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祥子”

　　彼得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护照上“国籍”一栏标得清清楚楚：澳大利亚。但他执拗地认为，“拿了个外国证就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纯粹胡说八道”。不过，他还是更习惯让人叫他彼得，而不是他的中文名。

　　离开中国20年，他习惯拿起电话先说“hello”而不是“你好”，但一旦聊起天来，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还是立刻“出卖”了他。如今在悉尼靠开出租车谋生的彼得，笑称自己是现代版“祥子”，所关心的话题和他的北京同行们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他侃侃而谈唐骏学历门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出现，对国内发生的社会新闻如数家珍，朋友们甚至笑称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从来不看澳洲电视台的节目，“看不明白”。即使英语已经不再是阻碍，文化上那层隔膜始终还是不能消除。

　　和农民进城没啥区别

　　20年前，30岁的彼得还在北京从事化工生产工作，机关单位里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一肚子憋屈无处发泄。而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尽如意，和老婆“奉子成婚”的他，一心想要逃离。所谓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正在向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殷勤挥手。

　　抱着“是男人，就得闯一闯，得证明自己”的想法，彼得踏上了飞机，目的地，是留学签证最易到手的澳大利亚。全身上下除了简单的行李，他只有全家人四方筹措而来的1000多美金。不知道归期，也不知道能否留在澳洲，“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笑着说，就是那种感觉。

　　初到澳大利亚，彼得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那时候，真的和农民进城没什么区别，心里特别难受。”

　　由于拿的是留学签证，他必须不停交学费才能续签。开始，他也抱着要好好学习回去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只念了半年，迫于生计，他就只交学费，不再去语言学校，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拆房子，澳洲当时房子多半为平房，砖瓦结构。彼得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块一块块卸下来。“早上起来星星还在天上闪着，晚上回去月亮都老高了”。苦，想起那段日子，彼得只用一个字就足以总结。

　　第二份工作是装修工人，虽然活儿粗，但胜在收入不错。一小时30多澳币的收入，足以让彼得在维持生活必需以外，还能攒一点钱。

　　由于那一时段特殊的政治形势，90年代初，澳洲政府一次性为约8万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阴差阳错之下，彼得留在澳洲，并将妻儿一并接了过来。

　　起步的生活总是艰难，虽然当地早有华人居住，但第一次大批量涌入华人，还是让当地白人居民对中国人颇有微词。“他们不会表达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说话的时候，‘Chinese’，那个语音、语调，一听就知道他们歧视我们。”日子长了，也就从愤怒到接受，直至漠然地面对。“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肤色决定了你和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同一类人的。”

　　更痛苦的事儿，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伤害，而是同胞间的相残。“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恨不得捅你一枪。中国人都狡猾。”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