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十五年，纪录就是一种抢救
文 | 李辉
金庸为《回家》栏目制片人李冬冬题字留言。
看望金庸先生。
时间真快，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竟然坚持十五年了！从二〇〇二年开始，几百个文化人物的“回家”旅程，留存在摄影师的镜头里。许多曾经被拍摄的对象相继远去，他们的音容笑貌，往事漫忆，留存在“回家”之中，尤其显得珍贵。
十五年前的年初，吉林卫视策划这档文化纪实节目，取名为“回家”。多么富有内涵和诗意的节目！三月，负责“回家”的王俊杰、李冬冬等人，通过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吴兰萍联系我，希望听听我的想法。就在办公楼下的咖啡厅，我们聊得十分开心。
丁聪为“回家”栏目题词。
从选材范围、人物确定和切入点等方面来说，电视节目“回家”，无疑是一个值得赞许的创意。这样一个创意，为更深入地挖掘各类人物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心态，更巧妙地交叉讲述历史与现实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回家”系列节目是想以追求较高的文化品位，来使节目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相对的长久价值。这表明，电视界越来越多的人士，已经不再满足于电视的短期行为，不满足于一时的轰动。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把电视等新的媒体手段一律讥笑为“快餐文化”自然是偏颇之见，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不少节目常常一味地满足于肤浅的搞笑，或者哗众取宠，有些节目甚至在播出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当然，电视可能无法避免这样的选择，但一个电视台总归要在创造收视率的同时，需要打造具有创造性的、具有文化内涵的精品。
2013年，拍摄黄永玉嘉善西塘行，李辉 摄。
2013年，“回家”拍摄黄永玉嘉善西塘行 ，李辉 摄。
讨论时，我说，这档电视纪实文化节目出现得太晚。八十年代之后，该有多少文化人物的“回家”选题可以进行跟踪拍摄？譬如，沈从文回湘西，巴金回成都，傅聪第一次回国，凌叔华从台湾回北京，赵无极第一次回国办画展……
随着一些人渐渐故去，本来可以拍成相当精彩节目的选题，也就永远无法实现。我熟悉的张光年（光未然）先生，是襄阳人，如果能拍摄一个他重返延安，再现《黄河大合唱》产生过程的节目，那该多有意思？
最后我们确定，以挑选德高望重的文化前辈为主体，同时也挑选若干流行明星加入，使之既具有文化丰富内涵，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2002年清明时节冯骥才夫妇和儿媳、孙女在老宅前合影。
说动就动，清明节即将来临，会有一些名人重返故里省亲祭扫。第一批我们选择四个人：丁聪、郁风、余光中、冯骥才。丁聪、郁风清明期间返回上海；余光中将从台湾返回苏州，为岳父岳母扫墓；冯骥才将回故乡宁波，在天一阁举办个人画展，冯家祖居也交还。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两个星期之后，两个摄制组踏上行程，我随一个摄制组前往上海和宁波，另外一个摄制组前往苏州，请苏州大学王尧兄帮忙联系余光中，跟踪拍摄。
郁风画叔父郁达夫。
郁华全家福。
在上海，郁风重返三十年代的旧居。父亲郁华留学日本，后来又带弟弟郁达夫前往日本。可是，谁能想到，身为民国著名大法官的郁华，一九三九年上海“孤岛”时期，就在家门口被日本特务暗杀，震惊全国。几年后，郁达夫也在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宪兵逮捕，惨遭杀害。郁风“回家”，谈起这些往事，悲痛难已。
2002年清明时节丁聪重逢上海旧居。
2002年梅志在上海重返鲁迅故居，李辉 摄。
与丁聪在上海老家门口。
在上海，丁聪时隔半个多世纪，重回枫泾镇为父母双亲扫墓，他唯一的一次到枫泾，还是在少年时陪同父亲为爷爷扫墓。再到枫泾，他伫立父母墓前，泪流满面，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落泪。摄影师全程拍下丁聪在上海四处寻访的过程。后来他为“回家”栏目题词“回家真好”。回家真的很好。从此，他与枫泾融为一体……
从人物活动范围的界定来说，“回家”的空间看上去似乎显得有限，只是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点，但是，这却是可以无限扩展的“点”。在一个人的情感世界里，在一个人的人生旅途中，家显然是一个可以根据各自的体验和心情而自由放大的概念。
故乡是家，母校是家，军营是家，甚至人生旅途中某一时期的偶然逗留，也会被自己视为家。于是，当把一个人与“家”的关系这样一个“点”用电视方式来表现时，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小的角度把自己感情中最深层的东西、甚至最隐秘的东西，用语言、用手势、用步履来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回家”有了更为自由的空间。
陪同黄苗子、方成回中山拍摄“回家”。
不过，总算有了“回家”。十五年，数百个人物陆续“回家”——杨宪益、陈香梅、黄永玉、陈忠实、金庸、白先勇、黄苗子、戴爱莲、刀美兰、林怀民、从维熙、刘焕章、梁思礼、秦怡、蔡琴、张颖、连战、曾宪梓、霍英东、李锐、谢晋、周有光、王洛宾、季羡林、金耀基、陈钢、叶小刚、赵丽蓉……不同领域的一个个人物，款款走来。随着他们的“回家”，一幅又一幅历史画卷，如此这般，依次展开。
一个良好的开端。
出版界有畅销书和常销书之说。畅销书为一个出版社带来一时的市场轰动和经济效益，常销书则塑造一个出版社的美好社会形象。同时，从经济效益来说，常销书也是一个出版社办得好坏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当一个出版社每年有相当大的再版书的比例时，它的效益无疑是可观的。我不知道电视台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一个电视台如同出版社一样，应该有畅销节目，也应该有常销节目。“回家”十五年的努力，值得赞许。
“回家”固然是纪实类电视节目，但是，制片、摄影与编导显然在追求一种纪实与写意相结合的风格，并在艺术上取得可喜拓展。
席慕蓉在蒙古包中受到家乡人的热情款待。
席慕蓉向草原上的牧民招手致意。
作为大众媒体，电视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最直接和最具体地呈现人物的活动。不过，像“回家”这样的系列节目，尽管标明是“纪实”节目，但它必须区别于新闻类的专题节目，必须在大量的录像素材之上进行再创造。我的理解是，“回家”是一个叙述的角度，应该尽可能有一定时间顺序的故事过程。
但仅此是不够的，难以与新闻纪实类节目区别开来。巴金、丁聪、余光中、于光远、范用、梅志等文化人物的节目，在纪实与写意的结合上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高度。人物的镜头表现自然，电视叙述有张有弛，编导与摄像颇为注意细节的突出，而这些细节，绝非单纯的纪实意义上的记录，而是将之纳入人物漫长历史行程的高度概括之中，从而，镜头的记录与叙述，就超越了新闻的范畴，而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文化语境。
2002年清明时节余光中在游船吟诵 《乡愁》。
余光中随妻子为岳父、岳母扫墓。
可以注意到，《回家》的不少节目，叙述既有故事过程，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更有一种写意的韵味在里面。像余光中在苏州，游船上朗诵《乡愁》，倾听寒山寺的钟声，结尾时又自己敲钟。从结构来说，本身就具有了诗意，与他的诗人身份颇为吻合。
我所理解的这种纪实与写意的艺术追求，绝非通常所见的那中玩弄形式与技巧的“花活儿”，而是要将之恰到好处融入所表现的人物的个性、命运特点之中。在选择人物上，我更倾向于那些有沧桑感、有感情内涵的对象，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更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对“回家”的期望，也更能用镜头表现出他们“回家”时刻发自内心的情感，或兴奋，或伤感，或陶醉于往事的叙说，或不堪回首而默默无语。
一个拍摄对象，只有内心具有这种真实的“回家”情感，才能使节目的镜头生动、自然、感人。譬如，梅志回到她与胡风五十年代初离开上海最后居住过的弄堂，摄制组不惜篇幅地记录了历尽沧桑的老人与当年邻居们的交谈。“你们要是不搬到北京去，也许就没那么多的事了。”这些似乎漫不经心的对话，对于熟悉当代史、熟悉胡风与梅志的坎坷遭际的观众来说，可以感受到巨大的历史分量。
周海婴夫妇陪同梅志重返鲁迅故居。
随后，摄制组又拍摄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陪同梅志细细参观鲁迅故居的过程。老人亲切地回忆鲁迅与胡风的关系，讲述鲁迅在她第一次怀孕后对她的关心，这样一些细节的呈现，与弄堂里的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映衬关系。整个节目，一直弥漫在浓郁的历史氛围中。
由于有较为讲究的细节运用，由于对人物的历史背景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这样，便赋予了人物的谈话和现场纪实一种更厚重的艺术感觉，使节目的叙述结构更加丰富起来。追求纪实与写意相结合的风格，其实是制片和编导们给自己提出了挑战，也是电视人追求的更高境界。
拍摄“回家”，往往就是一种抢救性纪录。二〇〇三年，“回家”跟踪拍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于八月播出《常香玉·木兰绝唱》，不到一年，传来她去世的噩耗，“回家”赶紧制作《戏比天大》的节目，送她远行。她最后留下的这些影像纪录，显得尤为珍贵。
这些年来，我一直告诫自己，老人的事情一定要抓紧做，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回家”部分节目光盘。
没有想到的是，吉林卫视的“回家”却能坚持十五年，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很高兴，漫长十五年，“回家”摄制组的朋友们不忘初心，从未改变开始设定的文化追求和艺术标准，把这个栏目打造成吉林卫视的精品栏目，荣获全国电视节目的几乎所有重要奖项。真为他们高兴！
“回家”十五年，仍在继续前行……
二〇一七年三月五日完稿于看云斋。北京窗外风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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