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城
“毛泽东题词纪念碑”碑文质疑》
1993年冬,安化县为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在梅城镇建了一座“毛泽东题词纪念碑”。纪念碑耸立在新街东首,高大壮观,引人注目。碑文曰:
伊水拖蓝
紫云反照
铜锺滴水
梅岭寒泉
毛润芝
民国六年八月秋
碑的背面镌刻着当时安化县县长作的序。据序文介绍,这一题词是毛泽东于1917年8月与同学来安化县(当时县治梅城)作社会调查时,登临城外北塔书写在宝塔七层壁上的。这一题词(下文姑称“北塔题词”)1988年被收入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并载入《湖南党史月刊》1993年第12期《天下为公》一文中;而这次纪念碑的修建,使之正式与群众见面,并将流传于千秋万代。纪念碑落成典礼,有地、县各级领导参加,影响很大,如桃江县在编辑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全国有奖征联选集《葵心集》时,就将“北塔题词”收入该集中。这本《葵心集》已出版向全国发行。
“北塔题词”从口头流传到载入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从而勒石刻碑,对当代人来说,它是人们怀念伟大领袖的象征,寄寓了人们对毛泽东的热爱之情;对后代人来说,它是说明历史的资料,将反映一个伟人的思想发展道路和他的部分经历,是后代研究毛泽东这一历史伟人的物证,它将和毛泽东的文章、诗词一同进入史册。所以,“北塔题词”的真实性应该是绝对的。毛泽东又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政治家和诗人,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他,这种研究,将来无疑地会成为一种专门学术,像研究马克思、华盛顿、曹雪芹、鲁迅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北塔题词”作为一个历史资料,它的真实性就更加显得重要。
然而,“北塔题词”从作为党史资料到勒石立碑,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的论证,因为它的论据太不充足。
(一)没有历史文献依据。
1、1993年8月出版的《安化县志》“大事记”中载:
民国6年(1917)
8月 毛泽东与同学肖旭东(子升)从长沙至伏口、久泽坪、县城等地作社会调查,经仙溪去益阳,1986年中共久泽坪支部为之立碑纪念。
县志关于毛泽东1917年来安化一事的叙述中,对1988年即被收入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1993年又勒石立碑的“北塔题词”未予肯定。
2、毛泽东于
3、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罗驭雄曾于1917年8月与另一同学罗宗翰(刘泽永按:内人罗京梅的祖父)在安化伏口家中接待了毛泽东、肖旭东。罗驭雄撰文《毛泽东1917年到安化》回忆此事:“毛泽东在县城,住在劝学所,游览过东华、紫云山、北宝塔,看过‘铜壶滴漏’,送过‘鼎升泰’、‘谦益吉’等几家商店的对联……”亦未提到“北塔题词”一事。
(二)没有任何物证。
1、没有毛泽东手书的底稿;
2、没有照片、描摹的复制件,甚至没有直接来自现场的抄件;
3、北宝塔已于1971年7月被拆毁。
(三)无确切的人证。
(四)最重要的一点,“北塔题词”无论是文字、语言的运用,还是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都与毛泽东当时(1917年,24岁)激进的思想,敏锐的目光,出世的才华,丰富的知识有天渊之别。
如果“北塔题词”或系他人杜撰,流传开去,则必将有损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也必为后人对毛泽东的研究增加极大的困难。为此,与其留给后人去作考证,倒不如我们这一代人,把它弄个清楚,也好对后人有所交代。本文拟从我国传统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和史实的角度, 对“北塔题词”提出几点质疑,并就教于方家及党史研究工作者。
一、从“北塔题词”的本身看
题词必须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或句或段,或诗或词,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即使是借用现成的语句,也必须能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这一点,自古至今概莫能外,凡是有一定传统文化知识的都应知道。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而且是举世公认的诗人。他青少年时代饱读诗书,稍长更是才华横溢,早在他十七岁离家赴长沙求学时,就写下了那表现伟大抱负的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2年春,十九岁时,考进长沙湖南省立中学,在那里求学的半年中,留下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此文作于民国初创之际,百废待兴之时,借题发挥,提出政府法令是为民谋利造福的工具,法令善,民必拥护,法令不善,民必反对的观点。肯定商鞅之变法,而讥徙木立信的措施,主张开发民智,改革政治。立论高远,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流畅,“绝无浮烟涨墨”,是一篇“有功于社会的文字”。1912年秋,他辍学移居湖南图书馆附近,每日去图书馆中读书;这半年他博览群书,潜心研究中国历史。1913年春二十岁时,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毕业,在那里完成了五年半的学业。
李锐所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对毛泽东在一师时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有详细的记叙。
“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等,都曾涉及。”
“他从来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天的报纸,他特别注意分析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1916年7月25日写给肖子升的详述当时省内、国内和国际政局的两千多字的书信”,“显示令人惊叹的对时事动向的了如指掌,和为后来史实所证明的对世界大局的预见”。“信中痛述”当时的投机政客和军人“倾倒构陷,钻营之风大竞……捕杀人不辨黑白,军人政客气焰万丈”。对当时段祺瑞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日紧,“表示极大的忧虑,预料中日关系,‘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他叮咛自己的朋友,以天下为己任,一同作好准备,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可见,青年毛泽东决不只是一般关心时事的爱国学生,而是在严密注视国家大局预测世界风”的有心人。
但是,“北塔题词”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艺术水平,与毛泽东在1917年所达到水平比较,为何相差如此悬殊?
(一)“北塔题词”文字的舛误
“紫云晚照”是梅山(泛指安化)十景之一。
明嘉靖《安化县志》、清康熙《安化县志》、清同治《安化县志》均有记载。
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丛书《茶乡风云》(第二辑)《毛泽东同志两次到安化》说:“1917年……到安化县城——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罗驭雄所撰《毛泽东同志1917年到安化》文中说:“毛泽东……游览过……紫云山。”既然如此,当他携带毛笔、墨盒(题词的必备文具)有准备地登北塔题词,为何将几百年来脍炙人口、且为历来县志均已载入的“紫云晚照”写成“紫云反照”?
“反照”与“晚照”大相径庭。反照是光线反射,如“回光返照”、“夕阳反照”(返,反同义)就是指日落时的光线射到天空云面产生折射,因而天空又短时间地发亮,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任何地方都可见到。“紫云反照”是说“紫云发出反射的光”,这于事理不合。“晚照”中的“照”,指日光,是个名词,“晚照”是夕阳余晖,如杜甫《秋野》诗:“远岸秋沙白,连山晚照红。”夕阳下山,云如火烧,是一种壮丽的景色。“紫云晚照”,意为“紫云山上的晚照”。紫云山在城西二里,当时绿树蓊郁,山顶有寺,游人不绝;晴天每至傍晚,殷红的夕阳透过满山岚翠,如紫云缭绕,所以“紫云晚照”是梅城独有的景观,如改为“紫云反照”则意境全无矣。文学修养如此之深的毛泽东焉能将“晚照”误为“反照”?《茶乡风云·毛泽东同志两次到安化》文中将“紫云反照”解释为“紫云山上有一块巨石如镜,太阳射至石上,可以反射到县城,”此说不确。梅城有“镜子岩”,但在梁乙溪冲内,在今安化一中北区后小山的反背,离紫云山有两里,与梅城隔了一条山脊,无论它能否反照,城中都无法见到。
“铜锺滴水”更属谬误。“钟”的繁体字作“鐘”而不是“锺”。古代的钟是乐器。祭祀或宴飨时用,如“钟鼓乐之”。或悬挂于佛寺,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古代的“钟”,怎么会滴水?“铜锺滴水”应是“铜壶滴漏”之误。
罗驭雄《毛泽东同志1917年到安化》文中记叙:“1926年下半年,毛泽东来省建设厅,贺仙梯、陈心棠、龚翼星都在。我们相会,毛泽东说:‘那年到安化,住在劝学所,看了铜壶滴漏’”。铜壶滴漏,是古代计时器,《辞源》p·18 75和p·31 86俱作了解释,又叫“铜漏”、“漏壶”、“铜壶”。由三个方形播水壶和一个圆形受水壶组成。上面的播水壶叫日天壶,中间的叫夜天壶,下面的叫平水壶;水由日天壶递传而下,漏进最下的受水壶,壶中有铜人,抱漏箭,铜人下安箭舟。水涨舟浮,则箭随上出,按所刻符号指示时辰。
唐诗里就有多处提到“漏”,如:“月殿影开闻夜漏”(顾况),“水滴铜龙昼漏长”(薛逢),“离宫积翠夜漏长”(韦应物)。博学多才的毛泽东又在安化劝学所看到过铜壶滴漏,怎么会写出“铜锺滴水”来?
《茶乡风云·毛泽东同志两次到安化》一文解释说:“‘铜锺滴水’就是劝学所那座钟,每隔一小时,滴水一滴,声若洪钟”。这种想当然的解释,真是天大的笑话。“钟”里怎么会有水?即使有水,如果真是“每隔一小时,滴水一滴”,这“钟”里要安装一个怎样精巧的机械,才能精确地控制水流?如果这一滴水滴下来真的“声若洪钟”,这将是多么大的一滴水呢?
其实,梅城的“铜壶滴漏”,1949年解放以前,一直存放在劝学所(后改为教育局)第二进西北角上,四周用木栏围上,有安化书法家龚翼星用隶书题写的“铜壶滴漏”的匾额。这个历史文物,现在六七十岁的老人,很多都是见过的。
(二)“北塔题词”既无艺术性又无思想性
“北塔题词”从形式上看,写了四个并列的现成的词组:三处风景的名称,一个文物的名称。既非描写叙述,又非议论抒情,人们看不出风景与风景之间有何联系,更看不出风景与文物之间有何联系。它不是一首词。清舒梦兰所辑的《白香词谱》和现代龙榆生编撰的《唐宋词格律》,共收词牌150余调,其中没有一种词牌是这种四个四字句的格式。它也不是两首独立的对联,对联要求上下联两两相对,结构相同,而“北塔题词”的第三句中“滴水”是动宾结构,第四句中的“寒泉”是偏正结构;对联要求上联以仄声收尾,下联以平声收尾,而其第一句和第二句恰好相反。
“北塔题词”的排列倒像一首四言诗,但它的确又不是一首诗。四言是诗经体诗歌的主要形式:四言一句,隔句用韵。如人们最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如此。在表现方法上,诗经体诗歌多用比兴,如“关鸠”的前两句就是用“一对鸠鸟在河洲上关关地叫着”来起兴,以引起所吟咏的“淑女”。而“北塔题词”既不押韵,又不用比兴,它与诗无缘。
从内容看,“北塔题词”首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把不属于同一类属的事物,无条件的并列在一起。伊水拖蓝,紫云晚照,梅岭寒泉是自然景观,伊水河、紫云山、梅子仑都是地理环境这一类属,而铜壶滴漏是文物,是历史文化这一类属的。将它们无条件地并列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将萝卜、白菜、袜子、菠菜并列在一起一样,使人觉得十分滑稽,感到不伦不类。
再说,前面我们介绍过“题词”这种文体,它必须通过语言运用的某种形式,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毛泽东来安化的目的是作“社会调查”。《毛泽东同志两次到安化》对毛泽东在安化的调查活动概括为五个方面:一、调查安化历史,二、调查农民起义,三、调查农民疾苦,四、走访安化文人,五、游名胜古迹。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作的笔记《讲堂录》里也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览山水而已哉!”既然如此,那么,1917年秋,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回家略省后,经宁乡,过伏口,历久泽而至于梅城,沿途所见,安化所闻,一切社会动态,民间疾苦,无不积于其心中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感情,并且必然从他的社会活动(包括题词)中反映出来。
1917年时局动荡,国运垂危。先年,孙中山、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刚刚挫败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
(三)“北塔题词”落款不合惯例
1、以“字”署名,露出了杜撰的痕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名与字的分工是严格的。《礼·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疏》解释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因而以字相称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周瑜、鲁肃三人互称“孔明”、“公瑾”、“子敬”就是这个道理。在记叙或自称时则用“名”,如诸葛亮柴桑口吊丧的祭文中“亮也不才”的“亮”,就是自称其名,这是表示谦逊,也是对别人的恭敬。“署名”就是签名,不是署“字”,这是属于自称,如南宋丞相文天祥字宋瑞,,他在《<指南录>后序》的末尾写道:“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只用名,而不用“宋瑞”这个“字”。清文学家姚鼐字姬传,他在《登泰山记》最后写道:“桐城姚鼐记”。近代的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他在民国十五年(1926)赠朋友一副对联:
杏村仁兄雅属
清诗不敢私囊箧
明月傥肯留庭隅
丙寅六月梁启超书
这都是落款署名用名不用字的例子。毛泽东在他所有诗文、书信和题词后的署名也都如此,如他在第一师范时,给他的老师杨咏昌先生的还书便条,署名就是“泽东敬白”。何故独在“北塔题词”的署名时用字而不用名?
2、毛泽东字润之,而不是润芝
最具有权威性的证明应该是1917年前后这一段时期的文字资料。在第一师范时,毛泽东的好友以及关系密切的老师都称他润之。他的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原注)作一、二小时之旅行”;他的老师黎锦熙先生的日记中,提到毛泽东时,也是以润之相称:“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
至于1977年罗驭雄写《毛泽东同志1917年到安化》一文时,在文章末尾“肖子升说:‘民国6年,我跟润芝到安化……’”中,将“润之”写成“润芝”,因他是在第一师范学生时代以后的六十多年写这篇回忆录的,“芝”与“之”同音,可能误写。
为什么说,毛泽东字润之而不是字润芝呢?这又牵涉到我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名和取字是十分讲究的。古人在幼年时,由父母取名,“名”一般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其含义或易长成人、根基永固,或继承父志、光宗耀祖,或志向远大、鹏程万里,或克勤克俭、谨思慎行。到二十岁,已经成人,举行加冠礼,再取一字,在意义作为“名”的补充,所以名与字在意义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东汉班固字孟坚,坚与固同义;孟,是子女中居长者,因班固是班彪的长子,故取字孟坚。又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字孔明,明与亮同义,“孔”是很的意思;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比喻美德,“公”、“子”、“父(fǔ)”都是男子之美称,往往用以配字;宋朝文天祥字宋瑞,天即宋,以国为天,祥瑞同义;唐朝韩愈字退之,“愈”是胜过的意思,“退”是谦逊、退让之意,名与字是反义。取名取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流传到现在。毛泽东的“泽”,是恩惠之意,“东”指的东方,近代的“东方”与“西方”相对而言,泛指亚洲,也特指中国,“泽东”中的“泽”字用于使动,意思是使中国受到恩惠;“润”是“泽”的同义词,是滋润的意思,“之”是代词,可代东方,“润之”就是使东方得到滋润,获得恩惠。所以,“润之”与“泽东”是一对同义词语,在意义上互为补充。如果把“之”换成“芝”,就失去了这种特殊的含义,“芝”是一种菌类植物,古人以为瑞草,虽然它是一种吉祥的东西,但如果只是去润泽这种东西,那意义就太狭窄了;“芝”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香草,是“芷”的通假字,因为它香,古代一般用于女子名,如《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就叫刘兰芝。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5年8月第6次印刷)P·14 54“毛泽东”条:“字润之”,说明了毛泽东字润之是为全国公认的了。
然则,毛泽东为何在“北塔题词”时,将自己的“字”也写错了呢?
3、“八月秋”的写法,也不符合正常语序。
书信、礼品或诗画、题词的落款中,表时间有固定的语序,按时间单位年、月、日的大小顺序排列,如果要把“季”写进去,就必须将“季”放在“月”之前,现代人落款,毫无例外地都用这种语序。那么,是否古代的写法不同呢?请看两个例子。唐代《北岳恒山词碑并序》的落款,时间是这样写的:开元丁卯岁仲秋既望。“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丁卯”是以干支纪年,即开元十五年,“仲秋”是农历八月,“既望”是十六日。明朝汤阴县岳庙的《岳庙满江红词碑》碑文后的时间是:天顺二年春二月吉日。这个落款时间中的“春”就是写在年与月之间的。学贯古今的毛泽东,不会不注意这一点吧。
综上所述,所谓的“北塔题词”,表现了制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贫乏,对文学艺术的陌生,更表现出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缺乏了解;题词内容严重地脱离了毛泽东的思想实际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它只可能是不学无术者的杜撰。无论是让它留在党史资料中,或是刻碑传世,都是对毛泽东的玷辱。
二、从北宝塔的结构和它兴废的历史看
毛泽东没有在梅城北塔题词,北塔的塔内设施和它的兴废历史便是证明。
1、北塔内没有设置楼梯
宝塔是佛教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佛塔是隋大业七年(公元612年)所建的四门塔,在山东济南青龙山。佛塔又称浮屠或浮图,最初为供奉佛骨之用,后来也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或保存僧人遗体。由于塔与神佛的关系如此密切,后来人们就在地势重要之处建塔以镇风水,化凶压邪,保住一方吉福,这种塔叫风水塔。安化境内的塔俱为风水塔。无论是佛塔还是风水塔都不是供人游览登高的旅游建筑。宝塔内是否设置楼梯,并不根据游人需要而是根据塔的作用而定。如属庙院供奉佛骨或藏经的大型宝塔,则设置楼梯,以便祭扫、管理;如果是寺庙旁保存僧人遗体的塔,则是实心小塔,如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塔林便是。至于风水塔,一般塔体不大,有实心的,也有空心的。安化小淹的文澜塔,高21米;太平乡的乾元塔,小于文澜塔:都是实心的。梅城的联元塔(南宝塔)高6丈余,与文澜塔差不多;三元塔(北宝塔)高7丈余,略高于文澜塔:这两座都是空心塔。梅城的南塔和北塔虽是空心塔,因不是旅游建筑供人登临的,所以都未设楼梯。
梅城的北宝塔建于公元1885年。
梅城北宝塔被毁于公元1971年7月,共86年的历史。
为了弄清塔内究竟有无楼梯,同一天下午,笔者又访问了望城村北宝塔冲里87岁的老人刘海波,他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岁(1907)。他回忆说:北宝塔里从来就没有楼梯。笔者还请教过安化一中离休教师陈义初(现年75岁),他在1931年十二岁时,来梅城联立高小读书,当初游过北塔。他清楚记得,塔内没有楼梯。为什么没有楼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来就没有楼梯,一是楼梯烂掉了。那么,是不是烂掉了呢?笔者在1994年12月20日,还访问过1971年拆毁北塔的泥工队长杨贻谋。他说,拆塔时各层楼板均尚完好,只有第二层楼板开始腐朽,他们是自备楼梯逐层登上塔顶而拆毁的。根据他提供的情况,人们不难想到:既然八十六年来楼板尚能完好无缺,楼梯怎会在1931年提前40年烂掉呢?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宝塔内从来也没有过楼梯。
吴新民支书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听老人讲过,从前重九登高的时候,也有人上去,但都是自己带了楼梯的。
2、毛泽东1917年登上北塔第七层的可能性很小
毛泽东在1917年与肖子升作五县的徒步旅行是那年暑假的事。那时学校放暑假一般在7月20日左右,不像现在,因受全国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影响,放暑假提前到7月10日左右。他首先“回家略省”,从韶山出宁乡,进安化,至益阳,去沅江,于8月16日返回省城,行程近千里(长沙-梅城360里,梅城-益阳240里,益阳-沅江50里,沅江-长沙300里),时间前后只有20多天,沿途访问同学,以游学方式作社会调查,游览名胜,每到一个县,时间安排比较紧的。在安化时查阅了县志,瞻仰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访问了贫苦农民,三次登门才拜访到了当地有名的文人夏默庵(刘泽永按:是真的吗?),作为“游学先生”,还送过“鼎升泰”、“谦益吉”等几家商店的对联,游览过东华、紫云山,已经是颇费时日的了。当他觉得还有两座宝塔未游时,他选择了就在城边的北塔。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去过南塔,可能是南塔离城较远,而又时间不够的缘故。既然时间较紧,当他登上北塔山,走进塔门,看到塔内空空如也,没有楼梯,他会返回山下,到老百姓家借来楼梯,再上北塔吗?从他觉得时间紧而北塔各层并无可观之物,这一心理状态来分析,是不太可能的;从北塔山下当时只有一座扶王庙和一个水碾屋,别无人家的具体环境来分析,也是不太可能的。
更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毛泽东和肖子升他们自己的话。罗驭雄的《毛泽东同志1917年到安化》中说:“1926年,……毛泽东说:‘那年到安化,住在劝学所,看了铜壶滴漏,到过东华山,看到梅城全景。’”“1925年……肖子升说:‘民国6年,我跟润之到安化,到过东华山,全城在望。’”两人都对在东华山上看到梅城全景印象很深,这是为什么?东华山和北塔山都是100米高的小丘,东华山上有一座两层约三丈高的东华阁,北塔山上有一座七层七丈余高的宝塔,而东华阁有梯可上,北塔却无梯可上。如果毛泽东和肖子升,借来楼梯,爬上北宝塔第七层的话,观赏梅城全景时,视野就更辽阔了,那么他们印象最深的就不是东华山,而是北宝塔了。
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没有在北塔七层壁上题词。
3、北塔的历史告诉人们
对于什么时候发现毛泽东北塔题词,在安化有两种说法,一是50年代发现说,一是70年代发现说。中共安化县党史资料丛书收入的是后者。且不说这两种说法中时间上互相矛盾,就是在处所上也互相抵触,前者说的五层,后者说在第七层。但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他们所认定的内容和形式是完全一致的,可见是同出一源,各自演义不同而已。然而,北宝塔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说的都是谎言。
1971年,北宝塔在阅历了人间沧桑八十六个春秋以后,被拆毁了。拆毁它是为了利用它的砖石去修建安化氮肥厂的造气车间,因为它离氮肥厂只有一里多路,与它同是“四旧”的南宝塔,就因离氮肥厂远,而且山势较高,运输不方便,而躲过这次浩劫。据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安化氮肥厂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李太年,在
“北塔题词”的制作者有一副好心肠,他为安化90万人民争来了荣誉,但他不知道,他这个美丽的谎言却反过来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也愚弄了安化90万人民,还会给历史留下一个难于解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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