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护照上“国籍”一栏标得清清楚楚:澳大利亚。但他执拗地认为,“拿了个外国证就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纯粹胡说八道”。不过,他还是更习惯让人叫他彼得,而不是他的中文名。
离开中国20年,他习惯拿起电话先说“hello”而不是“你好”,但一旦聊起天来,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还是立刻“出卖”了他。如今在悉尼靠开出租车谋生的彼得,笑称自己是现代版“祥子”,所关心的话题和他的北京同行们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他侃侃而谈唐骏学历门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出现,对国内发生的社会新闻如数家珍,朋友们甚至笑称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从来不看澳洲电视台的节目,“看不明白”。即使英语已经不再是阻碍,文化上那层隔膜始终还是不能消除。
和农民进城没啥区别
20年前,30岁的彼得还在北京从事化工生产工作,机关单位里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一肚子憋屈无处发泄。而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尽如意,和老婆“奉子成婚”的他,一心想要逃离。所谓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正在向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殷勤挥手。
抱着“是男人,就得闯一闯,得证明自己”的想法,彼得踏上了飞机,目的地,是留学签证最易到手的澳大利亚。全身上下除了简单的行李,他只有全家人四方筹措而来的1000多美金。不知道归期,也不知道能否留在澳洲,“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笑着说,就是那种感觉。
初到澳大利亚,彼得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那时候,真的和农民进城没什么区别,心里特别难受。”
由于拿的是留学签证,他必须不停交学费才能续签。开始,他也抱着要好好学习回去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只念了半年,迫于生计,他就只交学费,不再去语言学校,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拆房子,澳洲当时房子多半为平房,砖瓦结构。彼得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块一块块卸下来。“早上起来星星还在天上闪着,晚上回去月亮都老高了”。苦,想起那段日子,彼得只用一个字就足以总结。
第二份工作是装修工人,虽然活儿粗,但胜在收入不错。一小时30多澳币的收入,足以让彼得在维持生活必需以外,还能攒一点钱。
由于那一时段特殊的政治形势,90年代初,澳洲政府一次性为约8万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阴差阳错之下,彼得留在澳洲,并将妻儿一并接了过来。
起步的生活总是艰难,虽然当地早有华人居住,但第一次大批量涌入华人,还是让当地白人居民对中国人颇有微词。“他们不会表达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说话的时候,‘Chinese’,那个语音、语调,一听就知道他们歧视我们。”日子长了,也就从愤怒到接受,直至漠然地面对。“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肤色决定了你和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同一类人的。”
更痛苦的事儿,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伤害,而是同胞间的相残。“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恨不得捅你一枪。中国人都狡猾。”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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