而是这类岗位也一直在减少;父母也不是纵容子女,才做孩子的保护伞,他们真是担心孩子无力抗压,自寻绝路。和啃老一样,“年轻人为何如此脆弱”的忧虑,同样不只是国人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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