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要有起码的温度

－－从小事中见人性、在常识中寻真理

最近几年，我在做晚清三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对比研究。在查阅大量资料时，我发现一个有趣而矛盾的现象：在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曾、左、李的评价千差万别，更是有很多人，在不同时期，竟然有许多自相矛盾的看法；在19世纪与拿破仑同时代的人那里，法国名媛施泰尔夫人、英国小说家司各特以及许多爱国主义的德国诗人，都将拿破仑描述为一个暴君、疯子和骗子。但另一方面，在歌德、荷尔德林、拜伦和海涅等大诗人的笔下，拿破仑却被讴歌为法国大革命自由思想的伟大传播者，将他视作“人民的皇帝”。长期以来，在德国的史学叙事中，拿破仑经常被作为“天才”而被赞颂，或者因为20世纪初德国与英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而被当作“英雄”。很多人还跟随尼采的脚步，而把拿破仑称为“超人”。他们都说得有理有据，写出来的作品，叙事、说理、抒情都很不错。不同的人，甚至是同一个人，随着时间、环境、氛围等的不同，观点竟然毫无顾忌地截然相反。这些互为矛盾的文章，都得了好评。

钱谷融先生（1919年9月28日—2017年9月28日） ，原名钱国荣，江苏武进（今常州武进区）人。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所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理论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影响深远。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能看到其不断延伸的轨迹。

当时，都讲文学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把文学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一提人就觉得是人性论。而钱谷融是强烈反对把文学作为工具的。

文章的灵魂是文章的主题，文章的主题为时代服务，意即写文章就是为社会服务。那么，写文章的人思想要随着时代的车轮转。这就是写作者的(悲哀)特性。

散文作为一种大众普适的文体，任何人都可以写。在这种环境下，讨论“散文观”，我觉得有必要。

从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到你侬我侬的儿女情长；从吃喝拉撒的生活日常，到昼白夜黑的自然规律(极端正确)；从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到上天入地的壮怀激烈，散文无所不涉。这些写作者，他们也许很用力，他们也许很真诚，他们也许很感动，但他们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写作。这样的写作，制造文字垃圾更多。因为，他们看似在写生活的真实，其实真实的生活，是生命的存在和生存的状态，他们自以为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实际上是飘浮在生活上俯视生活。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真实的生活，也不掌握真正的真实生活。

我相信，只有触及灵魂的作品，才会随着时光年轮的飞速转动，被打磨得愈发光芒四射。

在以前的写作中，我写过一篇文章《生活就是一篇散文》，说“乡村妇女骂人就是在写散文”。其实，乡村妇女骂人，紧扣主题、组织材料、用通俗的语言、直达目标的夹叙夹议(表现手法)，表达“骂赢对方”的目的。

骂人是不被提倡的粗俗，但其想达到的目的和写散文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骂战的目的，也是万千事由都是“证明”被骂之人的“可恶”甚至“罪该万死”。假如将骂人与写作的目的单独挑拣出来，其实都是以“传播并让人接受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已。只不过，村妇与写作者，亦要分为传递的是否正能量。

鲁迅先生一生创作的散文比较多，而且影响极大。由于家庭变故，鲁迅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这是他冷峻的个性、对他看不惯的一切人和事极具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早年刻骨铭心的艰辛生活，促使鲁迅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代文坛大咖。

45岁的鲁迅在1926年10月6日和7日，分别写下了两篇散文：《父亲的病》和《琐记》。这都是鲁迅先生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的事情。篇幅都不大长，但记录了他青少年时候一段真实的生活，更表达了中年鲁迅独特的愤怒。

在《父亲的病》中，鲁迅记录了给父亲治病的过程，围绕着父亲的病状，把给父亲治病的两位“名医”刻画得淋漓尽致。鲁迅开篇就写了其中一位“名医”收了巨额出诊费，但把人治死的事。医患双方都是饱经世故，一个心狠手黑，一个不露声色。这起医疗事故虽然发生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过最终结果是“名医”退钱赔款了事(先前医药费的两倍200英洋)。

看似这个“曾经盛传的故事”与“父亲的病”没有关系，其实正是先有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医”和患者家属之间的明争暗斗，才让《父亲的病》这篇文章更加吸引人心。因为，这位“名医”给父亲看了整整两年病，而少不更事的“我”，与名医也周旋了整整两年。有了前面的“医疗事故”作为铺垫，接下来“名医”所用“药引”之稀奇古怪，就让人不足为奇(到河边去挖掘的芦苇根，经过3年霜雪的甘蔗)。而这“不足为奇”中，作者用了“据舆论说”，“插进”这位著名医生叶天士用“梧桐叶”做药引，治好了某个人的疑难杂症。这样，“名医”以“病是不要紧的”安慰家属，证明自己开“偏方”确实也在尽心尽力，还为在病人及家属对久治不愈感到失望之时，“推荐”另外一位“名医”来接替自己做好铺垫。

虽然“似乎大家都有些不快”，但后来的名医何廉臣(因为是真实的人，文中倒写成“陈莲河”，当然也含暗讽之意)比前一位“名医”更故弄玄虚，开出的“药引”更是五花八门(原配的蟋蟀一对、“平地木”,也就是山中大树下生长的小树、“败鼓皮丸”，就是打破的鼓皮，用水泡胀之后做成的丸子)。虽然名称古怪得令人费解，但是这些药引到底还是能够找到。这正是庸医不落人口实的高明之处：找不到药引治不好病你休怪我，找到了药引说明我确实有两把刷子，反正我都没有骗你。在推销“点舌丹”(要价大洋十元)失败之后，“陈莲河先生”开始游说“医能医病，不能医命”，要病人家属考虑用巫术来解除“冤愆”。

最后，父亲也许看穿了这些“名医”骗人的伎俩，再加家财实在难以支撑，作为儿子的作者，也终于有些明白父亲的病实属不治之症，虽然还纠结在“传统的孝道”里，最终在残酷的现实中不得不放弃了治疗。

在这篇《父亲的病》里，作者选用来自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围绕如何给父亲治病的主题，结构采用递进(散文结构分为：第一种是相承，它包括承接关系和递进关系，通常表现为：由叙事到议论或抒情，由写景到议论或抒情；第二种是相并，它包括并列关系和对照关系，通常有并列式、对比式等；第三种是相属，它包括总分关系和分总关系。行文路径分为：以核心人物为线索，以核心事物为线索，以时间为线索，以地点为线索，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通过沉重的白描，揭示家道中落的周家，遭遇庸医诈人钱财的惨痛。这一切何尝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存在的畸形？

作者用讽刺的笔调描述了庸医误人，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庸医的痛恨和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同情。同时表达了对父亲不舍和愧疚的思想感情。

在这篇文章写成后的第二日，鲁迅再写下《琐记》一文。

鲁迅用琐而不“碎”的事实，记录下“衍太太”这个老于世故、搬弄是非的老妇人，以及他外出求学的种种经历。披着“和蔼可亲”外衣的衍太太“极会做人”，她怂恿小孩子们冬天吃冰，故意让小孩子拼命打旋，累得跌倒在地挨大人打，诱惑年少的作者看裸体书、偷拿母亲的首饰出去变卖，更为歹毒的是，在小孩子脑袋碰肿的时候，马上用烧酒调水粉去搽在疙瘩上，看似好心，实则是刺激这些并不懂医学常识的小孩子们(酒精对血肿有刺激作用)。为了摆脱这种愚蠢而且恶毒的环境，更为了自己将来不做他们那样的人，少年鲁迅决定外出求学。教授洋文和算学的中西学堂，到底还是顽固派嘲讽的对象，杭州的求是学院学费又贵，鲁迅只好到免费的南京水师学堂。这里的学堂仍然残存着浓重的封建迷信思想。后来，遇到“新党”总办，鲁迅终于接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但是，维新派的“新党”同样不尽如人意，“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得’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于是，鲁迅东渡扶桑。

归纳起来，《琐记》这篇文章，1,用对比和先扬后抑手法写了流言家衍太太；2,用隐喻和讽刺手法写了在南京就读的第一所学校；3,以新奇的口吻叙述就读南京路矿学堂的情形，及对《天演论》的喜爱。4,简述了去日本留学的事情。

作品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

这两篇回忆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散文，鲁迅先生以记叙加议论的方式，通过记叙普通的日常生活，刻画了生活中的普通人物。虽然在《父亲的病》中记录的两位“庸医”，由于所处角度不同，(近代有人认为何廉臣(文中的陈莲河)其实在当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真正的名医，但囿于当时的医学条件，以及周父的病入膏肓，实在不能算是何廉臣“诈骗周家钱财”，对此有争议之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治病的医生、鬼祟的衍太太，包括几种不同的学堂，都塑造得极为成功。

像《父亲的病》中的“名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同样大有人在。为父母尽孝，最关键也最重要的是，儿女们在父母年老病弱之时为他们养老治病。中国的孝子，一定不能“罪孽深重祸延父母”，否则就是十恶不赦。即使父母已经到了病重不治，也要强撑着过度医疗。这就使明知道“无药可医”的医生们，装出“使尽全力”，以抚慰子女“孝心”，更让骗子们有机可乘。世间的亲情，唯有在亲人即将阴阳两隔之时才愈显珍贵。这却成为被人诓骗的陷阱，不得不说是人性的丑陋。《琐记》中的衍太太，在现实中则更是到处皆是。人性深处隐藏着阴鸷邪恶，如果不适时加以遏制，随时都会从平常生活的某个角落忽然冒出来。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对凡是影响到他生活的每件事，都会留下难忘记忆。这也是大多数普通人因为敬爱母亲，所以尽情歌颂母爱。而鲁迅这篇《父亲的病》，却充满了对父亲去世的深深愧疚。

鲁迅写完这两篇文章之后的1927年，在一次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及“文学的自觉性”。“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自魏晋时起，文学已经开始满足个体抒情的需要，“愉己悦人”是其中之一。但文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似乎一直没有中断。其实，我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对人们生存状态的探索和对生存环境的思考，让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才是文学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温度。

历史上各个时期对散文的定义(也可以说每个人的散文观)各有不同。上世纪著名的散文家杨朔在《＜海市＞小序》里写道：“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段，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所以一篇出色的散文，常常涂着时代的色彩，富有战斗性。”散文的特点是叙事、说理、抒情，散文是“文学的轻骑兵”，个性色彩浓郁，抒发情感浓厚。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们认识历史是为了认清现实，认知现实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历史。我说过，文学创作的目的是对人们生存状态的探索和对生存环境的思考，让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那么，我就更认可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说：“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里论真情。”坚持独立思想、慈悲人性，普适大众，积极向善。在小事中见人性、在常识中识真理。这就是我的“散文观”。

鲁迅的《父亲的病》是在“被父子亲情激发的爱、被生活丑恶揭开的恨”，相互交织的生存现实；《琐记》揭露生活中的丑恶，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转变。这两篇文章，是在冷冰冰的社会现实中探寻人性，从小事中见人性、在常识中寻找真理。批判名医和衍太太的恶，是警示人类不要僭越道德底线、践踏人性，呼唤人们寻找、创造生活的真美。这就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也是文学的一种温度。我想，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文章，至今被人欣赏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人有优点有缺点，只要不要像鲁迅笔下的“名医”和“衍太太”(其实，真实的“名医”和“衍太太”也许也有可爱的一面),对社会、对时代有功，也有过，我们不能非黑即白地定义一个人，也不能以一时一事定义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对历史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有肯定也有否定，有赞美也有鞭笞。

秉持还原真实，解析人性，积极向上的态度，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在一个人的立场、站在为良心而写作的角度，用文学的温度，写出能够感化社会、温暖人性、抚慰人心的作品，不给自己、更不给历史留下遗憾，是今天的我们应该遵循的写作准则。

生活本身就是一篇散文，潜藏着喜怒哀乐。忠实地记录生活，或者把很多无论是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生活故事，揉和在一起，写成文章，表达某种观点，是为了鞭笞丑恶、歌颂美好。今天所说的“泼妇骂街”，仅仅只是从写作方式上进行类比。而且，“泼妇骂街”其实太散——为了达到骂人的目的，她们“发挥”太过，也太极端牵强附会、包罗万象，甚至故意捏造事实，实不可取。作为一位热爱生活的写作者，当然不可能对任何认为对己不公的事都睚眦必报，像农村泼妇一样巧舌如簧，搬弄是非。更应该从积极、正面、深远的角度正视事实，剖析人性，塑造典型，传递大爱。

如是，我想在我的笔下，晚清三杰曾、左、李，会呈现出不同但肯定忠于历史的面目，让他们在故纸堆里，重新享受文学带给他们的温度。甚至，包括拿破仑在内的古今中外历史的、现实的人物，都会回复到他们的本来面具目。这个世界，终会因为文学有了温度，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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