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生活分水岭
我一直梦想着环游世界，长久以来，我对冒险的渴望可能也来源于此。不过，我把旅行不只是当作一次冒险，也当作一种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那就是：理解这个世界，不断地认清它的本质。
开始一次长途旅行，我以为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骑摩托车，这能使你以开车无法体验到的方式欣赏风景、呼吸乡村气息。你将融入自然之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触摸它、欣赏它、品味它、聆听它，享受彻底的自由放松。对大多数旅行者而言，旅行本身是达到目的之手段。如果你以骑摩托车的方式旅行，旅行本身就是目的。你骑车穿过从未到达过的地方
，体验它的一切，认识新朋友，这才是冒险，才是最惬意的事情。
我想来一次漫长的旅行，长得可以让我忘记一切。我仍旧会阅读《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不过，我想与投资事业彻底断绝，我想政变生活。这需要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我不知道旅行回来后将会做什么，但肯定会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我想，65001英里（约舍10.4万公里）的全球旅行，应当可以当作一个分水岭。
必须找到一条路
1984年和1986年，我两次去中国与官方接洽，商谈驾车穿越事宜。我甚至租了一辆250cc的本田小摩托车，骑着它在福建省到处游走，看看我能了解到些什么。
福建省不是很大，大概与路易斯安那州的面积相似。但是，福建省有2600万居民，是路易斯安那州人口的七倍。我骑摩托车或乘飞机，到了中国几个省会城市，用租来的摩托
车进行2000英里（约合3200公里）的探索：到了1988年，我骑自己的摩托车横穿中国。
回到纽约后，我又去拜访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仍然是周游世界计划的“绊脚石”。我写了好几封信，还找人为我的行为做担保。
我碰到了一个老顽固。我去找伊万·加里宁，他是苏联国际旅行社的董事长。他告诉我，这一切不可想象，西伯利亚除了熊、老虎、丛林和森林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人要去那儿，也没有人想去那儿，事实上，所有派往那儿的苏联人都想尽快离开。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遇到的苏联人都不曾到过西伯利，也不认识到过那儿的人。看来，没有多少苏联人对西伯利亚知道一星半点儿，就如同今日大多数纽约人对阿拉斯加一
无所知一样。苏联人告诉我，要么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去，要么坐飞机去，只有傻子或疯子才会骑摩托车去。
我慢慢了解到其中缘由，骑摩托车穿越阿伯利亚与骑摩托车穿越美国，完全是两个概念。在美国，高速公路一条连接一条，西伯利亚可完全不同。他们说得对，那里可能真的
没有什么路。但是，不穿越西伯利亚，就意味着没有环游世界，如果我要完成心愿，就必须找到一条路。
熟知当地文化
地图显示西伯利亚东西长七千多英里（约合1.1万公里），大概是美国东西长度的两倍。西伯利亚只有不到两千万人口，与纽约州的人口相当。我推测，西伯利亚不会比加拿大
北部和阿拉斯加更荒凉，我想还是能忍受的。
在感到绝望的那段时间，我把在中国旅行的录像带给伊万·加里宁看，希望借此能让他明白，我是认真的。他接过录像带的时候，略显疲倦地笑了笑，不过，他还是看了录像带。当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给一个组织写信。”
他不知道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他是在官方手册上找到这个组织的。他翻译不出名字，就用俄文把它的名字和地址等信息写给我。
看起来这是个非同寻常的组织，名字叫作Sovinter sport。我把纸条带回家，复印一份，贴在一个信封上，并附上一封用英文写的信，说明我想骑摩托车从太平洋到莫斯科再到波兰的计划。
我在信中指出，我会遵守该组织附加的一切条件，他们让我停在哪儿，我就停在哪儿，接受他们认为必需的护卫，甚至是士兵护卫我也不在乎。
我决心去。每当我凝视地球仪的时候，苏联那片广衰的陆地就映人我的眼帘。如果我不能横穿苏联，就不能说已经周游世界。
我没抱太大的希望。之前的几年，我已经发出了20封类似的信。
几个月后，当我已经淡忘这封信的时候，我收到了回信。信上说：“亲爱的罗杰斯先生，你可以骑摩托车穿越俄罗斯。你打算何时动身？”这封信只有两段，三四行的内容，还有一位名叫瓦列里·萨格罗夫先生的签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如同我坐在门外每天敲门，敲了九年都没有开门，然后突然有一天，门打开了，有个人说：“嗨，请进。”
我马上飞往苏联，拜会批准我前行的先生。我不断地问我的翻译：“他们真是这个意思吗？”翻译不断地回答：“是的，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为什么你如此困惑，如此古怪，如此不相信人，有如此多的问题？”
Sovinter sport是苏联的一个体育组织，赞助过一系列国际体育赛事。之前我一直尝试的都是外交渠道和旅游渠道，而苏联人认为，长距离摩托车旅行是一项体育运动。
进行环球旅行要记住的第一个教训是：熟知你所去地区的文化，只有这样你才能掌握它，否则就会被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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