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我们的敌人,长期潜伏在中国,收集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情报,为日本高层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成为日本“中国通之第一人”。
我对宗方小太郎的敬重,跨越了民族主义的藩篱。也许会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或者在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敬重”这东西,是理性的产物,跟感情关系不大。
宗方的头脑非常清醒,目光及其敏锐,能穿透事物表面的浮萍,一眼洞穿晚清的国情。
1884年,也就是中法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宗方来到中国,1894年回到日本。期间多次遭遇险情,都侥幸逃脱。回国以后,他向当局提交了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对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绝版甲午》的作者雪珥先生对此评价说:“至今读来,仍令我国人击节概叹。”
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拥有很高的声誉,洋务运动已见成效,北洋舰队逞能于亚洲,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即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对此不以为然。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他明确提出晚清“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官僚集团已把当初求取功名的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而且是“朝野滔滔,相习成风”。简而言之,“天朝”那些歪瓜裂枣个个都是先私后公。最后,宗方用孟子的话作了断言:“上下交征利,则国危。”不幸而言中!
更让人惊诧的是,十几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也在宗方的预料当中,道是“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我很早就知道,专制政体下的皇帝和官僚集团,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刮刀,型号大小不同,但用力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拼命在老百姓身上刮油。可怜的老百姓,常常被刮得哀鸿遍野。不过,我一直搞不清楚,那些狗日的君臣,他们的搜刮比例,大致是多少。
谢谢宗方,他满足了我的好奇。他的报告里提到,1894年前的晚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是9000多万两银子,而老百姓的实际负担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国库收入以外的部分都流入各级官吏的腰包里了。我的天,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搜刮,是国库的三倍!
据雪珥先生考证,晚清在1893和1894年,官方记载的财政收入,都在8300万两左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大清惯例,“内务府”的收支,是不入户部数字的。而当时内务府每年的支出是1000万两左右。两者相加,应该说,宗方的分析,还是相当准确的。
除了宗方小太郎,当时的日本,还有伊藤博文、荒尾精等一大批“中国通”,他们对晚清局势洞若观火。而在晚清朝野,除了李鸿章等极少数“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其余的,是一堆糊涂虫。双方交战,谁胜谁败,毫无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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