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妈妈在南京仅住了不到半年，1948年10月间，我们就回到了老家，我当即到东塘完小读高小五年二期。1949年7、8月间，父亲被新成立的湘阴县教育局聘担任显庆乡中心学校（即东塘完小）校长。学校不大，可能有十来个教职员工，不到一百个学生。老师大都住校，除我的父亲和堂兄张再修外，我印象最深的老师还有葛齐光和李涵庄等老师。学生们大部分是读跑学，只有十来个家住得远而且家里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读寄宿。我和高菊村、易植怀、何出类等人住在一个房间。在这里，我读了整个小学阶段中最认真也是最有成效的一年书了。
湖南省和平解放以后，在湖南大学成立了“湖南革命军政大学”（简称“革大”）。这一消息在东塘完小的老师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场关于往何处去的大讨论，在他们中间展开了。我们学生根本不关心这件事。但我父亲的态度我不可能不关心，所以，对他们的讨论我也很注意听。总的来说，有两大派，一是以葛齐光老师为首的“以不变应万变”派；一是以我父亲为首的“主动适应”派。葛老师主张大家安心教书，静观其变。而父亲看到要投身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必须进“革大”再学习。大讨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大家只能各走各的路。因此，父亲辞去校长职务，独自去长沙投考“革大”了。
父亲在去报考革大之前，通过关系，给我在县教育局搞到一张“毕业证书”。当时，其实我还差一个学期才毕业。如果没有这张“毕业证书”，我不可能去长沙考取初中。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命运也许和我们班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只能在农村过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这件当时看来很平常的事情，对我的一生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足见父亲的先见之明了。
1950年5月，父亲考入“革大”第二期第二部（中教部）第33班学习。说来也非常凑巧，爸爸在长沙过轮渡时，在船上遇见了他最好的同学李慕清。李原本打算留在南京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是回到湖南来了。不过，李伯伯的亲弟弟确实是早已参加了共产党，但李伯伯解放后并没有得到好的下场。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有独立见解和不喜欢吹牛拍马的耿直之人。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遣送回家乡耒阳农村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平反和“恢复工作”。可是，这时候的李伯伯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翁了。回到南县一中，只能让他的儿子顶职进该校教书，而李伯伯自己则按政策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就断送在这一“右派”的帽子下了。
1950年底，父亲在革大学习毕业后，被派到湖南衡山县担任土改工作队员。不到半年就完成土改任务，随即被省教育厅分配到当时非常边远落后的蓝田县省立第十五中学担任总务主任。主管全校后勤工作，也算是学校领导班子的一员吧。记得当时湖南省教育厅给了芷江和蓝田两个地方的省立中学由父亲自己选一个，父亲和妈妈商量以后，觉得还是选近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就决定到蓝田省立十五中去。
省立十五中是1946年8月1日，由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决定在蓝田光明山，原国立师范学院旧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完全中学，直属省教育厅管理，面向全省招生。1951年上半年，该校有教职员工100多人，我记得校长好象是陈青云，教导主任是解尧卿老师（女），总务主任就是我父亲了。全校高初中有学生500人左右。当时，这个学校基本上是一个错综复杂、宗派斗争严重的烂摊子。学校自1949年秋解放到1950年暑假，在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仅仅是校长就更换了五、六个。他们有的是调走的，有的是被挤走的，有的是被气走的，有的是不辞而别的。而教职员工也明显地分成了本地派、益阳派和外来派。当时的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1951年8月，省政府决定从安化、湘乡和邵阳各划一部分区域，新成立一个蓝田县。1952年8月蓝田县又更名为涟源县。所以，1952年12月，省立十五中便更名为涟源县第一中学，但仍属省教育厅直接管理。
1951年3月左右，父亲先到蓝田省立十五中去报到。没过多久，我和妈妈就和分到该校任教的肖鹤林老师同路去蓝田。我们先从长沙坐长途汽车到永丰（现双丰），然后再走一百二十里山路，经杨家滩到达蓝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这么远的山路。好在我们的行李另外请人挑走了，我和妈妈基本上是空手走路。而同行的肖鹤林老师，则是自己挑行李。尽管天气还很凉，但我看肖老师总是挑得满头大汗。我们走走停停，从早到晚，大约走了七、八十里路。不过，从永丰到蓝田的路还好走。一路基本上都是石板路，而且每隔十来里路，就有一个供路人歇脚的“茶亭”，它们几乎都是依托一户人家，将亭子跨路而建。亭子一边是住户的正大门，进门就是堂屋。亭子另一边的木柱之间用大的木头固定连接，用来供路人坐下休息。茶亭有凉茶免费供应。所谓“凉茶”，实际上就是在一口约半米高的大瓦缸里泡了一缸茶。茶叶估计有大半斤，至于水和茶叶是哪天泡的，这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每到这里来歇脚的路客们，都是累的喉干舌苦，能喝上一杯清凉的冷茶，已经是莫大的享受了。而且，当时那里确实可以说是山清水秀，溪流潺潺，没有污染，就是路边的溪水也是可以随便喝的。茶亭里喝茶的工具更为简单，就是一个带长柄的小竹筒。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有多少人，都是用它直接到那口茶缸里面舀茶喝。一个喝饱了，另一个接着喝，也没有谁说要洗一洗，擦一擦的。久而久之，那个小竹筒已经失去了竹子的颜色，完全和茶的颜色一个样。路客们在茶亭里，自由自在地喝茶、抽烟和交谈，一派和谐舒坦的气氛。
记得我们傍晚到达一坐高山顶的小小旅馆（其实就是一户人家）时，大家又累又渴又饿。我们进门后，发现这个所谓的旅馆，实际上在我们进去时，没有住一个旅客，当晚，大概就是我们三个旅客了。店里也只有夫妻两人，店主是他们，服务员也是他们。条件虽然简陋，服务倒是很热情。我们进房后，他们立即送来了洗脸水和凉茶，并问我们吃不吃饭。我们当然要，而且希望他们快点做。至于菜，那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说尽量搞好点就是。不过，也就是他们自己平时吃的菜。没过十分钟，就来叫我们吃饭了。我们心想怎么这么快？原来是他们刚刚吃过饭，锅里剩的饭还很热，菜是刚炒的一大碗酸黄芥菜和一大碗现炒的青辣椒，都没放什么油。也许是太饿了吧，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是那碗酸黄芥菜，味道实在是太好了。我们一会儿就把那大碗酸黄芥菜吃完了。只得请老板再炒一碗，很快这碗又吃完了。就这么吃一碗炒一碗，我们三个人总共吃了五大碗酸黄芥菜。那顿饭吃得又香又合口味，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和妈妈还经常谈起那次吃五大碗酸黄芥菜的事。
蓝田这个地方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环境恶劣，家族和派系斗争严重，民风非常刁悍。刚到十五中时，临时住在老医务室的一间房子。有一天我看到屋边上有许多小笋子，打算去挖。刚挖第一锄，就有一个农民要上来打我，我们说了很多抱歉的话，也保证以后不挖了，那人才气冲冲地走了。这种刁悍的民风，家族和派系斗争，必然反映到政府和各个部门，学校也不例外。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外来人的父亲，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看到这些，甚至还后悔不该来蓝田。但反过来一想，芷江的地理位置更靠湖南省的西边，交通更不方便，环境更加恶劣，民风可能更刁悍，而且，解放前就听说湘西土匪多，情况可能还不如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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