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圣贤都有点意思,说起笑话来一套套的,常做无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鲁迅被现在的读书人歪曲成阴沉刻薄的文化英雄,实际上鲁公公风致嫣然,最喜无稽之谈。他写过两句古诗:秋日菊花下/寒蛩在悬肘;然后他又写下两句同意的新诗:秋天,在菊花的生殖器下/蟋蟀们在吊膀子。这种诗当代鲁学家写不出来。
还有胡适,这位二十多岁以半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通史体例的大学者,在“二战”的时候说过一个笑话,说德国日本之所以如此法西斯蒂,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怕老婆的传统,而中国这样一个既怕老婆,更有灿烂的怕老婆文化的民族,绝不会和他们走到—起。
说笑话是文坛的健康指数。
过去,有一男子外出旅游,因旅馆安排错误,与一素不相识的女子同住一屋。一夜无事早晨,女子当床梳妆,一阵风来,将她的丝巾吹到窗外树上,男子自告奋勇,要爬上树,替女子取回丝巾,女子没有答应,说:“那么低的床,你都爬不上来,还想爬那么高的树?”
我十分同意女子的说法,连说笑话那么低的床你都爬不上来,还想爬上学问的高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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