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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期/杨家滩〗君不见,湘乡石马青苔滋(上)

思善堂大门

君不见,湘乡石马青苔滋

       2019年6月,政协涟源市委员会编印了一本厚实的文史资料——《烽火弦歌》,史料详尽,图文并茂,乃难得的地方史书籍;其中辑录的周衍权先生所撰写的《回忆儿时在杨家滩的难民生活》,引起了我(们)的特别注意,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孩提时期为躲避日寇西犯之患,举家逃难到湘中腹地杨家滩,寄居于师善堂的一段经历;文中写到了当时杨家滩的文艺中学、师善堂、佩兰堂、刘家码头、电灯公司等许多耳熟详闻的地域性名词,折射出来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诸般历史信息,是一篇非常“娄氐·在地”的回忆录,很值得在娄氐镇文史馆公众微信号上推出来,于是尽可能搜寻其他资料来作为补充,终于找到了周衍权先生已出版的《寻旧梦,揽流光》一书,2014年4月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对照阅读,才知辑录于《烽火弦歌》中的《回忆儿时在杨家滩的难民生活》,是从《寻旧梦,揽流光》的《寻梦杨家滩》等若干篇文章中重新编定而成文的,原文的涵盖面似乎更宽一些;

       作者周衍权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籍湖南永明(今江永县),其曾祖父周銮诒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岁中进士、点翰林,却不幸早逝,留下一个六岁的孤儿,即周衍权的祖父周元羕;周銮诒在世时与攸县龙璋结为莫逆之交,曾经相互指腹为婚,穷困潦倒的周元羕在十八岁时投靠龙璋,龙璋不但将周元羕收留并供其读书,两年后又践约让女儿与其完婚,后来周元羕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但天不假年,于二十八岁那年染病而死,留下一个六岁的孤儿,即周衍权的父亲;时周衍权的父亲任教于私立文艺中学,为避倭祸,随校举家迁居杨家滩师善堂,而更有意思的是周衍权祖母的妹妹所嫁正是师善堂刘家……;

       从周衍权先生的描述来看,有这样一些信息可以梳爬出来以供参考:

       1、周衍权先生的祖母乃攸县龙璋的女儿,龙璋的另一个女儿嫁在了杨家滩师善堂刘家;这就意味着这一场举家逃难,是姐姐带着一大家子投奔妹妹而来;而她们的父亲龙璋,在当时的湘省名闻遐迩,绝对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攸县龙家也绝对是一个重量级的文化家族;

       龙璋(1854~1918),字砚仙,号甓勤斋主人,晚号潜叟,湖南攸县人。出身世家,是左宗棠的外孙女婿,谭嗣同亲家。龙璋是光绪年间举人,晚清时历任江苏如皋、沭阳、上元、泰兴、江宁等知县及候补道。在此期间结识黄兴,蔡锷,宋教仁等辛亥革命志士,暗中资助革命,前后达20多万银元。回湘后参与领导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被袁世凯通缉,流亡上海三年。辛亥后,曾任湖南民政长、西路巡按使、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长、代省长,他是传统绅士从改良向革命转化的代表人物。

       2、对刘师善堂当时布局的叙述种种,显示出主人的气派和身份;

       3、周衍权先生父亲任教的私立文艺中学有七八百人之多,教学和学生宿舍均在佩兰堂,校长(曹典球)和教师都居住在师善堂;如果仔细梳理,师善堂应该还是一座名人故居,这个话题留待今后再谈吧!

       4、周衍权祖母的继母应为龙璋的继室,带着老管家张舅爷亦逃难到了师善堂;

       5、文中解释了师善堂之师善的可能来历,第一次看到对师善堂很有意思的一种解读;

       6、杨家滩原来有过一家小电灯公司,周衍权先生写到的这一节,娄氐镇文史馆将在一个适当的时侯予以专门推出;

       7、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作为湘军名将刘连捷的那些后人们,亦即大庄院师善堂里的子孙们,依靠祖辈的功勋遗德,坐吃田租,不事稼穑,不喜书卷,四体不勤乃至纨绔气生,诚如周衍权先生亲见,“但时至今日刘家后人似没有一个成功人士,……田产就变卖成鸦片抽光了……”;世道循环,世事冷酷,一代将门之后也不过尔尔,空留下一座庞大气派的师善堂而已;

       后来,登载于《烽火弦歌》中的《回忆儿时在杨家滩的难民生活》被本地一家公众号全文推出;在这里,娄氐镇文史馆将周衍权先生《寻旧梦,揽流光》中述及杨家滩的篇章予以整理推出,并将《回忆儿时在杨家滩的难民生活》亦附于后,供广大读者对照阅读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寻旧梦,揽流光》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周衍权,男,1931年生,自幼勤学好问,13岁双耳失聪,1949年考入湘雅医学院当实验员,依靠自学和独立工作能力,取得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副高职称。业余兴趣广泛,自学了多门外语,退休后自费赴美国德州大学访学一年。用“蒙思”等笔名在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杂文,又在自己的博客撰写了不少杂谈。

寻梦杨家滩

周衍权

       幼时和所有小孩儿一样,无忧无虑的。到该上小一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长沙先“自焚”,小人只好跟着大人去逃难。因此有点记忆的人生,于我便是从湘乡的杨家滩(那地方现划归涟源)开始的而不是长沙的上黎家坡。

       毕竟很少有人能记得自己六岁以前的生活。对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生活的空间好像很小,到处是墙和门,数不清的令行禁止。一到乡下,满眼绿水青山、稻田菜圃。广阔天地,大有玩头,又没有学校可进,不几天便成了满口乡音的野孩子,虽然后来跳级进了初中,童年也随“八年抗战”而消失。 到自已也有儿孙时,就常梦想再回杨家滩,回味一下自己是怎么长大的。退休前是奢望,现在却因侄儿从涟钢退休而有了可能,他还找了个熟悉那地方的同事当向导,叫上两个弟弟,开起“斯巴鲁”,  上午去下午回,帮我找到一车的回忆。原以为不可能的梦想终于实现,这完全得归功于他们几位。这事儿看上去不难,可当年逃离长沙时,可是坐着小木船,逆水行舟,三百多公里水路走了好多天呢。

杨家滩老街

眼前的和记忆中的杨家滩

       杨家滩原属湘乡县,而湘乡是个出大人物的地方,所以社会发展有相当基础。杨家滩虽只是个乡镇,却因地处水陆交通中心,商业繁荣,经济发展得很不错。童年时印象深刻的有:适于小河道营运的木  船运输业,那种木船十米左右长,两米多宽,纯人力操纵,在小水道通行十分灵活;农产品加工如榨油坊,那巨大的木榨、几百斤的大木槌、工人劳作时的号子声和沉闷的落槌声,都让我震憾难忘。

       尽管那时印象中,就那么两条街,但后来听人说,各行各业甚至娱乐业(嫖赌)都有,我还收集到一张由“庆湘裕号”发行的“铜元五十枚”的本票。这用来代替笨重的铜元或找零,发行时间竟是民国七年,  虽然后来庄号已不存在,但说明一九一八年这个小地方就有了金融业。

       这次重游旧地,导游李工说,还有一条老街在。拐到后面去看,虽是破败难看,基督教堂居然还在,但门窗紧闭,可能时逢午后上帝也下班了吧,也可能与时俱进搬了新房。当年西医不曾普及,但那里却有个从湘雅医院出来的药师执业,曾救我一命。

       现在的新市街,三层的大酒店、超市和汽车修理店都多,还有个医院;原来连小学都没有,现在可是有了个涟源三中。还有一帮子用机动三轮车改装的红色甲壳虫在担任着出租车角色,显然是它们取代了轿子甚至木船,加上跑来跑去的各种汽车,生活的节奏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行政上从湘乡划归涟源,靠近涟钢,托庇重工业也促成了眼前的这个我已不再认识的杨家滩。

民国七年杨家滩庆湘裕号发行的钱票

逃难到杨家滩

       所谓的逃难,就当时来说,是从长沙疏散出去。真正的“长沙会战”  爆发已是一九三九年了,日本侵略者从华北南下的速度因遭到越来越大的抵抗而慢了下来,不过他们总是以轰炸开路,对老百姓造成的压力和伤害极大。武汉失守后,日本军队很快进入湖南,占领岳阳,矛头直指长沙,因后继无力又缩回去,据说是胶着于新墙河一带。

       长沙自焚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日寇离长沙城还有一百多公里,地方当局自相惊扰,在“焦土抗战”口号下,先放火烧城。幸好当时已疏散大部分人口,约三十万人口的长沙,只留下三成。不过也有报道大火烧了几天,因此死了约三千市民,留下一片焦土,现铸一大钟并刻碑以警世人。

       疏散人口的主体自然是机关、学校及员工多的单位。父亲任教的私立文艺中学就是先期疏散离长沙的。

昔时庭院已凋零

       唐朝李白留下了“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叹息。因为我们每人确实都在这“浮生”中不断追寻着自己的梦想,也不断从现实中警醒。一位少年时的朋友在文章中写道:“芸芸众生都在圆自己革命人生的梦。”他少年立志革命,现在是老干部,我自己少年时何曾想到要立志干革命?病残之后更是只希望能自己养活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实在算不得梦想。现在还去寻找儿时的旧梦,也没什么出息,也许是对逝去的时光还有点不舍,所以它们还牢牢地留在记忆里,七十年前那种仿佛田园牧歌似的童年生活,确实单纯得耐人回味,但当时年幼,只能体会其中艰辛,现重访旧地,也一点没有儿时的感觉可寻了。正如醒来之后,几乎所有的梦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一样,即使是梦也会随岁月流逝而辨不清模样。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刘师善堂是一幢很不错的庄院。随着年龄增大,自己会去留心各种事物了,对这个庄院的某些印象也更深刻。就只是人老了再看儿时的环境,更感到一切都萎缩破败了。

       据说刘家祖先曾是二品候补道,之所以有点亲戚关系,是因我祖母娘家有个妹妹嫁到刘家,这是三代以上的关系,估计也是前清光绪年间的事了。旧时代的官或商,有了钱就买田当地主,希望子孙都可靠地租不劳而获,平平安安过下去;也会在自己的地盘上,选一块风水宝地建个大庄院,胜得过现在的别墅。其建筑形式有共性,也有个性,如刘家是做官的,就有个二道门,在进大门几步处再做个同样大  的木架门,有点像现时的玄关,但平日进出,只从这门的两边绕行,只有贵客光临才“大开中门”迎送。

       刘师善堂是三进大庄院,虽是砖木结构,但重瓦厚墙,走道、台阶都是麻石板条,虽不算雕梁画栋,但正厅的拼花格扇也很讲究,山墙上的镂空花砖、门前的大坪、半月形大水塘、官道、石阶码头直到河中……都显出主人的“讲排场”和“图长远”。三进大院也是为儿孙众多设计,但时至今日刘家后人似没有一个成功人士。这次重访,虽还有一个同辈略小的儿时玩伴在,却始终没上过学校,因到他父辈,田产就变卖成鸦片抽光了。不过这庄院尽管残破,却还在。上游不远的另一栋也姓刘的大庄院--刘佩兰堂,则可能是因改建涟源三中而完全无迹可寻。虽然向导指一小段约二米长的旧墙说是仅存的孑遗,但也和我六十五年前上学时的记忆连接不起来了。

       我望着儿时住过的房间,不想去打扰现在的住户,里面几个门通到那里,我仍记得很清楚。看天井,原来整齐的大花坛和茶花树已清除干净,一条水管横过天井,石灰剥落的土胚墙上的电表、许多屋顶上装的朝天锅(电视天线),都显示过去的已然残破,现代的生活照样会来,原来的空屋能住人的都已分给旁人,不适合住人的仍旧空着。而庄院前后的空地,现在都建满各式房屋,红色火砖房与原来土胚配青砖,表明时代差别,并不相混。庄院外原来满眼的良田,现今也为房屋取代。算一算七十年前,中国大约四亿人,现在是十四亿,得要多少房才够?  

       富不过三代,是中国社会的一条铁的规律,旧社会那些不能过三代的家庭,主要是教育缺失。家庭教育上,父辈是坏样儿,也谈不上学校教育,如那时的杨家滩就没有学校,但重视教育的家长还是会努力送子女去较大城市读书的。

思善堂内景

做快活的小难民

       我去做难民时,是正要入学的时候,还有张在家照的、站得规规距距的老照片,可能是一个长辈用相机照的。那时还没发明闪光灯,所以时代感特强。

       因为年纪小,没有什事要我操心,除了在父兄的指导下自修小学课程(因为那里没有小学),便是和所有小孩一样,到处鼓捣以长见识,听大人胡聊以长见闻。

       那时在杨家滩做难民的是个庞大的群体,光是父亲任教的私立文艺中学,就有七八百人,教学活动和学生都在佩兰堂,校长和教师住师善堂。我是五年之后才混进文艺中学读初一的,那时一点都不懂得人和事的复杂,在这个群体中我基本上是最小的。班上不少同学已为人父,周围的人和我平辈的只有几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大人都是长辈,最老的是大我四辈的老外婆,是祖母娘家的继母,她甚至还带了个管家。我们都尊称老管家为“张舅爷”,胖胖的,说话底气十足,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在足不出户的女主人和我们这些小辈面前,差不多是绝对权威。大人们说笑,讲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我问过花坛种的是什么,他指着苏铁说这是铁树,还说铁树是不开花的,所以人家常拿“铁树开花,擂槌结瓜”来赌咒,以证明不可能。不过后来我却发现这雌雄异株的苏铁开花是寻常事,还见过它结果。不过在当时,这东西城里也不多见。我房间的窗外有株茶花,已长到屋檐高,开白花只有茶杯大小,一点也不打眼,年年繁花满树,但细看就发现每个花瓣的正中都有一条鲜红细线,所有花瓣都有,已是定型品种,张舅爷说这叫作“抓破美人脸”,比较名贵,我一直也留心,倒还真的七十年没再遇到过。当然,我见闻也有限。记得还有罗汉松,后来才知是珍贵树种,当时只觉好看,好多年后在船山学社见有一株很单薄的罗汉松,枝条搞得七零八落,说是被游客偷折的,因可插条嫁接,又是做盆景的好材料,有人见了手痒。长沙桔子洲公园以七位数高价,移植几株百年罗汉松,还要承受三分之一死亡的代价,因大树移植要上去树冠,下去老根,还要截肢减少蒸发,即使成活,也要多年才能再成型,实在何苦?所以说“人挪活,树挪死”就是这道理。再去杨家滩时就在想,那几株花木到“土改”时已一文不值,或可侥幸活下来吧?甚至还希望,如果还在,倒可讨几根枝条来嫁接,结果是天井空有土堆,花坛无一存留,估计是取石材作别用所致,就那时代说,移植别处可能性很小,塞进灶膛的机会居多。焚琴煮鹤,惜哉!  

       大约十几年后,我偶然在长沙一条小街口看到一个眼熟的老人在摆摊修鞋,他认不出我,我却高兴他能脚踏实地度完余生,也猜想他  那两个游手好闲的儿子后来也不会比他强,做二地主的结果,倒真和小说里写的差不多呢。

       开始去做难民时,我因年幼而不需承担父母的忧患,却能在增长见识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如帮父亲晒他的古书,帮母亲喂鸡,以及后来还得自己种菜,加上进了初中后,功课相当吃力,生活日趋严峻,我这小难民也就渐渐快乐不起来了。

河虽小,一样的不舍昼夜

       我们都已习惯用河的湍流来形容历史的绵延不绝,也用似水流年来形容时光不再,都是因为那位孔老先生,曾站在河边说了一句不无感慨的大实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后人也确实很容易理解这句话。

       杨家滩的那条小河,地图上在它的上游标名孙水,经水府庙、湘乡、湘潭可到长沙,我在河边住了八年,还差点淹死在那条河里,也没问过它的名字,这次重去也没想到去求证名称,只要它还在那里,就会不舍昼夜地流下去。在此之前,我也算住在湘江边的城市,因为太小不自由,没见过江河是什么样子。眼前这条小河约莫十来米宽,南深北浅,刘家码头修在北岸,走完石级到水里,也不过一米深,下游十几米就是一个卵石浅滩,主航道靠水深些的是南岸。现在看码头不见了,向导说移到上游去了,因时间不多没去看,但根据浅滩位置与河岸地形,我依然记得哪段水深,哪里水浅,何处有礁石,哪里是深潭。

       大约是第二年看见别人都下河洗澡,我们兄弟才去,那些会游水的都往深水区跳,我们都在浅水区学游,他们也不准我单独行动。不过看着清澈见底的卵石上有鱼儿游来游去,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努力亦步亦趋地学游泳,渐渐地胆子就大起来,有点不知深浅了。有次走近了主航道,以为靠近浅滩水不会深,哪知因做航道一侧挖深了,而且水流急得多,把我一带,水就过了口鼻,那时还不会游,感到要没顶了,只好向三哥招手。他们吓坏了,赶紧游来把我拉出航道,因有此一遭,胆小了许多。游泳也没学全,蛙泳、侧泳、自由泳、狗爬式都会,只仰泳时鼻子总呛水,一怕就没学会。因遇过险,倒也学了  些避险逃生的招数。

       那条河除了夏天洗澡学游泳,我还发现它能治病。有一年夏天酷  热,室外活动多的都长疖子,当地人叫它“闹疮”,因发病快,老人们说:“闹疮一根绳,起势走脉经,腰上转三转,屁股啄老鹰”。也就是先从四肢开始,向全身扩散,最后连一般不易生疮的屁股也难免。那时什么药也没有,只好任它烂到自身有了抗体自然好。但我发现一到河里,就招来很多两三寸长的小鱼,都来咬那些烂疤,觉得好玩就坐在浅滩上,让流水冲泡,没几次全身脓疮全给鱼儿吃干净了,长出了新肉,也没留下痕迹,这是大医院都不知的高招,也是只有那种小河才能有的奇迹,起作用的是清亮的流水,不怕人的两三寸长小鱼儿,别人学不了,尤其现在哪里还有干净河?

       小河的可爱就在一清见底,又是卵石而非泥塘似的,才是可以亲近的,如见岸边绿油油的水草随波摇摆,鱼儿穿梭,一幅恬静安祥,就最好不要涉足,因草只生在泥底,不知深浅,如觉深陷就会心慌拔脚,反而易被水草缠住,游不出来,终至越缠越紧,成俗话说的“鬼扯腿”,  能误大事,只能冷静用手解开水草,游向深水,再从无草处上岸。

       这次没有细看这条孙水河,还因车经水洞底镇时,看到一段污浊的水流,向导说这就是从杨家滩那流来的。虽然那应在上游几十里,但我已不敢自信,便是山川依旧,能不污染?旧时庭院已有自来水管,往日河边洗衣洗菜妇女不断,今则似已无人。虽遥望浅滩依然波光粼  粼,已失往日生气,也就没去探个究竟了。

       不过这都无损于我那七十年前的美好记忆,后来在各地旅行,我仍然独爱小河小溪,看到清清流水,都会想到儿时曾以生死相托的那条可爱小河。有一年看电影《哈姆雷特》,看到神经兮兮的奥菲丽亚载着花冠赴水而死,画面美极了。看去那条小河有点似曾相识呢。

       也许天下小河都一样,又都不一样。都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随历史有变也有不变。

上善若水

       从前杨家滩一带,有一种轻而精致的斗笠,以现今标准可算得工艺品。杨家滩的人们不喜笨重的草帽,这种嵌棕丝的斗笠比草帽贵,中看也中用。看上面写的名字,多是彭城某某,当时人小不好意思问,稍大才知彭城是刘姓郡望(口头讲是郡脚),意即一郡的望族。百家  姓上每个姓有自己的郡望,大姓还有多个郡望,如周姓,就有六个,来头最大的是汝南郡,要看你的祖先是来自何方了,所以寻根问祖,是个系统工程,稍后又再说吧。由于同姓者多,而各自源头不一,各支脉也常用堂号来区别,如我们住的师善堂和上游的佩兰堂都是刘姓,同一族中一些小门小户,便不讲究了。

       堂名“师善”,那时以为是“人性本善”的意思,后来才想起,这庄院特亲水,选址在河边还不够,屋前再修大鱼塘,庄院内还有小水塘。面对龙山,依山傍水,风景绝佳,看来是取“上善若水”吧。 老子道德经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但仅居善地似不够,后来也就不能无尤,不过师善之心,大可称道。从庄院说,书蔬猪鱼,功能齐全。因当时已是临破产的地主,住房多空置,现有学校搬来倒是除了戏台、谷仓、过厅外都住满了。所以军队过境或驻扎,就只好住戏台。

       现在回顾童年经历,看似意义不大,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不断地从环境中增长见识,从生活学习常识,从学校和书本学到科学知识,虽然那几年贪玩好动,在等待上初中前,在家是由二哥三哥教我算术,祖母则教我读了些经典。记得有《孝经》的全部,《论语》的部分章句,这都是要大声读的。有天正读《论语》,发现有人在窗外听,掮锄头,戴斗笠,是刘家为种院后那两丘口粮田雇的短工,问起来他说:小时也读过。我有些不信,他就指着我刚读的地方,接着读了几句,一笑而去。后来我才知中国是以农为本的社会,大多是耕读家庭,能考得个出身,便跳出农门改换门庭了,不行仍不失农耕自给,不过读书要请人教,一家或多家合请个先生便是。我的祖母说,我的曾高祖,就是永明的一个教私塾的先生,不过他的名字已无人记得。在那个年代,执此业者,大都是久战科场的失意者,读了几十年的书,考不上功名,已无缘于仕途,年纪大了又无能于别业,便教几个孩子糊口,也多少带点寄希望于小辈的自慰。

       随着日寇的猖狂进攻,南京过快失守,人心也现悲观,加之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大人们谈论,不知这难民要做到什么时候。祖母平日足不出户,自从发现从后房出去,穿过菜园,不到二十米,就有个水塘,便对我们说:“如果日本鬼子打到杨家滩,我就从这跳下去!”

       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因老人并非过虑,日寇常小股出动,祸害百姓,无恶不作。

       祖母投水的想法,我以为只是当年那种形势下一时产生的,过后大家都没放心里去,没想到十几年后她病重,自知不起,要出院回家,不想死在医院。可是她得的是肠伤寒,哪能呢?临终前一天,我去探望,她无力地在我手心写了四个字“葬水深处”。因我耳已聋,也不知她对父母和哥哥们有什么交代。但这么执着于水,令我心悸,而这个愿望又注定无法实现,她要水深,现实只能火热。当时我看得现实,以为只是因我们上下五代人,都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才如此想。而我们做子孙的,本应向她解释清楚,可惜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只有出生时的要求容易得到满足,而临终时的愿望总易被误解而忽视,何况还以为这是几句话讲不清的政策问题,反正人死后什么也不知道,不就算了?我们对不起祖母。

杨家滩孙水河(原涟水)风景

体验“时艰”

       实际上从养鸡开始,我就已在体验成人的生活,因为好玩并不觉艰辛,喂食、捡蛋、帮鸡妈妈保护小鸡、防天上的飞贼--麻鹰,和地上的小偷--黄鼬,都轻松好玩,适合孩子。但随着战时经济崩溃,学校收入欠佳,教师工资不能保证,就只能“共体时艰”了。家里开始典卖值钱的服饰,以补家用不足。为了省下买菜的开支,还征得刘家同意,在他们菜园旁空地上开垦两块菜地自己种菜。他们很照顾我家,所有工具--锄头、耙子、粪桶、扁担等都可借用。这些我都可“避重就轻”地使用,独这粪桶,我身高不够,不论挑和抬,都很难完全脱离地心引力。

       现在是很少看见传统的粪桶了,这次在那个破败不堪的老宅院,也没有在往昔放粪桶的墙角、猪舍旁看见其身影,倒是昔日养鸡的地方,停着辆机动三轮车,变化是真的大极了。

       早些年,长沙的小西门码头一带,还有个专门的粪码头,城市的排泄物都要在这装上小木船,运到农村去卖个好价钱。由掏粪工一家家去收集,工具便是粪桶、粪车,极臭但谁也不敢嫌。直到全市厕所改造成封闭式,市区才见不到这个行业了,估计在农村应还保有。粪桶的一个特点便是桶上的提绊必得是硬的,由小竹枝或竹片弯成;高度是固定的,能直立不倒,故未见用绳做的提绊。时传祥那种背在背上的,其实不如湖南的干净。

       自己种菜,只是纯体力劳动,只要见样学样,倒也不难。付出辛劳,取得收成,也许产量不及别人,质量倒还不差。很快,一般常见品种都可自给有余了。这让父亲颇有成就感,便找种子店函购新品种,记得番茄和芥兰菜也种了出来,这是当地没有的蔬果。那时种菜都是用人畜粪肥,还不知化肥农药为何物,虽有菜虫,多由天敌代我们收拾了,主要是麻雀,鸟鸦、喜鹊也常见,候鸟如雨燕也会按时来筑巢繁殖。现在人口密度太大,似已不来了,再看不到它们筑巢痕迹。有时也故意让鸡进菜园,荤素一起吃。

       祖母是世家出身,严守礼制,对住在隔院的继母,也视同生母,每日都要去晨昏定省。有了新鲜蔬菜,当然要去孝敬,但第二天看到咬一口的西红柿丢在花坛,便知不必再送了。

       因哥哥们功课多点,种菜的主力便只父亲和我二人,都不能挑。我是个头不够高,父亲骨瘦如柴,四十就有点驼背了,二人抬一桶倒不重,可我双手托起扁担放头上,好在水源、粪池都在附近,每日浇菜抬几桶也够了,只夏天每天要浇,不免又热又累。父亲白天要授课,只能下午课后和天黑前做这些事,翻地锄草就只好周日做。晚上他还得改大量作业本,总是“一灯荧荧,每至夜分”。这灯也就是两根灯草的桐油灯,不是学习和工作,还只许用一根灯草。长大后读《儒林外史》,见严监生临终时,为家人多点了一根灯草而伸着两个手指不肯断气。为了一时之穷,古今同心,虽写得刻薄,也笑不出了。

       杨家滩原来有过一家小电灯公司,后垮了。当地盛产桐油,便用来点灯,这桐油是半干性油,是造船业的重要涂料,现在更是战略物资了。那时桐油广泛用作防水涂料,纸和木制雨具都要靠它,当灯油是大材小用,祖母用它涂布鞋,倒收到意外效果。先前祖母和母亲见别人做布鞋,便学了做,反正烂衣碎布有的是。因力气不够,底纳得不紧,也许不及老手做的经穿,为了防水,祖母便涂上桐油晒干,反复多次。寄到贵阳给大哥,后来他回信说同学都奇怪他的布鞋居然不进水。

       “共体时艰”的原则,就是一切能节省的都要省,因为要靠父亲一人的薪水,养活一家八口,还有我们五兄弟的学费,就注定我没有新衣穿了,所以我可说:这“时艰”,除了父亲外,我体会得比哥哥们多。

       说起来都是日常琐碎,其实普通人的生活,都是以感情调理日常琐碎而成,贤者见其大者,写成历史。不贤者见其小者,只能是回顾来时路而己。

附录登载于《烽火弦歌》的全文

《回忆儿时在杨家滩的难民生活》

周衍权

杨家滩寻梦

小时和一切小孩儿一样,无忧无虑的,到该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长沙先自焚,只好跟着大人去逃难。因此,有点记忆的人生,于我便是从湘乡的杨家滩(今属涟源)开始的,而不是长沙的上黎家坡。毕竟很少有人能记得自己6岁以前的生活。

对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生活的空间好像很小,到处是墙和门,数不清的令行禁止。到乡下,满眼绿水青山,稻田菜圃,宽广天地大有玩头,又没有学校可进,不几天便成了满口乡音的野孩子,虽然后来越级进了初中,童年也随八年抗战而消失。

到自己也有儿孙时,就常梦想再去杨家滩,回味一下自己是怎么长大的。退休前是奢望,现在却因承怡从涟钢退休而有了可能,他还找了个熟悉那地方的同事当向导,叫上两个弟弟,开起斯巴鲁,上午去下午回,帮我找回一车的回忆,原以为不可能的梦想终于实现。这事儿看去不大,可是当年逃离长沙时,我们可是坐着小木船,逆水行舟,300多公里水路走了好多天呢。

做快活的小难民

虽然那几年贪玩好动,在等待入初中前,在家是由二哥三哥教我算术,祖母则教我读了些经典,记得有《孝经》的全部,《论语》的部分章句,这都是要大声读的。记得有一天正读《论语》,发现有人在窗外听,扛锄头、戴斗笠,是刘家为种院后那两丘口粮田雇的短工,问起来他说:小时也读过。我有些不信,他就指着我刚读的地方,接着读了几句,一笑而去。

那时,因为小,没有什么事要我操心,除了在父兄的指导下自修小学课程(因为那里没有小学),此外便是和一切小孩一样,到处去鼓捣,长见识;听大人胡聊,长见闻。

那时,在杨家滩做难民的是个庞大的群体,光是父亲任教的私立文艺中学,就有七八百人,教学活动和学生都在佩兰堂,校长和教师住师善堂。

我是五年之后才混进文艺读初一的,那时一点都不懂得人和事的复杂性,在这个群体中我基本上是最小的。周围的人和我平辈的只有几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大人都是长辈,最老的是大我四辈的老外婆,是祖母娘家的继母,她甚至还带了个管家,我们都尊称为张舅爷。张舅爷胖胖的,说话底气十足,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在足不出户的女主人和我们这  些小辈面前,差不多是绝对权威,大人们说笑,讲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我问过花坛种的是什么,他指着苏铁说这是铁树,还说铁树是不开花的,所以人家常拿“铁树开花,擂槌结瓜”来赌咒,以证明不可能。不过,后来我却看到这雌雄异株的苏铁开花是寻常事,还见过它结果。不过在当时,这东西城里也不多见。

我住房窗外有株茶花,己长到屋檐高,开白花,花只有茶杯大小,一点也不打眼,年年繁花满树,但细看就发现每个花瓣的正中都有一条鲜红细线,所有花瓣都有,已是定型品种,张舅爷说这叫做抓破美人脸,比较名贵,我一直也留心,倒还真的七十年没再遇到过。当然我的见闻也有限。

记得还有罗汉松,后来才知是珍贵树种,当时只觉好看,好多年后在船山学社见有一株很单薄的罗汉松,枝条搞得七零八落,说是被游客偷折的,因可插条繁殖,又是做盆景的好材料,有人见了手痒。

再去杨家滩时就在想,那几株花木到土改时已一文不值,或可侥幸活下来吧?心里希望如果还在,倒可讨几根枝条来嫁接。结果是天井空有土堆,花坛无一存留,估计是取石材作别用所致。

记忆中的杨家滩

杨家滩原属湘乡县,而湘乡是个出大人物的地方,所以社会发展有相当基础。杨家滩虽只是个乡镇,似乎因地处水陆交通中心,商业经济发展得很不错。童年时看到并印象深刻的有:适于小河道营运的木船运输业,那种木船十来米长,两米多宽,纯人力操纵,小水道通行十分灵话;农产品加工如榨油坊,那巨大的木榨,几百斤的大木槌,工人操作时的号子声和沉闷的落槌声,都让我震撼难忘。

尽管那时印象中就那么两条街,但后来听人说,各行各业甚至娱乐业都有,我还收集到张由“庆湘裕号”发行的铜元50枚的本票,用来代替笨重的铜元或找零,发行时间竟是民国七年,虽然后来庄号己不存在,说明1918年这个小地方就有了金融业。

那时杨家滩一带,用一种轻而精致的斗笠,以现今标准可算得工艺品,他们不喜笨重的草帽。这种嵌棕丝的斗笠比草帽贵,中看也中用。看上面写的名字,多是彭城某某,当时人小不好意思问,稍大才知彭城是刘姓郡望(口头讲是郡脚),意即一郡的望族。由于同姓者多,而各自源头不一,各支脉也常用堂号来区别,如我们住的师善堂和上游的佩兰堂都是刘姓,同族中的小门小户,便不讲究了。

昔时庭院已凋零

在我小时的记忆里,刘师善堂是一幢很不错的庄院。随着年龄增大,自己会去留心各种事物了,对这个庄院的某些方面也印象更深刻。

据说刘家祖先曾是二品候补道,之所以有点亲戚关系,是我祖母娘家有个妹妹嫁到刘家,这是三代以上的关系,估计也是前清光绪年间的事了。旧时代的官或商,有了钱就买田  ,,  当地主,希望子孙都可靠地租不劳而获,平平安安过下去,也会在自己的地盘上选一块风水宝地建个大庄院,胜得过现在的别墅,其建筑格式有共性,也有个性,如刘家是做官的,就有个二道门,在进大门几步处再做个同样大的木架门,有点象现时的玄关,但平日进出,只从这门的两边绕行,只有贵客光临才“大开中门”迎送。

刘师善堂是三进大庄院,虽是砖木结构,但重瓦厚墙,走道台阶都是麻石板条,虽不算雕梁画栋,但正厅的拼花格扇很讲究,山墙上的镂空花砖、门前的大坪、半月形大水塘、官道、石阶码头等,都现出讲排场和图长远。三进大院也是为儿孙众多设计。不过这庄院尽管残破却还在。上游不远的另一栋也是一姓刘的大庄院--佩兰堂,可能是因改建涟源三中,完全无迹可寻,虽然向导指着一小段约二米旧墙说是仅存的孑遗,但也和我65年前上学时印象连接不起来了。

堂名师善,那时以为是人性本善的意思,后来才想起,这庄院特亲水,选址在河边还不够,屋前再修大鱼塘,庄内还有小水塘。面对龙山,倚山傍水,风景绝佳,看来是取“上善若水”罢。老子道德经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但仅居善地似不够,后来也就不能无尤,不过师善之心,大可称道。从庄院说,书蔬猪鱼,功能齐全。因当时已是濒临破产的地主,住房多空置,现有学校搬来,倒是除了戏台、谷仓、过厅外都住满了。所以,军队过境或驻扎,就只好住戏台。

随着日寇猖狂进攻,南京过快失守,人心也现悲观,加之经济也每况愈下,大人们谈论:不知这难民要做到什么时候去?祖母平日足不出户,自从发现从后房出去,穿过菜园,不到二十米,就有个水塘,便对我们说:如果日本鬼子打到杨家滩,我就从这跳下去!

体验“时艰”

实际上从养鸡开始,我就已在体验成人的生活,因为好玩并不觉艰辛,喂食,捡蛋,帮鸡妈妈保护小鸡,防天上的飞贼--岩鹰,和地上的小偷--黄鼬,都轻松好玩,适合孩子。但随着战时经济崩溃,学校收入欠佳,教师工资不能保证,就只能“共体时艰”了。家里一方面开始典卖值钱的服饰,以补家用不足,还为省下买菜的开支,征得刘家同意,在他们菜园旁空地上,让我们开两块菜地自己种菜。他们很照顾,连所有工具包括锄头、耙子、粪桶、扁担等都可借用他们的。这些工具我都可避重就轻的使用,独这粪桶,我身高不够,不论挑和抬,都很难完全脱离地心引力。

自己种菜,只要见样学样,倒也不难。只要纯体力劳动,付出劳累,取得收成,也许产量不及别人,质量倒还不差。很快,一般常见品种都可自给有余了,这让父亲颇有成就感,便找种子店函购新品种,记得有番茄(西红柿)和芥兰菜也种出来了,这是当地没有的。那时种菜都是用人畜粪肥,还不知化肥农药为何物。虽有菜虫,多由天敌代我们收拾了,主要是麻雀、乌鸦、喜鹊也常见。有时也故意让鸡进菜园,素一起吃。

祖母是世家出身,严守礼制,对住在隔院的继母,也视同生母,每日都要去晨昏定省。有了新鲜蔬菜,当然要去孝敬,但第二天看到咬一口的西红柿丢在花坛,便知不必再送了。

因哥哥们功课多点,种菜的主力便只父亲和我二人,都不能挑,我是个头不够高,父亲骨瘦如柴,四十就有点驼背了,两人抬一桶倒不重,我可双手托起扁担放头上,好在水源、粪池都在附近,每日浇菜抬几桶也够了,只夏天每天要浇,不免又热又累。父亲白天要授课,只能下午课后和天黑前做这些事,翻地锄草就只好周日做。晚上他还得改大量作业本,总是“一灯荧荧,每至夜分”。这灯也就是两根灯草的桐油灯,不是学习和工作还只许用一根灯草。长大后读《儒林外史》,见严监生临终时,为家人多点了一根灯草而伸着两个手指不肯断气,为了一时之穷,古今同心,虽写得刻薄,也笑不出了。

杨家滩原来有过一个小电灯公司,后来垮了。当地盛产桐油,便用来点灯,这桐油是半干性油,是造船业重要涂料,现在更是战略物资了。那时是广泛用作防水涂料,纸伞和木制雨具都要靠它,当灯油是大材小用。祖母用它涂布鞋,倒收到意外效果。原来祖母和母亲见别人做布鞋,便学了做,反正烂衣碎布有的是,也许不及老手做的经穿,因力气不够,底纳得不紧,为了防水,祖母便涂上桐油晒干,反复多次。寄给在湘雅读书的大哥,后来他回信说同学都奇怪为何他的布鞋居然不进水。

共体时艰的原则,就是一切能节省的都要省,因为要靠父亲一人的薪水养活一家八口,还有我们五兄弟的学费,就注定我没有新衣穿了,所以我可说:这“时艰”,除了父亲外,我体会得比哥哥们多。

不舍昼夜的小河

杨家滩的那条河,地图在它的上游标名孙水,经水府庙、湘乡、湘潭,可到长沙。我在河边住了八年,还差点淹死在那条河里。在此之前,我也算住在湘江边的城市,因为太小不自由,没见过江河是什么样。眼前这条小河约莫20来米宽罢,南深北浅,刘家码头修在北岸,走完石级到水里,也不过一米深,下游十几米就是一个卵石浅滩,主航道靠南岸水深些。现在码头不见了,向导说移到上游去了,因时间不多没去看,但根据浅滩位置、河岸地形,我依然记得哪段水深、哪里水浅,何处有礁石,哪里是深潭。

那时晚上人少,也无路人,可以裸泳,随时脱光下水,只问目的,也不避女人。

大约是第二年,看见别人都下河洗澡,我们兄弟才去的,那些会游水的都往深水区跳,我们都在浅水区学游,也不准我单独行动。不过看着清澈见底的卵石上,鱼儿游来游去,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努力亦步亦趋的学游泳,渐渐地胆子就大起来,有点不知深浅了。有次游近了主航道,以为靠近浅滩水不会深,哪知因做航道一侧挖深了,而且水流急得多,把我一带,水就过了口鼻,那时还不会游,感到要灭顶了,只好向三哥招手。他们吓坏了,赶紧游来把我拉出航道,因有此一遭,胆小了许多。游泳也没学全,蛙泳、侧泳、自由泳、狗爬式都会,只仰鼻子总呛水,一怕就没学会仰泳。因遇过险,倒也学了些避险逃生的招数。

那条河除了夏天洗澡学游泳,我还发现它能治病。有一年夏天,酷热,室外活动多的都长疖子,当地人叫它闹疮,因发起来快,老人们说:“闹疮一根绳,起势走脉经,腰上转三转,屁股啄老鹰。”也就是先从四肢开始,向全身扩散,最后连一般不易生疮的屁股也难免。那时什么药也没有,只好听他烂到自身有了抗体,自然好。但我发现一到河里,就招来很多二三寸长小鱼,都来咬那些烂疤,觉得好玩就坐在浅滩上,让流水冲泡,没几次全身脓疮全给鱼儿吃干净了,长出了新肉,也没留下痕迹,这是大医院都不知的高招,也是只有那种小河才能有的奇迹,起作用的是清亮的流水,不怕人的二三寸大小鱼儿。别人学不了,尤其现在哪里还有干净河?  

小时在杨家滩的生活让我念念不忘,就是那份现在再也难觅的大自然的美,山青水秀,连空气也清新醉人。

那时候,夏天晚上好玩的事多着呢,当蛙声一片时,你只要找根小棍棍,用根线吊一小棉球,到田边草丛中去钓青蛙,只要看到小棉球一跳一跳的,就会有青蛙跳出来一口咬住,  不过它发现咬的不是虫子,会马上松口。你手快用小网兜住便是,不过那时人们还不到要吃它的地步,钓着好玩而己,除非碰上很大个的。

田里多的是泥鳅,深藏泥中,白天看不见、摸不着,也找不到,到了晚上自会出来找它的口粮和透气。这时找个火把,一把带尖齿的夹钳,在田边轻手轻脚,边走边看,见到泥鳅便出其不意夹住,有尖齿便不能滑脱,当然手边还得有桶接住,眼明手快的一晚能捉好几斤。

还有3~5寸长的小黄鲶鱼,这是个肉食鱼,很凶,有一对硬刺,一身粘液,滑不留手,很难捉住,但渔人自有办法,在浅滩处做一条略高的脊,后面扒平成个浅池,形成局部急流,这种鲶鱼性懒,喜在石头后等水流冲下的小鱼小虫,吃自来食,因它们昼伏夜出,只能晚上打火把,用网罩捉。在木架上装小网,罩住后网落下缠住鱼,捉住往篓里一丢便了。

那是杨家滩乡下,是八十年前。

(来自网络《山间明月》的博客,题目为编者所加,正文有所删节、调整)

娄氐镇文史馆编委会:

莫俊、宋国洪、胡业、莫蒿、江东、刘秋阶、周曙辉、吉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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