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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阿布拉菲亚 | 文
徐家玲 等 | 译
在英语和罗曼斯语中，地中海以‘陆地之间’的海而著称，它已经被冠以多种称呼：罗马人将其称为“我们的海”，土耳其人将其称为“白海（Akdeniz）”，犹太人将称其为“大海”，日耳曼人将其称为“中部之海”（Mitterlmeer），而更令人疑惑的是古代埃及人将其称为“伟大的绿色”（Great Green）。现代作家进一步扩充了关于其名称的词汇，赋予它很多绰号，如“内海（Inner Sea）”、“环形之海（Encircled Sea）”、“友好之海（Friendly Sea）”、多元宗教的“信仰之海（Faithful Sea）”、二战时期的“苦涩之海（Bitter Sea）”、很多微生态系统（其邻居可以向其提供其所缺，其可向邻居提供剩余）遭受破坏的“被腐蚀的海”等；“液态大陆”意即它像一块真的大陆一样，在精确的边缘空间内包含不同民族、文化和经济。因此，在《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开篇伊始即对其范围进行限定是重要的。自古代时期以降，黑海沿岸的谷物、奴隶、毛皮，以及水果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地中海，但黑海是由地中海商人渗透过去的，其居民并没有参与地中海政治、经济和宗教变迁——它连接着通往内陆、巴尔干半岛、大草原及高加索的道路，使其沿途形成不同于地中海的特征与前景的诸文明。它也不像亚得里亚海，在这里斯皮纳（Spina）的埃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的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Ragusans）以及更为现代的特里亚斯特（Trieste）商人，都已强有力地参与到地中海的贸易、政治及宗教生活中。本书中，地中海的边界首先是其自然边界，而后是人为的边界：直布罗陀海峡；还有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达达尼尔海峡起到连接黑海与白海的桥梁作用，偶尔在此也会有涉及君士坦丁堡的描述；随后就是沿亚历山大城至加沙（Gaza）和雅法（Jaffa）的沿岸地区。然后，本书包括在地中海沿岸及海上的港口城市，特别是那些不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港口城市——里窝那（Livorno）、士麦拿（Smyrna）及特里亚斯特等——还有一些岛屿，主要是其居民向外出发去探索的岛屿，这也就是为何在本书中对科西嘉人（Corsicans）的描述要少于对马耳他人（Maltese）的描述。
《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作者，英国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
与其它作家相比，这可能是对地中海研究的一种狭窄的视域，但确实是更为恰当的。很多已出版的关于地中海的历史书籍，其主题都是环地中海的陆地史，很自然，其更多关注的是陆地间的相互影响。其中有两部有代表性的著述：佩里格林·霍尔登（Peregrine Horden ）与尼古拉·柏塞尔（Nicholas Purcell）2000年出版的巨著《被腐蚀的海》（The Corrupting Sea）——该书中满是对于地中海周边土地上之农业史的想法，认为地中海史应该包含至少近海10英里的陆地。他们阐述了地中海交通的一些基本方面：联系不同点之间的“通性”，及当紧缩发生之时，这种通性的“骤减性”。但是在刚才的分析中，他们基本关注的是陆地上发生的事件而非海面上发生的事件。接下来的是在众多地中海史家中极富盛名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其著作《菲力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于1949年首次出版就成为20世纪最具有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后，布罗代尔就引领大批学者关注于其所选时代的地中海史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于更早或更晚时期的地中海史。同时还有很多学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地中海，而是向亚得里亚海及其它海域延伸。之后，他成为深受尊敬的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赢得很多荣誉，并在其创立的神秘的巴黎高等实验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六部”（sixth section）担任高职。但其思想慢慢发展。一些法国文人，如受人尊敬的诗人、散文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逝于1945年）便对流行于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中间——后来流行于这些国家沿海及其北非和中东殖民地的，“地中海文明”的观点很是痴迷。布罗代尔的书是他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巴西、德国战俘营中长久深思的产物，其间，布罗代尔由瓦莱里所提出的地中海之统一这一思路出发，通过对那些仍然影响着许多法国历史学家的过往政治的深刻研究，实行了文化上的探索，写出了这本从地理环境出发认识历史的著作。布罗代尔不仅对整个地中海的历史（不单纯是16世纪）有着全面的了解，而且就其边缘地区社会之间有怎样的相互影响这一问题做出了一个新颖并令人激动的回答。布罗代尔心中的方法是假设：他设想“所有的改变都是缓慢的”，且“人受制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的支配”。本书在这两方面均与其相反。布罗代尔所呈现的可以称之为地中海的横向历史，主要通过对特定时期的研究，寻找其特征；而本书则试图呈现地中海的纵向历史，强调随着时间流逝，其不断发生的改变。
大名鼎鼎的地中海史学家，法国人费尔南·布罗代尔
总体上，布罗代尔对政治史——可理解为“历史事件”（histoire évènementielle）的东西多少持蔑视态度。地中海的地理环境被认为对于整个海域之内发生的事件有决定性作用。他在其著作中将政治与战争置于接近结尾之处，而把其重心放在其它部分：即去理解环地中海地形地貌，及地中海本身的重要特征——有助于人们决定其在海上航行路线的季风、洋流等自然因素。事实上，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地中海已经远远超出地中海本身，它包括所有那些其经济生活受制于地中海的陆地：他成功地将克拉科夫（Cracow）和马德拉群岛（Madeira）从各个方面纳入到其考虑范围。受他的启发，约翰·普莱尔（John Pryor）更为强调季风与洋流带来的局限，他认为中世纪与早期现代航海家很难在北非沿岸航行，强调春秋两季之间隙通航的重要性，在此期间依靠顺风适于在海上航行。与此相反，霍尔登与柏塞尔则认为，水手们准备在季风和洋流不那么乐观、但却在贸易和政治上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开辟新的航线。自然力的困难可以凭借技巧与机智得以克服。
当然，对于地中海的自然特征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地中海所拥有的一些特征均是源自于其作为内海的特征。在遥远的地质时期，它完全是封闭的；在1200万至500万年前，水的蒸发到了极限，地中海盆地变成一个深空的沙漠；而后这个盆地被大西洋水冲破，据认为，它在两年之内即充满了水；由于河流水系向地中海的注入远远不及蒸发的速度快，故这可能导致地中海水量减少，进而枯竭，这并不奇怪，要知道当时的一些河流是何等的细微弱小：西西里和撒丁岛（Sardinia）的一些小河细流，久负盛名但算不上大河的台伯河（Tiber）与阿尔诺河（Arno，酷暑时期，自佛罗伦萨向上的阿尔诺河只是一支涓涓细流）。事实上，也有一些大河汇入地中海，如尼罗河、波河及罗讷河（Rh?ne）。在欧洲的河流中，多瑙河与俄国的河流也给予地中海间接补给，因为黑海从大陆深处的几个大河水系引入水流。结果黑海就有过度剩余的未蒸发水流，形成一条急流经伊斯坦布尔流入爱琴海的东北。但这仅能补充地中海损失水分的4％，其主要的补充来源是大西洋，它可以向地中海稳定地注入大西洋的凉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地中海向外流出的水量，这些水更咸，因此也更重（因蒸发）；流入的水漂浮于流出水的上面。地中海两端都开放的事实对其作为一个大海而留存至关重要。第三个开放的通道是苏伊士运河，尽管其对地中海的影响极为有限，但由于其海上航线经过狭窄的航道，将地中海鱼类带入红海和印度洋。
地中海地图
大西洋的洋流注入地中海，阻止了中世纪的航海者经常性地由直布罗陀海峡出行，但这并未阻止维京人（Vikings）、十字军及其他人等进入地中海。主要的洋流自直布罗陀海峡沿非洲海岸东行，成环状绕行以色列（Israel）、黎巴嫩（Lebanon）及塞浦路斯（Cyprus），而后环爱琴海、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最终沿法国与西班牙海岸返回赫拉克勒斯石柱（Pillars of Hercules）。至少在桨与帆时期，这些洋流是一种重要的动力，可以使船只在地中海上更易于航行。甚至有证据证明，即使在地中海多风的时节，也可以利用洋流往返于地中海之上。
这一地区的气候体系趋向于自西向东移动，故而在春季可以利用季风推进自巴塞罗纳到比萨（Pisa）之间各港口的船只向撒丁、西西里和利凡特地区（Levant）的航行，而在冬季西地中海主要受北大西洋天气系统的影响，而夏季则受到位于亚速尔群岛（Azores）地区之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在冬季潮湿多风的气候的典型特征是由西北风（mistral）将冷空气带入普罗旺斯谷地，但这里有许多西北风的近亲：如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布拉风（bora）或特拉蒙塔纳风（Tramontana）。约翰·普莱尔（John Pryor）指出，普罗旺斯近岸之所以被称为‘狮子湾’，是因为西北风的呼啸声就像雄狮的吼叫声。没有人会低估地中海冬季风暴带来的忧虑和高度危险，尽管现代人描绘的地中海都是阳光普照的形像。有时低压天气系统会在撒哈拉沙漠（Sahara）上空形成，并向北移动，形成令人不安的风，如斯基洛克（scirocco）热风（意大利）、哈洛克（xaloc）热风【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哈密森（hamsin）热风（以色列与埃及）等；大量的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红色尘土沉降至地中海周围的土地上。只要船只的航行还需要依赖于帆力，北风占优势之时就会危及北非沿岸的航行，因为这些风可能会将船只吹向沙滩搁浅，而且可能使其在南部地中海近岸触礁。正如普莱尔所认为的那样，北部地中海岸的很多险峻岬角，以及一些小湾和海滨，却更为吸引航海者的注意。尽管如此，这些小湾也是海盗青睐的便于隐匿的角落或缝隙。中世纪时期，著名的自西向东的利凡特贸易通道如此航运会较为容易：春季自热那亚或马赛出发，沿地中海北岸航行，经西西里、克里特并绕塞浦路斯到达埃及；直到蒸汽机船的出现，才有了从克里特抄近路直达尼罗河河口的典型实践活动。尽管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地中海的风与洋流保持如一，但古典和中世纪的很多文献都提及来自西北的波瑞阿斯（Boreas）风，从而说明布拉风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
气候的改变可能对近海地区土地的生产力有重要影响，随之也会对地中海的谷物贸易有影响，在古代中世纪时期如此重要的地中海谷物贸易，而后逐渐失去其重要性。16世纪与17世纪气候变冷有助于解释为何粮田荒芜，从北欧输入粮食又为何变得很平常，这进一步加强了荷兰与德国商人在地中海的实力。沿岸地区的干旱可以表明气候的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人为的破坏通常也是明显的：11~12世纪，北非发生了新一波的阿拉伯入侵，这可能已经导致人们对大坝和灌溉工程的忽视，进而使农业遭受损失。罗马帝国晚期，小亚经济的衰落随着葡萄园和橄榄种植的废弃而进一步恶化，因为曾经由这些植物所保持维护着的土壤此时已经被冲入河流，形成淤积。在当代，那些大坝，例如上埃及著名的阿斯旺大坝（Great Aswan Dam）已经改变了水流注入地中海的模式，故而进一步对洋流和空气湿度也产生影响。人类已经改变了尼罗河的季节循环，这也就断然改变了埃及人的经济生活，并结束了每年一度的，曾经被古埃及人视为神明所赐的洪水。另一方面，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夫（Alfred Grove）与生态学家奥利弗·莱克哈姆（Oliver Rackham）认为人类对地中海环境的影响远不及我们认为的那么严重，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环境展示出一种对于气候及其它方面变化及人为的滥用有很强的恢复能力。他们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并不能决定气候的变化，或者说至少在20世纪之前不会；对于侵蚀，虽然要考虑到人为的因素，但其发生也是自然而然的——其在恐龙时代也曾发生。关于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方面经常被提及的是森林的砍伐，其对西西里、塞浦路斯及西班牙沿岸有很大影响，初始是为了获取木材用于船只的建造，而后则是为了清理出土地用以新城的建设亦或城镇与村庄的扩建，但这里也应该提起注意，自然的再生也在发生。但格罗夫与莱克哈姆对地中海的未来却不怎么乐观，因为水资源和鱼群被过度开发，在一些地区还面临沙漠化的威胁，如果关于全球变暖的诸多令人相信的预言即使有部分实现，那么很可能会阻止地中海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回过头来看地中海的历史，可以发现可能会走向终结的人与自然的共栖关系。
美国版《伟大的海》
本书并未否定风与洋流的重要性，然其目标是在于认清人类穿越地中海的经历或在其赖以生存的海上各港口城镇和岛屿生活的经历。在对地中海史的塑造方面，人类的力量要远比布罗代尔所认为的更具影响力。本书中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决策：水军着手征服叙拉古（Syracuse）或迦太基（Carthage），阿克（Acre）或法玛古斯塔（Famagusta）、米诺卡（Minorca）或马耳他（Malta）。这些地方之所以占据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地形——不仅因为风与浪，还有其它因素：在一艘商船上，新鲜食物和淡水可以维持该船两周的供应，但在战争爆发时，船上根本没有足够空间来存放大量的食物和淡水。这个简单的事实意味着要想控制公海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至少在帆船时代是如此；如果船只无法进入一些友好港口，在那里获得补给和检修，任何国家（或者权力集团）也无法在海路上畅通无阻。因此，为控制地中海而发生的战争更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为争夺其沿岸、港口和岛屿控制权的斗争，而不是在公海上的战争。为了应对海盗们长期以来构成的威胁，就有必要与海盗及其头目进行一些暗地里的交易：给予他们礼物和贿赂以换取商船的自由通行。前沿位置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肯定，科孚岛（Corfu）的位置已经使那些企图控制进入亚得里亚海之门户的人觊觎了几个世纪。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和英国人先后经地中海建立了系列的属地，以很好地服务于其经济和政治利益。奇怪的是，那些被选为港口的地方通常只有较差的停泊港：地理优势绝非唯一的考虑。亚历山大城因经常性出现海潮而难于靠近；中世纪的巴塞罗纳也仅仅提供了一个海滩而已；比萨只是在靠近阿尔诺河入海口处有些许泊位；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到达雅法（Jaffa）的船只还需要在海上卸载货物。墨西拿（Messina）的港口则位于靠近激流之处，古典时期的注释者将其认定为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两个恐怖海妖的所在地。
人类史涉及对于一些非理性的或者理性决断的研究。这些由个体或群体做出的决断，在几个世纪或几千年后已很难为我们所理解，或者在这些决断出台之时就很难为人们所理解。但是一些小的决策，就像蝴蝶翅膀的煽动一样，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1095年，一位教皇在法国的克莱蒙（Clermont）发表了一次演说，该演说言辞含糊却充满激情，进而诱发了长达500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与基督徒一方魅力型领导者相比，土耳其相互竞争的将领们之间的争论导致1565年奥斯曼陆军与水军在马耳他出人意料地被打败——即使在这样的时候，西班牙也还是冒着失去其王牌占领地西西里周围海域的危险，并非及时地在紧急需要下派出援军。战斗胜利的几率是有差异的；像莱山德（Lysander）、劳力亚的罗杰（Roger de Lauria）以及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这样机智的海军将领的胜利改变了地中海的政治版图，但也挫败了那些在雅典、那不勒斯或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人的帝国计划。一些杰出商人将其利益置于基督教信仰事业之上。历史的车轮在转动，未来结果还是未知数，但人的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本文选自《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略有改动，题目为编者所加。
延伸阅读
【英】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 ），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徐家玲 等 |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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