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城
“毛泽东题词纪念碑”碑文质疑》
1993年冬，安化县为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在梅城镇建了一座“毛泽东题词纪念碑”。纪念碑耸立在新街东首，高大壮观，引人注目。碑文曰：
伊水拖蓝
紫云反照
铜锺滴水
梅岭寒泉
毛润芝
民国六年八月秋
碑的背面镌刻着当时安化县县长作的序。据序文介绍，这一题词是毛泽东于1917年8月与同学来安化县（当时县治梅城）作社会调查时，登临城外北塔书写在宝塔七层壁上的。这一题词（下文姑称“北塔题词”）1988年被收入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并载入《湖南党史月刊》1993年第12期《天下为公》一文中；而这次纪念碑的修建，使之正式与群众见面，并将流传于千秋万代。纪念碑落成典礼，有地、县各级领导参加，影响很大，如桃江县在编辑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全国有奖征联选集《葵心集》时，就将“北塔题词”收入该集中。这本《葵心集》已出版向全国发行。
“北塔题词”从口头流传到载入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从而勒石刻碑，对当代人来说，它是人们怀念伟大领袖的象征，寄寓了人们对毛泽东的热爱之情；对后代人来说，它是说明历史的资料，将反映一个伟人的思想发展道路和他的部分经历，是后代研究毛泽东这一历史伟人的物证，它将和毛泽东的文章、诗词一同进入史册。所以，“北塔题词”的真实性应该是绝对的。毛泽东又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政治家和诗人，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他，这种研究，将来无疑地会成为一种专门学术，像研究马克思、华盛顿、曹雪芹、鲁迅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北塔题词”作为一个历史资料，它的真实性就更加显得重要。
然而，“北塔题词”从作为党史资料到勒石立碑，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的论证，因为它的论据太不充足。
（一）没有历史文献依据。
1、1993年8月出版的《安化县志》“大事记”中载：
民国6年（1917）
8月 毛泽东与同学肖旭东（子升）从长沙至伏口、久泽坪、县城等地作社会调查，经仙溪去益阳，1986年中共久泽坪支部为之立碑纪念。
县志关于毛泽东1917年来安化一事的叙述中，对1988年即被收入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1993年又勒石立碑的“北塔题词”未予肯定。
2、毛泽东于
3、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罗驭雄曾于1917年8月与另一同学罗宗翰（刘泽永按：内人罗京梅的祖父）在安化伏口家中接待了毛泽东、肖旭东。罗驭雄撰文《毛泽东1917年到安化》回忆此事：“毛泽东在县城，住在劝学所，游览过东华、紫云山、北宝塔，看过‘铜壶滴漏’，送过‘鼎升泰’、‘谦益吉’等几家商店的对联……”亦未提到“北塔题词”一事。
（二）没有任何物证。
1、没有毛泽东手书的底稿；
2、没有照片、描摹的复制件，甚至没有直接来自现场的抄件；
3、北宝塔已于1971年7月被拆毁。
（三）无确切的人证。
（四）最重要的一点，“北塔题词”无论是文字、语言的运用，还是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都与毛泽东当时（1917年，24岁）激进的思想，敏锐的目光，出世的才华，丰富的知识有天渊之别。
如果“北塔题词”或系他人杜撰，流传开去，则必将有损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也必为后人对毛泽东的研究增加极大的困难。为此，与其留给后人去作考证，倒不如我们这一代人，把它弄个清楚，也好对后人有所交代。本文拟从我国传统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和史实的角度， 对“北塔题词”提出几点质疑，并就教于方家及党史研究工作者。
一、从“北塔题词”的本身看
题词必须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或句或段，或诗或词，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即使是借用现成的语句，也必须能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这一点，自古至今概莫能外，凡是有一定传统文化知识的都应知道。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而且是举世公认的诗人。他青少年时代饱读诗书，稍长更是才华横溢，早在他十七岁离家赴长沙求学时，就写下了那表现伟大抱负的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2年春，十九岁时，考进长沙湖南省立中学，在那里求学的半年中，留下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此文作于民国初创之际，百废待兴之时，借题发挥，提出政府法令是为民谋利造福的工具，法令善，民必拥护，法令不善，民必反对的观点。肯定商鞅之变法，而讥徙木立信的措施，主张开发民智，改革政治。立论高远，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流畅，“绝无浮烟涨墨”，是一篇“有功于社会的文字”。1912年秋，他辍学移居湖南图书馆附近，每日去图书馆中读书；这半年他博览群书，潜心研究中国历史。1913年春二十岁时，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毕业，在那里完成了五年半的学业。
李锐所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对毛泽东在一师时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有详细的记叙。
“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等，都曾涉及。”
“他从来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天的报纸，他特别注意分析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1916年7月25日写给肖子升的详述当时省内、国内和国际政局的两千多字的书信”，“显示令人惊叹的对时事动向的了如指掌，和为后来史实所证明的对世界大局的预见”。“信中痛述”当时的投机政客和军人“倾倒构陷，钻营之风大竞……捕杀人不辨黑白，军人政客气焰万丈”。对当时段祺瑞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日紧，“表示极大的忧虑，预料中日关系，‘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他叮咛自己的朋友，以天下为己任，一同作好准备，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可见，青年毛泽东决不只是一般关心时事的爱国学生，而是在严密注视国家大局预测世界风”的有心人。
但是，“北塔题词”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艺术水平，与毛泽东在1917年所达到水平比较，为何相差如此悬殊？
（一）“北塔题词”文字的舛误
“紫云晚照”是梅山（泛指安化）十景之一。
明嘉靖《安化县志》、清康熙《安化县志》、清同治《安化县志》均有记载。
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丛书《茶乡风云》（第二辑）《毛泽东同志两次到安化》说：“1917年……到安化县城——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罗驭雄所撰《毛泽东同志1917年到安化》文中说：“毛泽东……游览过……紫云山。”既然如此，当他携带毛笔、墨盒（题词的必备文具）有准备地登北塔题词，为何将几百年来脍炙人口、且为历来县志均已载入的“紫云晚照”写成“紫云反照”？
“反照”与“晚照”大相径庭。反照是光线反射，如“回光返照”、“夕阳反照”（返，反同义）就是指日落时的光线射到天空云面产生折射，因而天空又短时间地发亮，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任何地方都可见到。“紫云反照”是说“紫云发出反射的光”，这于事理不合。“晚照”中的“照”，指日光，是个名词，“晚照”是夕阳余晖，如杜甫《秋野》诗：“远岸秋沙白，连山晚照红。”夕阳下山，云如火烧，是一种壮丽的景色。“紫云晚照”，意为“紫云山上的晚照”。紫云山在城西二里，当时绿树蓊郁，山顶有寺，游人不绝；晴天每至傍晚，殷红的夕阳透过满山岚翠，如紫云缭绕，所以“紫云晚照”是梅城独有的景观，如改为“紫云反照”则意境全无矣。文学修养如此之深的毛泽东焉能将“晚照”误为“反照”？《茶乡风云·毛泽东同志两次到安化》文中将“紫云反照”解释为“紫云山上有一块巨石如镜，太阳射至石上，可以反射到县城，”此说不确。梅城有“镜子岩”，但在梁乙溪冲内，在今安化一中北区后小山的反背，离紫云山有两里，与梅城隔了一条山脊，无论它能否反照，城中都无法见到。
“铜锺滴水”更属谬误。“钟”的繁体字作“鐘”而不是“锺”。古代的钟是乐器。祭祀或宴飨时用，如“钟鼓乐之”。或悬挂于佛寺，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古代的“钟”，怎么会滴水？“铜锺滴水”应是“铜壶滴漏”之误。
罗驭雄《毛泽东同志1917年到安化》文中记叙：“1926年下半年，毛泽东来省建设厅，贺仙梯、陈心棠、龚翼星都在。我们相会，毛泽东说：‘那年到安化，住在劝学所，看了铜壶滴漏’”。铜壶滴漏，是古代计时器，《辞源》p·18 75和p·31 86俱作了解释，又叫“铜漏”、“漏壶”、“铜壶”。由三个方形播水壶和一个圆形受水壶组成。上面的播水壶叫日天壶，中间的叫夜天壶，下面的叫平水壶；水由日天壶递传而下，漏进最下的受水壶，壶中有铜人，抱漏箭，铜人下安箭舟。水涨舟浮，则箭随上出，按所刻符号指示时辰。
唐诗里就有多处提到“漏”，如：“月殿影开闻夜漏”（顾况），“水滴铜龙昼漏长”（薛逢），“离宫积翠夜漏长”（韦应物）。博学多才的毛泽东又在安化劝学所看到过铜壶滴漏，怎么会写出“铜锺滴水”来？
《茶乡风云·毛泽东同志两次到安化》一文解释说：“‘铜锺滴水’就是劝学所那座钟，每隔一小时，滴水一滴，声若洪钟”。这种想当然的解释，真是天大的笑话。“钟”里怎么会有水？即使有水，如果真是“每隔一小时，滴水一滴”，这“钟”里要安装一个怎样精巧的机械，才能精确地控制水流？如果这一滴水滴下来真的“声若洪钟”，这将是多么大的一滴水呢？
其实，梅城的“铜壶滴漏”，1949年解放以前，一直存放在劝学所（后改为教育局）第二进西北角上，四周用木栏围上，有安化书法家龚翼星用隶书题写的“铜壶滴漏”的匾额。这个历史文物，现在六七十岁的老人，很多都是见过的。
（二）“北塔题词”既无艺术性又无思想性
“北塔题词”从形式上看，写了四个并列的现成的词组：三处风景的名称，一个文物的名称。既非描写叙述，又非议论抒情，人们看不出风景与风景之间有何联系，更看不出风景与文物之间有何联系。它不是一首词。清舒梦兰所辑的《白香词谱》和现代龙榆生编撰的《唐宋词格律》，共收词牌150余调，其中没有一种词牌是这种四个四字句的格式。它也不是两首独立的对联，对联要求上下联两两相对，结构相同，而“北塔题词”的第三句中“滴水”是动宾结构，第四句中的“寒泉”是偏正结构；对联要求上联以仄声收尾，下联以平声收尾，而其第一句和第二句恰好相反。
“北塔题词”的排列倒像一首四言诗，但它的确又不是一首诗。四言是诗经体诗歌的主要形式：四言一句，隔句用韵。如人们最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如此。在表现方法上，诗经体诗歌多用比兴，如“关鸠”的前两句就是用“一对鸠鸟在河洲上关关地叫着”来起兴，以引起所吟咏的“淑女”。而“北塔题词”既不押韵，又不用比兴，它与诗无缘。
从内容看，“北塔题词”首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把不属于同一类属的事物，无条件的并列在一起。伊水拖蓝，紫云晚照，梅岭寒泉是自然景观，伊水河、紫云山、梅子仑都是地理环境这一类属，而铜壶滴漏是文物，是历史文化这一类属的。将它们无条件地并列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将萝卜、白菜、袜子、菠菜并列在一起一样，使人觉得十分滑稽，感到不伦不类。
再说，前面我们介绍过“题词”这种文体，它必须通过语言运用的某种形式，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毛泽东来安化的目的是作“社会调查”。《毛泽东同志两次到安化》对毛泽东在安化的调查活动概括为五个方面：一、调查安化历史，二、调查农民起义，三、调查农民疾苦，四、走访安化文人，五、游名胜古迹。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作的笔记《讲堂录》里也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览山水而已哉！”既然如此，那么，1917年秋，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回家略省后，经宁乡，过伏口，历久泽而至于梅城，沿途所见，安化所闻，一切社会动态，民间疾苦，无不积于其心中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感情，并且必然从他的社会活动（包括题词）中反映出来。
1917年时局动荡，国运垂危。先年，孙中山、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刚刚挫败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
（三）“北塔题词”落款不合惯例
1、以“字”署名，露出了杜撰的痕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名与字的分工是严格的。《礼·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疏》解释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因而以字相称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周瑜、鲁肃三人互称“孔明”、“公瑾”、“子敬”就是这个道理。在记叙或自称时则用“名”，如诸葛亮柴桑口吊丧的祭文中“亮也不才”的“亮”，就是自称其名，这是表示谦逊，也是对别人的恭敬。“署名”就是签名，不是署“字”，这是属于自称，如南宋丞相文天祥字宋瑞，，他在《<指南录>后序》的末尾写道：“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只用名，而不用“宋瑞”这个“字”。清文学家姚鼐字姬传，他在《登泰山记》最后写道：“桐城姚鼐记”。近代的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他在民国十五年（1926）赠朋友一副对联：
杏村仁兄雅属
清诗不敢私囊箧
明月傥肯留庭隅
丙寅六月梁启超书
这都是落款署名用名不用字的例子。毛泽东在他所有诗文、书信和题词后的署名也都如此，如他在第一师范时，给他的老师杨咏昌先生的还书便条，署名就是“泽东敬白”。何故独在“北塔题词”的署名时用字而不用名？
2、毛泽东字润之，而不是润芝
最具有权威性的证明应该是1917年前后这一段时期的文字资料。在第一师范时，毛泽东的好友以及关系密切的老师都称他润之。他的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原注）作一、二小时之旅行”；他的老师黎锦熙先生的日记中，提到毛泽东时，也是以润之相称：“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
至于1977年罗驭雄写《毛泽东同志1917年到安化》一文时，在文章末尾“肖子升说：‘民国6年，我跟润芝到安化……’”中，将“润之”写成“润芝”，因他是在第一师范学生时代以后的六十多年写这篇回忆录的，“芝”与“之”同音，可能误写。
为什么说，毛泽东字润之而不是字润芝呢？这又牵涉到我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名和取字是十分讲究的。古人在幼年时，由父母取名，“名”一般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其含义或易长成人、根基永固，或继承父志、光宗耀祖，或志向远大、鹏程万里，或克勤克俭、谨思慎行。到二十岁，已经成人，举行加冠礼，再取一字，在意义作为“名”的补充，所以名与字在意义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东汉班固字孟坚，坚与固同义；孟，是子女中居长者，因班固是班彪的长子，故取字孟坚。又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字孔明，明与亮同义，“孔”是很的意思；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比喻美德，“公”、“子”、“父（fǔ）”都是男子之美称，往往用以配字；宋朝文天祥字宋瑞，天即宋，以国为天，祥瑞同义；唐朝韩愈字退之，“愈”是胜过的意思，“退”是谦逊、退让之意，名与字是反义。取名取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流传到现在。毛泽东的“泽”，是恩惠之意，“东”指的东方，近代的“东方”与“西方”相对而言，泛指亚洲，也特指中国，“泽东”中的“泽”字用于使动，意思是使中国受到恩惠；“润”是“泽”的同义词，是滋润的意思，“之”是代词，可代东方，“润之”就是使东方得到滋润，获得恩惠。所以，“润之”与“泽东”是一对同义词语，在意义上互为补充。如果把“之”换成“芝”，就失去了这种特殊的含义，“芝”是一种菌类植物，古人以为瑞草，虽然它是一种吉祥的东西，但如果只是去润泽这种东西，那意义就太狭窄了；“芝”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香草，是“芷”的通假字，因为它香，古代一般用于女子名，如《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就叫刘兰芝。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5年8月第6次印刷）P·14 54“毛泽东”条：“字润之”，说明了毛泽东字润之是为全国公认的了。
然则，毛泽东为何在“北塔题词”时，将自己的“字”也写错了呢？
3、“八月秋”的写法，也不符合正常语序。
书信、礼品或诗画、题词的落款中，表时间有固定的语序，按时间单位年、月、日的大小顺序排列，如果要把“季”写进去，就必须将“季”放在“月”之前，现代人落款，毫无例外地都用这种语序。那么，是否古代的写法不同呢？请看两个例子。唐代《北岳恒山词碑并序》的落款，时间是这样写的：开元丁卯岁仲秋既望。“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丁卯”是以干支纪年，即开元十五年，“仲秋”是农历八月，“既望”是十六日。明朝汤阴县岳庙的《岳庙满江红词碑》碑文后的时间是：天顺二年春二月吉日。这个落款时间中的“春”就是写在年与月之间的。学贯古今的毛泽东，不会不注意这一点吧。
综上所述，所谓的“北塔题词”，表现了制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贫乏，对文学艺术的陌生，更表现出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缺乏了解；题词内容严重地脱离了毛泽东的思想实际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它只可能是不学无术者的杜撰。无论是让它留在党史资料中，或是刻碑传世，都是对毛泽东的玷辱。
二、从北宝塔的结构和它兴废的历史看
毛泽东没有在梅城北塔题词，北塔的塔内设施和它的兴废历史便是证明。
1、北塔内没有设置楼梯
宝塔是佛教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佛塔是隋大业七年（公元612年）所建的四门塔，在山东济南青龙山。佛塔又称浮屠或浮图，最初为供奉佛骨之用，后来也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或保存僧人遗体。由于塔与神佛的关系如此密切，后来人们就在地势重要之处建塔以镇风水，化凶压邪，保住一方吉福，这种塔叫风水塔。安化境内的塔俱为风水塔。无论是佛塔还是风水塔都不是供人游览登高的旅游建筑。宝塔内是否设置楼梯，并不根据游人需要而是根据塔的作用而定。如属庙院供奉佛骨或藏经的大型宝塔，则设置楼梯，以便祭扫、管理；如果是寺庙旁保存僧人遗体的塔，则是实心小塔，如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塔林便是。至于风水塔，一般塔体不大，有实心的，也有空心的。安化小淹的文澜塔，高21米；太平乡的乾元塔，小于文澜塔：都是实心的。梅城的联元塔（南宝塔）高6丈余，与文澜塔差不多；三元塔（北宝塔）高7丈余，略高于文澜塔：这两座都是空心塔。梅城的南塔和北塔虽是空心塔，因不是旅游建筑供人登临的，所以都未设楼梯。
梅城的北宝塔建于公元1885年。
梅城北宝塔被毁于公元1971年7月，共86年的历史。
为了弄清塔内究竟有无楼梯，同一天下午，笔者又访问了望城村北宝塔冲里87岁的老人刘海波，他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岁（1907）。他回忆说：北宝塔里从来就没有楼梯。笔者还请教过安化一中离休教师陈义初（现年75岁），他在1931年十二岁时，来梅城联立高小读书，当初游过北塔。他清楚记得，塔内没有楼梯。为什么没有楼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来就没有楼梯，一是楼梯烂掉了。那么，是不是烂掉了呢？笔者在1994年12月20日，还访问过1971年拆毁北塔的泥工队长杨贻谋。他说，拆塔时各层楼板均尚完好，只有第二层楼板开始腐朽，他们是自备楼梯逐层登上塔顶而拆毁的。根据他提供的情况，人们不难想到：既然八十六年来楼板尚能完好无缺，楼梯怎会在1931年提前40年烂掉呢？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宝塔内从来也没有过楼梯。
吴新民支书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听老人讲过，从前重九登高的时候，也有人上去，但都是自己带了楼梯的。
2、毛泽东1917年登上北塔第七层的可能性很小
毛泽东在1917年与肖子升作五县的徒步旅行是那年暑假的事。那时学校放暑假一般在7月20日左右，不像现在，因受全国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影响，放暑假提前到7月10日左右。他首先“回家略省”，从韶山出宁乡，进安化，至益阳，去沅江，于8月16日返回省城，行程近千里（长沙-梅城360里，梅城-益阳240里，益阳-沅江50里，沅江-长沙300里），时间前后只有20多天，沿途访问同学，以游学方式作社会调查，游览名胜，每到一个县，时间安排比较紧的。在安化时查阅了县志，瞻仰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访问了贫苦农民，三次登门才拜访到了当地有名的文人夏默庵（刘泽永按：是真的吗？），作为“游学先生”，还送过“鼎升泰”、“谦益吉”等几家商店的对联，游览过东华、紫云山，已经是颇费时日的了。当他觉得还有两座宝塔未游时，他选择了就在城边的北塔。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去过南塔，可能是南塔离城较远，而又时间不够的缘故。既然时间较紧，当他登上北塔山，走进塔门，看到塔内空空如也，没有楼梯，他会返回山下，到老百姓家借来楼梯，再上北塔吗？从他觉得时间紧而北塔各层并无可观之物，这一心理状态来分析，是不太可能的；从北塔山下当时只有一座扶王庙和一个水碾屋，别无人家的具体环境来分析，也是不太可能的。
更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毛泽东和肖子升他们自己的话。罗驭雄的《毛泽东同志1917年到安化》中说：“1926年，……毛泽东说：‘那年到安化，住在劝学所，看了铜壶滴漏，到过东华山，看到梅城全景。’”“1925年……肖子升说：‘民国6年，我跟润之到安化，到过东华山，全城在望。’”两人都对在东华山上看到梅城全景印象很深，这是为什么？东华山和北塔山都是100米高的小丘，东华山上有一座两层约三丈高的东华阁，北塔山上有一座七层七丈余高的宝塔，而东华阁有梯可上，北塔却无梯可上。如果毛泽东和肖子升，借来楼梯，爬上北宝塔第七层的话，观赏梅城全景时，视野就更辽阔了，那么他们印象最深的就不是东华山，而是北宝塔了。
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没有在北塔七层壁上题词。
3、北塔的历史告诉人们
对于什么时候发现毛泽东北塔题词，在安化有两种说法，一是50年代发现说，一是70年代发现说。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丛书收入的是后者。且不说这两种说法中时间上互相矛盾，就是在处所上也互相抵触，前者说的五层，后者说在第七层。但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他们所认定的内容和形式是完全一致的，可见是同出一源，各自演义不同而已。然而，北宝塔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说的都是谎言。
1971年，北宝塔在阅历了人间沧桑八十六个春秋以后，被拆毁了。拆毁它是为了利用它的砖石去修建安化氮肥厂的造气车间，因为它离氮肥厂只有一里多路，与它同是“四旧”的南宝塔，就因离氮肥厂远，而且山势较高，运输不方便，而躲过这次浩劫。据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安化氮肥厂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李太年，在
“北塔题词”的制作者有一副好心肠，他为安化90万人民争来了荣誉，但他不知道，他这个美丽的谎言却反过来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也愚弄了安化90万人民，还会给历史留下一个难于解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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