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和许多农民一样,纪彦峰和家人把离开农村当做成功的重要标志。他们成功了,可在纪彦峰的诗《我们村是怎么没的》里,那成功还有另一面。
大哥出门去干建筑,嫂子给工地做饭,
孩子在市里上学。
二哥考大学去了北京,二嫂是山东的。
妹妹嫁给了粉刷工,住在了县城。
后来,爷爷死了,埋了爷爷。
52只羊,卖了!1头牛,卖了!
葬礼上把1头猪杀了。吃了!
牛圈羊圈都塌了。地没人种,荒了!
再后来,奶奶也死了,埋了奶奶。
葬礼上把鸡都杀了,鸡蛋,吃了!鸡窝塌了。
大黄狗,送人!大狸猫,去流浪了。
大哥在市里,给孩子攒大学学费。
妹妹和妹夫筹措买房首付。
二哥的小孩需要人照看,父亲退休后
父母一起去北京带小孩,父亲在小区口摆地摊。
土豆卖了!黄豆卖了!玉米卖了!
谷子碾成米,卖了!向日葵榨成油,卖了!
被褥衣服,运到北京!锅碗瓢盆家具,送人!
一场雨后,院子里长出荒草。
菜地的篱笆,倒了。窗户纸让大风刮干净了。
又一场雨后,山洪冲进烟囱,冲垮了灶台。
爷爷奶奶的坟头,荒草一茬接一茬疯长。
偌大的山,山下偌大的村庄,
只剩下两孔窑洞,像两只深陷的眼睛,
黑洞洞地盯着村口。
只剩下村口弯曲坎坷的路,蜿蜒向远方……
最开始,纪彦峰对家的概念没那么强烈。他从小就不断地挪窝,由于父亲是小学老师,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得纪彦峰上了4所小学,村里、镇上、乡里,每一次,都是住在学校给父亲安排的临时住所里。初中住了两年校后,父母终于在镇上安了家。一年后,纪彦峰去了子长县城读高中,从这时起,家就变成了一个回去探望的地方。
再后来,爱好文学的纪彦峰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学。家里并不富裕,虽然他很想成为大学老师,但身为长子,他不可能继续读研读博。毕业后去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于是他抓住了一个校园招聘的机会,来到山东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几年下来,有了一定积蓄,在淄博市贷款买了一套房子。2007年年底,他搬进了这套房子,结了婚。
2010年,公司在北京找了个项目,纪彦峰被调到北京,他想在北京扎下根来。他已经过了30岁,也到了要孩子的时候了。
2012年,他买下了自己所在房产公司在郊区开发的楼盘,付了首付。春节之后,纪彦峰回了一趟山东,出租了那套已经没人居住的公寓,变卖房子里几乎所有东西,只有几百册书,封存在地下室里。
这是他经历的第3次变卖家当了,只是这一次,不是在陕北农村老家,而是城市里。虽然不用卖粮食,不用杀猪,但同样的场景让纪彦峰感觉空落落的。
“我为什么对家这么在意……我真的没有家。”纪彦峰念叨着。
“现在国外、港澳台、大城市基本咱也都去过,但现在做梦还是小时候爬过的那个山,小时候放牛放驴去过的地方,山山水水,全是老家。山东待了六七年,从来没梦到。”
从小,父亲就告诉他一定要走出大山。陕北自然环境恶劣,村里人只能靠天吃饭,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知道窝在村里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从有意识起,纪彦峰就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想走出去。
这些年,亲戚们都成功地“抛弃”了村子。
1962年出生的二爸是家里最早出去的人。
父亲说,等我妹妹嫁出去了,一定回老家去。“我觉得这不可能,连奶奶都没做到。”
只有父亲总念叨着要回老家。为了给二爸帮忙,父亲在学校办了内退。父母几年前搬到延安市,在农贸市场开了个以卖面皮为主的主食摊子,但这几年做得并没有什么热情。父亲在城市里没有朋友,父亲的青春、工作都是在村里度过的,在延安,他过得不舒服。
父亲留在城市里的最大原因,就是妹妹。高考前夕,由于学业压力过大,纪彦峰的妹妹患上抑郁症。之后这几年,父亲带着妹妹去延安、西安、北京治病。父亲希望,等妹妹病好以后嫁人了,他就回老家。可说到回农村,纪彦峰认为这不现实,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纪彦峰的老家在陕西子长县南沟岔镇南家焉村,如今只剩10来户人家,不到30人。20多年前,村里有40多户,200多人。
春节回老家时,又走了一两户人家。没有新的人回来,人往外走,老人死掉了,小孩长大出去挣钱。
在陕北农村,很多人回老家,只是意味着上坟。
纪彦峰特别羡慕生在城乡结合部的人,不用背井离乡,就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他更希望城乡能够均衡发展,不要把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可城乡二元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裂缝,只能更多靠那些走出农村的人,用自己的肉身去填补。
城里的压力从不分辨任何人的出身,在偌大的北京城,纪彦峰和所有人一样,要考虑房子、车子、工作,以后也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他计划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父亲有退休工资,母亲没有,母亲在老家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可如果在北京生了病,还需要自己掏钱。跨地域的医疗保险,还在政府手里攻坚。不太遥远的将来,是一个巨大而叵测的黑洞。
纪彦峰有个侄子也在北京,一年也见不了一两次。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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