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破晓时分，日本突袭了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此将美国直接推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尽管在袭击前美国成功破解了日本外交电文所用的密码，而且驻爪哇的武官曾在一周前警告过华盛顿日本正计划袭击夏威夷、菲律宾和泰国。罗伯塔?霍尔斯泰特在《珍珠港：警示与决策》中写道：“此前，我们从未获得过由各种情报织成用于了解敌手的如此完整的图景。”
然而，各个政府部门间缺乏情报共享、美国对日本发动偷袭这种无耻行径的意图判断失当、美国情报部门内部相互掣肘等因素，导致那个图景未被完整地审视。1947年依据”国家安全法案“成立的中情局后来提到，这次偷袭突显了从“噪音”中分离出“信号”并创建一个机构集中处理情报的必要性。
二、猪湾事件
1961年4月，由中情局策划、古巴流亡人士实施、旨在由非共产主义者组织亲美政府取代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出师不利，先是对古巴空军的空袭行动遭毁灭性打击，而拥有1400多人的“2506”突击旅”在古巴南部海岸登陆后即受到古巴军队的猛烈回击。这次拙劣的入侵行动导致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彻底恶化。
中情局的档案文件显示，自以为在所有其它努力失败后约翰?肯尼迪总统将会下令美国军队介入的中情局，从来没有向这位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提交此次行动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怀疑如果没有美国军方的公开支持这支部队的行动是否具有获胜把握 — 而肯尼迪总统实际上绝无提供这种支持的意思。（历史学家皮埃罗?格雷杰瑟斯将中央情报局和肯尼迪比作夜间驶过的船只，即相互不知情）
一年后，中央情报局又一次令自己蒙羞，它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一个月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的结论是苏联无意在古巴建立攻击性导弹基地。但稍后，它利用U2间谍机拍下的导弹基地照片给自己找回了一点儿面子。
三、春节攻势
1968年1月31日，在越南春节期间，越共武装对南越突然发动大规模、协同攻击，令美国目瞪口呆。越共武装攻势取得的战果转瞬即逝，但这次“春节攻势”有争议地成为决定性的一次战役。美国人逐渐对这场战争失去信心，促使美国政策制定者改弦更张，将重点放在如何减少美国对越南事务的介入上。
春节攻势之后不久，政府进行了一次调查，结论是美国和南越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们和情报分析人员无视多种警示信号，未曾全面认识“敌人攻击的强度、协调性和时间选择”。海军图书馆馆长格兰?海姆认为，忽视情报搜集工作、语言障碍、对敌方战略的误读在这个情报工作的灾难中起到了重要而鲜明的作用。尽管如此，詹姆士?沃茨在《春节攻势：战时情报失误》中指出：“美国人几乎成功地及时预料到敌人行动从而可以避免突然袭击造成的军事上的后果。”
四、“赎罪日”战争
袭击中情局准确地分析出1967年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的“六日战争”，但是，仅6年之后它便陷于不明就里的境地，当时，埃及和叙利亚军队趁着以色列“赎罪日”假期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同时向以色列军队发动攻击。以1973年10月签署停火协议而告终的这场冲突考验了美苏关系并使阿以冲突摆上了事关华盛顿外交政策头等重要的议事日程。
由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收藏的文件揭示：以色列情报部门相信，该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有望阻止其阿拉伯邻国主动攻击，而美国情报官员完全认同这个理由。在战争爆发那天，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提到苏联顾问已从埃及撤出，而且以色列根据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动向预计将会有攻击，但报告补充说，美国情报机构“一如既往地轻描淡写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的可能性”并且“更赞成阿拉伯国家与苏联关系发生危机这种另类解释。”
五、伊朗革命
1978年8月，美国支持的穆罕默德?巴列维逃离伊朗前6个月，中情局犯下又一次臭名昭着的错误，认为“伊朗既无革命，亦未处在革命前夜。”如今我们都知道，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掌握了权力，开启了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争端，流传至今。
根据卡特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盖瑞?希克的记述，在革命前夕，美国依从国王的要求减少了在伊朗境内搜集情报的工作，此举导致美国官员忽略了当时在伊朗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反对国王和仇视美国的情绪，同时而美国也低估了宗教反对派推翻国王的能力。尽管如此，乔治敦大学在200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情报机构确曾警告过国王的权力和宗教反对力量此消彼长的情势，政治内斗和卡特政府专注于埃以和平谈判等均造成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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