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与东南亚

　（画外音）

 

　　虽然法显的旅程惊险连连，但是这并非一次新奇的冒险，相反它是当时印度洋和南海交通日渐频繁的一个缩影。

 

　　（片花）

 

　　（画外音）

 

　　四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南北分裂，北方河陇陆路被断，发展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海路。中国南方诸政权，如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诸朝都积极发展海外贸易，重视与南海诸国的友好往来。广州的海外交通得到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臻于繁荣。

 

　　殷小平（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朝贡贸易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然后这些周边的国家，他们是承认中国是宗主国的地位，然后定期来贡献礼物，带上贡品拜见天子，中国的皇帝收了这些礼品之后，他再回赐非常丰富的礼品。这些回赐的赠品当中就包括丝绸，还有很多中国的特产。所以朝贡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官方的外交活动，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贸易。

 

　　（画外音）

 

　　其实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中，输入的商品除了传统的象牙、犀角、珠玑、玳瑁和琉璃等外，东南亚的吉贝和香药也日渐增加。

 

　　殷小平（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中国市场看重的是东南亚盛产的热带产品，我们称它为热带产品，包括一些森林产品，例如一些珍贵的木头——乌木、檀香等。另外就是像香料，这也是应该属于森林产品。这些在整个中古时期的海外贸易当中占了一个很大的份额。

 

　　（画外音）

 

　　东南亚热带物产不断通过海路输入广州，同时附属于该等物质产品之上的精神文化也一同舶来，丰富了广州人的生活。

 

　　殷小平（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海上这种贸易的往来也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所以说这条航线的话，我觉得因为它是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地区、东南亚地区，然后再到印度，再到阿拉伯，它反映了整个亚洲贸易的繁荣。由于唐代是大力地去经略这个海上世界，所以东南亚地区称中国人为唐人。

 

　　（画外音）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国家统一，封建制度日益完善，标志着我国封建王朝的盛世到来。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全面繁荣，带动了对外贸易活动的空前活跃，广州一跃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到了唐代，海上交通愈加发达，无论航海技术、航行线路还是通使国家都有显著发展，一条贯穿广州与东非的“广州通海夷道”终于形成。《新唐书·地理志》曾有记载，广州通海夷道前两段的航程，包括了从广州到东南亚苏门答腊，再到印度的路线。纵观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越南诸沿海省份，到达马六甲海峡、室利佛逝和爪哇，然后出马六甲海峡直航至斯里兰卡和印度，最后沿印度海岸进入波斯湾地区。

 

　　殷小平（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为什么以广州来命名？其实突出了广州这个港口在海上贸易当中的一个地位。它是处于一个始发港的地位，是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在唐代，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可能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这条通道以广州命名，其实也是可想而知，就是很自然的。

（画外音）

往来于广州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除了商人和使节之外，还有许多僧人。其中唐代往返南海最著名的人物便是唐代求法高僧义净，他与东晋法显和唐代玄奘并列被称为中国三大求法僧。与法显不同的是义净来去都选择走海路，这说明当时从广州到苏门答腊，再到印度之间的这段航路已经十分成熟。

 

　　殷小平（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义净是在671年从广州出发，当时这个航行已经非常顺利了。他大概20天就到了佛逝，可见当时的航线比法显的时候大大缩短了。比较有意思的是义净去的时候是走海路，他回来的时候也是走海路，这点说明当时的海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义净的返程也是非常顺利的。

 

　　（画外音）

 

　　义净西行求法20多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室利佛逝度过，成为了广州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东南亚作为印度佛教文化东渐之地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也是印度和东南亚高僧泛海东来的必经之地。

 

　　（片花）

 

　　（画外音）

 

　　广州作为唐代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各国船舶载满货物云集于此，蕃商汇聚城外“蕃坊”，使广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到了唐代中期，广州设立市舶，成为最早设市舶的港市。古籍《册府元龟》对唐代市舶使便有较早的记载，“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以进”。日益频繁的海外贸易带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无论造船技还是航海水平，较前一时期有显著提高。

 

　　殷小平（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宋元时期海上贸易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它的航海技术也更加进步了，特别是宋代首次使用指南针，这个对于航行，其实是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也越来越细致了，比如说最开始我们讲东南亚就讲南海，在中国之南的这样一片海上的一些国家，世界就是南海。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东南海、西南海这样的一些称谓，其实就是用指南针的影响。到了元明的时候，特别是明代，就称东洋和西洋。为什么这样称？就是当时用了指南针，它如果在指南针子午线以东的地方就称为东洋，子午线以西就称为西洋。

 

　　（画外音）

 

　　航海技术的发达、外海贸易的发展使广州与东南亚人民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今天广州越秀山镇海楼广州博物馆碑廊内，屹立着一块《重修天庆观记》碑，正是古代广州与东南亚人民之间的友谊的重要见证。

 

　　陈鸿钧（广州市博物馆 副研究员）：这块碑就记载了当时的广州府和当时的三佛齐国之间的一段贸易来往的关系，一段友好来往关系。三佛齐国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那块地方，那块地方元朝叫巨港，现在可能是归为东帝汶。这块碑立在北宋天庆观，天庆观是北宋广州重要的一个官方的道观。宋神宗年间，当时三佛齐国经过贸易往来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以后，看见这观破败不堪、荒芜一片，所以就说要捐资重新修建。

 

　　（画外音）

 

　　元丰二年，天庆观重修竣工，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文化义举，特地刻了一块《重修天庆观记》碑，树立于观内。后来，重修后的天庆宫与三佛齐商人关系依然密切，成为三佛齐商人在广州的落脚点。

 

　　陈鸿钧（广州市博物馆 副研究员）：重要一点就是当时天庆观位于现在的海珠北路，海珠北路正好靠近当时一条河涌，叫南濠。南濠当时能够行船的，所以说天庆观的南边附近正好也是一个码头，外来的一些商船都要停靠在这个地方，所以到天庆观拜祭这是它的一个必经之站。所以这个碑从对外交通方面、道教和佛教宗教方面、以及人文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片花）

 

　　（画外音）

 

　　1660年，顺治十七年清廷开始在部分沿海地区实行海禁。《鹿州初集》指出“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海禁以后，商业活动停顿、百姓生活日益艰苦，为了谋生存，许多广府百姓被迫泛舶下海，流寓到东南亚地区。

 

　　殷小平（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这些百姓一直都是以海外贸易，以海洋为生存的，他们的生计问题受到了影响。包括广东地区的顺德、香山、南海等等这样一些地方，百姓很多就破产了，这个时候偷偷去南洋谋生存的人就越来越多。因为海禁的问题，可能就只能依靠走私，出去以后就回不来，因为国家不承认你合法的这样一种身份。

 

　　（画外音）

 

　　1684年，清廷开始撤销海禁，在广州设置了粤海关，所有出入广州的外舶洋船都到粤海关监督衙门纳税。乾隆22年，清廷专限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成为东南亚各国来华贸易最重要乃至唯一的口岸。到了清代中期，南洋各国只能依靠广州展开贸易。当时外舶云集广州，全国的丝、瓷、茶也都运往广州以便外销，广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山珠海和天子南库。

 

　　到了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殖民掠夺，尤其是开发工业原料，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大量的契约华工被贩运到东南亚各殖民地。鸦片战争以后，华人下南洋渐成高潮，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洋的华工约有1000万人次，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广府籍，广府华工对开发东南亚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秦素菡（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科部 博士）：当这些人致富以后，他们就想着怎么样回报中国，怎么样能让落后的中国也成为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所以我们说在清末的时候，当孙中山有这样的，一个推翻腐朽的满清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中华民国的时候，很多南洋的华侨是积极参与。

 

　　（画外音）

 

　　清末年间，很多南洋爱国华侨纷纷投资广州、创办企业。1873年，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在广州创办，创办者正是广州南海人——南洋华侨陈启沅，这大大推动了珠三角新式缫丝工业的飞速发展。

 

　　向军（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博士）：从小的方面来看，就是他对于缫丝业的作用非常突出。如果大一点的方面来说，就是都属于现代近代化企业。他开设了“继昌隆”缫丝厂之后，像类似的别人也跟着去学。他的贡献可能最突出的就是开创精神。

 

　　（画外音）

 

　　后来，陈启沅的孙子陈廉伯凭借经营绸布成为广州商界的领袖人物。早期南洋华侨巨富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在广州近代实业和教育卫生事业上也贡献卓著。

 

　　向军（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博士）：他清末在中国的投资额非常大，涉及的领域非常广。

 

　　（画外音）

 

　　1911年，张弻士购买日本织布机100台，引进西方技术，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创办了广州亚通机器织布厂，这是广东首家使用现代机器织布的企业。

 

　　向军（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博士）：其实清末的华侨投资要说从经济贡献的那个量来看，都可能不是非常大，但他主要引导当时的潮流，开了风气之先。

 

　　（画外音）

 

　　在今天中山大学校园里，还矗立着一座座南洋华侨捐建的美丽红楼。1921年，张弻士夫人遵其遗嘱在岭南大学捐建了张弻士堂，还有现在力学系办公楼的爪哇堂，这座曾为岭南大学的第一学生宿舍，也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爪哇各地华侨热心捐赠建造的。

 

　　秦素菡（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科部 博士）：张弼士当时办了教育，他有光绪皇帝曾经赐给他的一个匾额，这个匾叫“声教南暨”，因为他在南洋那边办教育。这个匾额当时有这样一个陈词“国家贫弱之故”，为什么国家贫弱？“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所以我们说对于中国的教育他在国外先投资办了一些中文学校，在南洋办了应该有七、八所学校，主要是张弼士这个人出资很大，在国外办了以后又在国内开始投资办学。

 

　　（画外音）

 

　　华侨卓越贡献的背后是他们在当地殖民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之下付出的血泪辛酸，东南亚华侨作为联系祖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纽带，掀开了广州与东南亚关系史上的新一页。

 

　　广州，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摇篮，吸引了无数东南亚革命青年的到来，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就与广州有着不解之缘。现位于广州市文明路248号和250号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旧址便是当年胡志明组织革命的地方。1924年，胡志明就从莫斯科来到广州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筹建越南共产党。1925年，胡志明在广州建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举办了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培养了大批越南革命青年。

 

　　两千多年来，广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友好往来关系从未间断过。由于海上交通的关系，广州成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行朝贡之名，通贸易之实的主要口岸。到了近代，随着南洋华侨人数的增多，经济力量增强，政治影响增大，时至今日，东南亚华人华侨依然成为广州与东南亚友好往来关系的重要纽带，未来将与广州、东南亚人民一起续写互通有无，共同进步的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