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变

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类主奖获奖作品《壮丽的荒芜事业 王安石变法的启示》节选

作者   王龙

                    千年一变

王安石辞相之后，宋神宗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主持变法事业。尽管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开启一个新时代，但变法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他把国家大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只需要大臣们像工具一样忠实执行诏令，供他驱使，“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大臣们都牢牢吸取王安石屡违圣意的教训，不敢再进任何忠言，只一味地顺从神宗旨意。宋神宗如同盲人瞎马，独自拉上大宋朝这架马车冲向危险的悬崖。

元丰四年（1081）七月，宋神宗决定趁西夏内乱，派五路大军征伐，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在这次空前绝后的军事豪赌中，宋神宗孤注一掷地押上的不仅是浩浩荡荡六十多万人马，还有王安石变法以来积累的多年财富，乃至于整个大宋军民的天地民心。

然而经过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后，十多年的变法成果付之东流，整个国家被拖入困苦的深渊。宋神宗这才渐渐明白，他可以作为变法大业的幕后主导，却无法像王安石那样成为中流砥柱的帅才。他开始陷入自我折磨的痛苦漩涡，身体健康迅速衰败下去，最后在元丰八年(1085)三月病死了，时年仅三十九岁。

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春寒中，闲居江宁九年的王安石，忽然听到宋神宗驾崩的消息，顿时心如刀绞，老泪纵横。朝廷政局很快翻天覆地，风向陡转的政治局面，大大出乎王安石的意料。

宋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宋哲宗即位，由神宗之母高太后开启长达八年的临朝听政，高太后历来反对变法，当权伊始便火速召回保守派大臣司马光。宋神宗刚刚驾崩三月，尸骨未寒，司马光就以“母改子政”的借口，大张旗鼓地拿新法开刀了。司马光全面推翻神宗时期的新法，而恢复祖宗之法，史称“元祐更化”。

卧病江宁的王安石听到自己呕心沥血的新法一条条被废的消息，悲愤不已。免役法被废那天，他在病床上颤颤巍巍地仰首问天：“此法乃与先帝反复商议两年之久，方达成熟完备，难道连这样的法令都不保留？”

然而，早已失去了政治舞台的王安石，再也无法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只落能和屈原一样恸问苍穹、悲泪难抑。最后他终于放下一切人间重负，闭上了忧患的眼睛，永远地安息了。中国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变法宰相，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王安石逝世后，连他的著述都被列为禁书，一代叱咤风云的千古名相，临死前不仅饱受精神上的打击折磨，身后的葬礼更无比凄惨冷清。除了王安石的亲属弟兄，其他门下故旧没有任何人敢来吊唁，出现了“人人讳道是门生”的凄凉场面，这与他生前轰轰烈烈的人生事业形成极大反差。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如同一道沉重的历史之门，从此将中国隔离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变法惨烈的失败结局，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心生胆怯、望而却步。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过程，提供了千年中国专制政治的一个典型样本。

改革需要好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效的执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于对宋朝体制弊端了解不够，在专制环境下，变法的权力和政策很容易被异化为党同伐异的斗争工具。一旦进入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北宋新旧两党在政见相左、各不相能的攻讦交争中，都以君子自居而斥责对方为小人，最终演变为党同伐异的政治灾难。变法派在民间社会缺少广泛的同盟军，只能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推进变法。王安石早就对这一点有着清醒认识。他曾说“天下之忧不在于疆场，而在于朝廷；不在于朝廷，而在于人君方寸之地”。随着朝野压力的增加，皇帝开始犹豫动摇，新法的废止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舍身求法，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扛在肩上。王安石最初由文从政，最终又弃政从文，一生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被弃；国有危难，便又召之即来。他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挣扎，又在重用和被弃中煎熬。但他对国运苍生、家国山河始终怀有一颗放不下的火热心肠，为此不惜赴汤蹈火，千锤百炼。当下中国前无古人的改革大业已经进入深水区，王安石身上那种永不停息的进步精神，依然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精神支柱。

今天，人们却无法忘怀王安石在历史中留下的身影。想象九百年前，当他站在飞来峰上佛塔的最高层，南国壮丽的山河映入眼帘，他豪迈而坚定地吟诵道：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那一瞬间，历史已经注定他将成为一位不朽的中华人物，因为他胸中装的是山河大地、万古星辰。

王龙，1976年生，四川射洪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艺术硕士；著有历史散文集《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国运拐点》《远去的身影》，长篇纪实文学《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等，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四川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