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南渡,皇家都是北方人,对南方的生活有点不太习惯。比如到了杭州,发现当地人特别爱吃烤田鸡。田鸡扒了皮那姿势,太像个人了,所以皇后就力挺高宗,发了一条禁令,不许吃田鸡。南方人吃这东西吃惯了,一下不让吃了,还真不适应,结果就是买卖转入地下。
黄公度被朝廷派到福建当领导,他也喜欢吃田鸡。有一天,他跟厨子说:“你到市场上买3斤坐鱼回来吃。”厨子就傻了,什么叫坐鱼啊?问了一大圈读书人,还真没人知道。后来就有人指点厨子:“你去问问州学的学录林执善先生,他学问大,可能知道。”厨子找到林先生请教,林先生说:“这是叫你买3斤田鸡。”
厨子还真把田鸡买回来了。黄公度一瞧,这是有高人指点啊,立马追问是谁说的。厨子道清原委,黄公度二话不说,就把林执善请来教馆了——在我家当先生吧。
嘴上事,最难禁,一禁还就禁出学问来了。阳奉阴违、偷梁换柱的多了去了。所以说,禁令不是办法,好办法也不在禁令上。
清朝最肥的差使是什么呢?河道总督。特别是负责治理江苏、安徽等地黄河、运河、淮河河道的南河河道总督,是肥差中的肥差。那时候不修高速公路也不修高铁,就修河道,有大把的拨款可以花。朝廷就怕决口啊,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每年的经费能达到数百万两,真正用在工程上的,“十不及一”。剩下的呢?大吃大喝,招待费可劲儿造:“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应酬、过客游士之余润。”并且“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
怎么个吃法呢?《庸盦笔记》中详细讲述了道光年间南河河道总督衙门的宴席:
就说豆腐吧,做一盘豆腐,需要几个月前就购齐材料、挑选工人,最后要做出20多种豆腐,花费数百两银子。
有个客人,吃到一半出去上厕所,到了后边,瞧见地上有几十头死猪,赶紧问厨子是怎么回事。厨子说,刚才上了盘猪肉啊,就是这些猪后背上的肉。原来,为了弄出这盘猪肉,他们要把很多头猪锁到一间密闭的房子中,然后让人拿着竹竿使劲打猪的后背。那些猪呼号奔跑,一直到被打死。据说这么做,猪全身的精华都会集中到后背上,“割而烹之,甘脆无比”。至于剩下的猪肉,全都扔了,不要了。一盘猪肉,得搭上几十头猪的命。
那个上厕所的客人听得目瞪口呆,不自觉地叹了口气,立刻遭到厨子耻笑:“哪儿来的穷措大(对穷人的蔑称)啊,没见过世面。我才来几个月,亲手打死几千头猪了,杀猪好比踩蚂蚁一样,这几十头算什么啊。”
吃鹅呢?把鹅赶到铁笼子里去,下面烧炭,“驱鹅践之”,鹅的精华就全到鹅掌上了,割去鹅掌,“全鹅可弃”。一席就需数十乃至上百只鹅。其实这招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已经用过,不新鲜,到了清朝又被发扬光大了。
吃驼峰,选健壮骆驼捆在柱子上,以开水浇驼峰,骆驼被浇死了,精华集于驼峰,全驼可弃。一席用三四峰骆驼。
吃鱼羹,要选活的大鲤鱼,倒悬在梁上,下面烧一盆开水,然后猛击鱼头,让鱼吐血。由于热水水汽蒸腾,鱼不停摇摆挣扎,血一丝一缕流下来,等血流尽,鱼也死了,全鱼可弃。死一条换一条,一盆鱼羹,要耗几十尾鱼。
当然,少不了还要吃猴头,那个残忍的法子大家都知道,就不再说了。这只不过是略举几例,一顿豪华宴会,往往要持续3天,不停上菜,所以河工宴客,客人们吃饱喝足就撤,再来一拨,从来没一个人能从开始坚持到最后。
当然除了吃以外,别的地方花钱也不含糊。年节之时,衙门里天天有戏,从黎明演到夜里,“观剧无人,演者自若”,就当是背景音乐了。有的人谁都不认识,弄到一张有点名头的官员的名片,拿着到河道总督衙门各署去,立刻就被奉为上宾。有各种补贴,夏天拿冰金,冬天拿炭金,过节还有节敬,十来天一次宴席。遇到汛期,大家争相去一线,去个三五天,回来就能拿一二百两银子的补贴。
就这么折腾着,没见治河有多大成效,决口反而愈加频繁,可愣是把南河总督府驻地清江浦(今淮安)给吃繁华了。
吃来吃去,最后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拦不住了。其实公款吃喝一项,最能体现行政系统的状态。清朝河工奢靡到变态,已经半公开化了,而且到处有空子可钻,这说明彼时的行政系统已经接近崩溃,没有官员再想做点正经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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