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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有着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那么,古代中国在她同时期的世界各国中居于什么地位呢? 
     
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古代中国的时间下限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认为近代以前就是古代,那末下限应划在鸦片战争以前。如果认为奴隶制社会是古代,由于古史分期问题尚在讨论之中,那么下限又难以遽定。关于古代世界的时间下限,也并非没有争论。不过,一般不会下延到近代以前,因为中间还有一个中古(或中世纪)的时代。这篇小文姑且将时间下限划在公元五世纪前后。必须说明,这里不涉及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求其便于从比较中了解中国在古代世界上的地位而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至于要谈古代中国在古代世界的地位,可以写成许多专题论述。本文只从三个方面一般地介绍中国在各文明古国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一、中国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
中国的文明曙光出现于夏代,时间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与商、周并称“三代”,这在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说法,孔子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三代世表》,商代世系已从甲骨文资料得到基本的证实,夏代世系看来也必有根据。近年一些考古学家又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中国文明始于夏代的论据越来越充实了。
        公元前二十世纪以前出现的文明,除黄河流域的夏以外,有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开始出现在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350年左右)和爱琴海上的克里特文明(约与夏代同时开始)。这就是世界最古的五个文明古国。
        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国逐渐进入青铜器的繁荣时代。这期间,经历了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两次王朝变更。尽管夏、商、周原本是同时存在的来源于不同部落的邦,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共主,即天子,而这种共主的地位和有关的礼制是在三代间依次相承的。《尚书?周书》中一再说到商革夏命 ,周革殷命,而三代相传的“天命”却是同一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这也表明三代间虽有相革相代的一方面,但又有相继承的一方面。近年于周原发现甲骨卜辞,虽然目前可见数量还不多,但已可以充分证明殷周之间的文明的连续性。
        公元前两千年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基本处于繁盛阶段(埃及有中王国、新王国,两河流域有古巴比伦王国),同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也产生了一些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克里特 迈锡尼文明。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0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先后灭亡了(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公元前十二世纪)。而且它们的文字和历史被遗忘,除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以外,其他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中国的西周王朝经过强盛而衰落,随后出现了春秋时代的诸侯争霸局面。中国在这期间进入了铁器时代。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在这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传世的最古老和最权威的文献《诗经》、《尚书》的核心内容形成于这一时期,孔子修《春秋》也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也从此有了逐年不断的历史记载。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由盛而衰。兴起于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帝国和兴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先后征服了埃及和西亚的古文明地区(公元前8—7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后半叶)。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以及邻近它们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的其他文明古国从此基本失去政治上的独立。这时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形成了许多“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先后形成米底国家和波斯国家,在希腊形成为数众多的城邦,在意大利形成了罗马国家。可以说,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在青铜时代产生的文明古国至此已基本失去独立,它们的历史地位已由上述新起的一批国家所代替。
        公元前一千年代后半期,中国经过战国时期的兼并,出现了秦的统一,继而出现了二百年统一强盛的西汉帝国。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繁荣的时期,现在我们读到的各种先秦子书、儒家经书、种种古史大多都是这一时期产生或编定的。司马迁的不朽名著《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上起五帝,下迄当时(汉武帝时期),高度体现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
        公元前一千年代后半期同,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颇见异采的时代。希腊经过古典时代(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高度繁荣之后,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控制之下。波斯帝国亦于公元前四世纪后期为马其顿亚历山大所灭亡。亚历山大帝国转眼分裂之后,埃及、两河流域及西亚其他古文明地区又落入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之下(马其顿、希腊人为统治者)。公元前三世纪,孔雀帝国一度几乎统一印度半岛,但昙花一现后又分裂了。公元前二至一世纪间,罗马共和国日趋强大,逐渐征服了地中海周围广大地区。马其顿、希腊失去独立,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一带古文明地区又落入罗马之手。曾经盛行于西亚各国的楔形文字、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其他两种文字,也在这个时期里逐渐失传。古代埃及、西亚文明的传统基本已经中断。近代学者在释读它们的文字以后,它们的历史才较清楚地为人所知。
        公元一至五世纪间,中国经过两世纪的东汉帝国以后,有过三国的鼎立,西晋短期统一后的四至五世纪时,北方有过统治者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十六国”局面。但是,中国文明的传统甚至在北方也未曾中断。五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改革是这种文明传统继续存在的有力证明。自魏晋至南北朝,政治上纷乱虽多,史学上却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仅就期间最混乱的“十六国”来说,据《隋书?经籍志?霸史》、《史通?正史?十六国史》等篇记载,即有史书二十六种二百七十一卷(其中三种不知卷数,未计。见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第61―65页)。后来北魏的崔鸿又据这些书的资料编成《十六国春秋》一百卷。这些书都是前四史的继续,又是唐修《晋书》(载记部分)的资料来源。这些都是中国文明从未中断的明显标志。
        公元一至五世纪,罗马帝国经过两世纪的兴盛以后,三世纪便陷入危机,四世纪末分为东西两部,公元476年西罗马正式灭亡。日耳曼人纷纷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西方的古代文明至此实际中断了。以后,西方有过“文艺复兴”,但那是近代欧洲各民族文明的兴起,而绝对不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恢复。
        纵观古代历史,唯一保持了文明连续性的就是中国。
二、中国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唯一形成了稳定的统一趋势的古国
        从世界文明古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大体早期出现的都是一些由部落联合而成的小邦,然后再由小邦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古希腊的各城邦甚至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失去了独立)。公元前三千至二千年代间,埃及和两河流域一再出现过这种统一的局面(尽管这种统一并不十分巩固),有时还把势力扩展出本地区之外,如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真正跨地区性的帝国出现于铁器已盛行的公元前一千年代和以后。这期间在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帝国有:亚述帝国(公元前九至七世纪,主要版图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公元前七世纪中期一度包括埃及北部)、波斯帝国(公元前558-330年,极盛时版图东起印度河流域,西北至巴尔干的色雷斯,西南至埃及)、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25年定都巴比伦,323年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开始分裂,版图包括马其顿和波斯帝国)、孔雀帝国(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至三世纪后期,阿育王统一半岛大部的时间不到四十年)、安息帝国(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版图以伊朗为主,其盛世西有两河流域,东至中亚南部)、贵霜帝国(公元一至三世纪,其盛时占有中亚和印度河流域)、罗马帝国(公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476年,包括多瑙河以南、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埃及和北非其他沿地中海地区,小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一度扩展至两河流域、多瑙河以北今罗马尼亚一带及不列颠南部)、萨珊朝波斯帝国(公元三至七世纪中叶,领土范围大体与安息相当)、笈多帝国(公元四至五世纪,版图包括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部分地区)。
        以上这些古代帝国中,一部分以一个地区为主,扩展到附近一些地区,如亚述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萨珊波斯帝国、笈多帝国等,另一类是跨越多地区的,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孔雀帝国、罗马帝国。其中有些存在的时间很短,有些存在的时间较长,但总的说来它们都是不巩固的。斯大林曾说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语言、对于帝国所有组成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共同体。”(《马克斯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64年版,6-7页。)这是说得很符合实际情况的。就以其中影响较大、历时较久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来说,不管统治者对政治军事组织作了多大的调整和加强,它们的内部仍然不能成为一体。波斯帝国基本保持了各地原有基层社会政治结构,罗马帝国最盛时内部也有很多地方自治的城市(组织形式很象城邦);各地对于帝国政府的关系不过服从统治、出税、出兵而已。这些帝国的出现本身就不意味着统一,因此它们一旦灭亡也就难以成为以后统一的历史基础。
        古代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古国不同。统一的趋势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中国文明出现之初,也曾有很多小邦林立。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周武王准备伐纣,诸侯会于孟津者有八百之多(《史记?周本纪》),这还没有加上站在殷一边的或中立的。小邦虽多,但是众小邦之上有一个大邦,就是王国。夏、商、周三代都是王国。周原甲骨的资料表明,周即是一个邦,同时又是服从殷领导的“周方伯”。西周时期,王国对诸侯的权威又胜于殷代。三代基本上是邦的联合,但其中又逐渐发生统一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看起来象是周王朝失驭,诸侯独立性强了,但是实际是在并小邦为地区性国家,变封建为郡县的过程中。因此,当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时,在中国出现的是波斯和罗马无法与之比拟的郡县制帝国。秦虽不长,但是两汉时期四百年巩固了中国统一的历史基础。三国看来分裂了,但是蜀在西南、吴在东南方的发展实际为更大规模的统一作准备。西晋灭亡后,北方一度有“十六国”的分裂,但是北魏后来统一了北方,以后隋又统一了中国。中古时期的隋、唐帝国是古代秦汉统一趋势在更高程度上的再现。
        在古代中国统一发展过程中,除郡县制以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尤其为其他古代帝国所未有,这就是中国的统一有民族的基础。在秦统一以前,以中原为核心的广大地区已经形成了语言相通、文化相同的“华夏”族,经过两汉又发展为“汉人”。这实际上都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原来中国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不以血统而以文化分夷夏。正如韩愈所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汉人”只不过是以先进的华夏、汉文化为中心,各兄弟民族融合的结果。南北朝时,北人称南人为“岛夷”,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其实北人、南人都在共同发展同一文化,所以“岛夷”和“索虏”又共同融合成了隋唐时的汉族。有了作为核心的汉族和边裔兄弟族的联合,才有中国统一发展的稳定性。
三、中国在促成古代东西方文明的联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世界最古老的文明都产生于北温带南部(约东北回归线至北纬四十度之间),南北差距不大,但是它们分散在不同的经度上,相互间有着远近不同的距离。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古代东西方文明间的联系也有一个形成过程。
        公元前三千年代末,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克里特这些最古老的文明,在广阔的原始世界中不过是几个孤立的绿洲。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随着叙利亚、小亚一带形成国家,埃及、两河流域和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已经连接起来。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叶,随着波斯帝国从伊朗高原兴起,从印度到地中海区域之间也开始有了联系。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屏蔽,中国在地理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直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叶,中国不知帕米尔以西的国家,其他文明古国也不知东方还有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波斯的皇帝们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先后远征中亚,兵锋最远也只达到帕米尔以西。因此,克服这种地形上的障碍成了打开陆上东西交通的关键。
        公元前二世纪,汉通西域,这对打破东西方文明的分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命首次西行,本为联合月氏对付匈奴。这项任务虽未完成,但他首次访问了中亚和伊朗东北部(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成为正式穿行“丝绸之路”关键一段的第一人。当然,“丝绸之路”的开通,并非决定于汉武帝个人的政治军事动机,亦非成于张骞一人。张骞在大夏(巴克特里亚)时,见到中国产品邛竹杖、蜀布,问大夏人从何处得来,回答是从身毒(印度)买来。可见中国西南已早与印度有商业往来。张骞死后,“西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里海东北)、黎轩(罗马)、条支(在伊朗西南波斯湾沿岸)、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史记?大宛列传》)使团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多,结果实际成了国际商队。司马迁记载汉使从陆路到达黎轩、条支、身毒等地,这是东西交通史上的大事。可惜记事不详。到东汉和帝时,西域都护班超命甘英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条支,临“西海”(大概指波斯湾),为安息西界的船人所阻,未能直达大秦,但是再次巡历了二百年前西汉使者所走通的“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的东端西安(约在东经110°)起,西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再逾帕米尔(约至东经70°),这是一段十分艰险的路程。两汉时期开通了这一道路,并曾管辖了这些地区,首次使中国和中国以西的古代文明形成了直接的联系。帕米尔以西至两河流域(约东经70°―40°)的一段在贵霜和安息控制之下,中国使者亦曾行经其中大半,至波斯湾(约东经50°)。“丝绸之路”西端为地中海滨之安条克(东经36°),在罗马统治之下。因此,在这条古代文明交通的交通大道上,不仅大量西运的丝绸来自中国,而且这条道路本身的开通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中国。
        东西方的海上交通大约也在这时期开始了。一般地说,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商船航行于红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间;印度商船航行于印度与中南半岛南端之间,有时也到中国口岸;中国船只西南航行至中南半岛南端,有时也到印度东海岸和斯里兰卡。汉与罗马互相通使的企图因安息遮隔而未实现。“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后汉书?西域传》)不过东西方的海上联系确已形成了。
        公元一至二世纪,从东到西在亚、非、欧大陆上领土相接地并列着东汉(约跨于东经130°―70°)、贵霜、安息(二国约跨于东经70°―40°)、罗马(约跨于东经40°―西经10°之间)四个帝国。其中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幅员比较广阔的是东汉和罗马。罗马与汉在其盛世,一西一东,大抵旗鼓相当。不过,如果从纵的时间过程来看这四个曾在空间上并列的帝国,那末其它三个国家就都无法与中国比拟了。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
《文史知识》1986年第一期     作者:刘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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