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背的老先生们

    人老了，耳聋眼花是常见的事情。我做编辑工作，很喜欢与老先生打交道，经常会遇到对方耳背的情况。不过我很适应，因为我的父亲就耳背，他活到一百岁，我们与他说话时，习惯了伏在他的耳旁大声喊，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思想与情感交流。

　　这些年，沈昌文先生年龄大了，渐渐地耳背了。我有父亲的先例，所以很适应，交流时，自然地伏在沈公的耳旁大声喊。

　　去年，为出版《许渊冲文集》，我去北京大学拜见许渊冲夫妇。许先生九十多岁了，身体很好，还能骑自行车，但也耳背了。与人谈话时，需要依靠温和善良的老伴在旁边解说。我不需要，我习惯于伏在他的耳边大声喊。

　　也是在去年，沈昌文先生八十大寿，我们在三联韬奋中心楼上的咖啡厅“雕刻时光”为他祝寿。王蒙先生赶来参加，还做了“大哉沈公”的即席发言。王先生说自己也有些耳背了，“耳背好处很多啊。第一，据说有利于长寿；第二，有利于思考问题，安心写作。好处不少啊。”呵呵，才智过人的王蒙先生，没有服输的时候。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上海组稿子。陆灏先生为我们引见许多老先生，包括周劭、金性尧、黄裳、邓云乡、鲲西、唐振常等。初次见面，一时我们还认不准谁是谁。可是开会时，我们发现有一位老先生一直不说话，也不听别人说话。吃饭时，他依然埋着头，不大理人。与我同去的一位编辑很不高兴，还以为那老头儿是来“蹭饭”的呢。其实他是大名鼎鼎的金性尧先生，年龄大了，耳背，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也懒于与人交流。但他的文字依然极好。后来组织老先生们写一套小书“茗边老话”，别人一本未写完，金先生却一口气写了四本，有《六宫幽灵》、《亡国之君》、《奸佞春秋》和《清宫掌故》。他的文风豪气冲天、挥洒自如，真让人难与现实中那个身材瘦小的小老头联系起来。

　　其实耳背并不可怕，现在的助听器已经很发达。但是有些老先生偏不肯戴助听器，比如沈昌文先生，他推说外面的噪音太多，戴上那劳什子，经常会被一些不相干的声音吓一跳。我们与沈先生聚会时，他经常笑眯眯地坐在那里，似乎在听大家谈话。我问他笑什么？他说你们在那里说我爱你、你爱我的，我怎么会不笑呢？沈先生的夫人白大夫说，老沈的听力程度，经常随心情变化。不想听到的事情，他能听到百分之三十；想听到的事情，他能听到百分之七十。这倒符合沈公一贯的作风。

　　前些年，据说杨绛先生也耳背了，她戴助听器，有时也会摘下来。一次，某出版社总经理W先生去拜见她，最初杨先生带着助听器听他说话。后来她可能觉得W先生说话不着边际，就悄悄地将助听器关掉了，坐在那里貌似聆听，实则养神。W先生没发现，继续对着杨先生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同去的人发现了，没敢提示，事后却传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