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38年,两江总督那苏图经过安徽凤阳、庐州等地时,发现“沿途目击地方广阔,但田亩土色不能肥沃”。那大人动了心思,下了轿子直接奔到地里仔细察看,发现麦子、豆类等庄稼一概萎靡不振,长势都不怎么样。
庄稼不好,责任肯定在人。那苏图把目光转向考察当地百姓,发现“男妇半习嬉游,不事工作”,老百姓根本没尽心尽力在地里干农活,人家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嬉游”一类的寻欢作乐上了。
那苏图找来熟悉当地政务的布政使一番询问,这才知道,不好好种地竟然是江北地区的一大传统,而“凤、庐、颍、泗等府州为尤甚”。
不好好种地,不是那块地方风调雨顺不用花费心思就能年年丰收,也不是因为当地人东跑西颠忙着做生意挣钱,到当地转悠转悠,就发现本地百姓生活并不宽裕。那为什么不专心种地呢?
原因竟然是“该处地土广阔”。既然家家户户都有用不完的土地,于是扬手撒种,坐待收割,打心眼里就没琢磨过怎样开展精耕细作,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像灌溉水利、修筑堤坝、春夏耕耘、储粪施肥一律没人操心,民间一贯有“望天收”的俗谚。
那苏图把所见所闻向乾隆皇帝详细汇报,称江北一带农田尚可,之所以收成不好,症结不在土地,在人。其实,那大人不知道他的发现并不新奇,此前已经有人向乾隆帝讲过类似的话,只不过地点不在安徽,而在河南。
公元1737年,河南巡抚尹会向乾隆帝奏报,同样种一亩地,北方的收成以斗计,南方的收成却以石计(1石=10斗)。考虑到环境的差异,存在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但差距何至于如此之大。
尹大人深挖根源,发现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南方人聪明、勤快、土地肥沃,这些理由统统都不对。南方的粮食亩产量高,根本原因在于地窄人稠、土地资源严重紧缺。
在南方,一个人所耕种的田不过10亩,最多20亩,于是“力聚而功专”,人人都花费心思琢磨怎么精耕细作,把这一块地伺候得无比周到,所以收获颇丰。至于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个人种的地能达到七八十亩,甚至一百多亩,大家的想法是“多种则多收”,反正土地有的是,种上了就不算浪费,种上了就能打点粮食。然而,地多,则粪肥不敷使用,使得地力稀薄,且人力也被分摊,不能够精心耕种,最终收获反倒有限。
尹大人据此判断,凡是家里有少量土地的,种起粮食来都能丰收,凡是人均种植面积大的,多半种得多却收获少。如此,不需要太费脑筋,就能找到解决“望天收”问题的办法。比如,来个釜底抽薪,推行人均耕种土地不得超过20亩的政策,彻底消除人们靠天收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依赖。这样一来,人人还不都主动地投入到精耕细作的大军中去,完全不需要设置一堆相关部门成天忙着催、查、办。至于省下来的土地呢?种树或养猪,干什么不挣钱呢?
300年前的两则故事放在今天仍有意义,因为一些占尽资源的群体始终或明或暗地对“望天收”不离不弃。这两个故事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资源太多并非好事,多花些心思在如何有效管理和使用资源上,比拥有甚至霸占更多资源更能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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