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刮过乡野，将一冬积攒的浮土打扫干净。地气萌发，沿河冰凌消了，两岸柳梢绿了。每当开河时节，村乡里的老人总要三三两两逝去。
老人们熬到一定年头，自己也记不清自己岁数，正月里还能吃能动，拄着拐棍在院里烤旺火，挪到大门外看秧歌。可偏偏天气一暖，说不行就不行了，终究还是没赶上今年的桃杏花开。他们走得很安详，说不上个什么灾病，往往无疾而终，似乎不愿过多的拖累儿孙。这时候，晚辈们就该为老人操办丧事了。
各乡各县闹过正月的红火，忙过一阵，乡间的那些吹手不得拾闲，正经活儿才等着他们。我的朋友张玉平是代县城有名的吹手，自己搭一个班子，作为班主，一年的营生在这才开了个头，游走四乡的日子还长着呢。
丧仪上是少不得鼓班的，或者说，鼓班简直就是丧仪的胆，是贯穿整个丧仪的一条主线。
忙碌中的张玉平显得格外庄重。
白事筵
丧仪是人生的终结礼，仪规繁琐，场面宏大。老养终祭，孝道的根本，马虎不得。经过几千年的熟化，乡间渐渐形成一整套繁复程序，从初终、小殓、大殓到殡葬、葬后，计有40多项。后来简化了，为闯过花甲之年的老人举行葬礼，是当做喜事来办的，所以又叫“白喜事”或“白事筵”。家族里的长辈，这时候就成了一言九鼎的头面人物。事筵上还要聘请一位熟悉礼仪、大家孚服的人担任总领，由他统管各项事宜，东家则一应听从。 事筵办得成功与否，除了诸般细节无一差池外，还有一项最紧要的，就是看东家雇请的响器班子如何，这也是人们在忙乱之余的另一种期待。来上一班子或几班子好响器，听着叫了好，其他即便有些疏漏，也尽在众人体谅之中。执事单中“照鼓”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招呼鼓班的。
出殡头天夜里先要恭送亡灵归天，叫送行。鼓班必须赶在这天午后如约而至，到事主家“安鼓”。往往是，鼓班一干人刚刚从前一个事筵上下来，不及回家，轻装行走，直接就赶了过来。不论路途远近，东家概不接送。伙计们背着唢呐管笙、锣鼓钹镲等“家具”，在村道上结伴而行。
进得院来，径直去西南方位。按照风水讲究，那一角落是全院的最下首，靠近茅厕，俗称“乌龟头”。已有方桌摆在那里，上面放些小兰花烟、一摞粗瓷笨碗，铁茶壶里已经抓了一把廉价砖茶。煨上个老树圪墩算是旺火，也就有了些气氛。火着起来，坐上茶壶。安顿好乐器，开场锣鼓敲响，唢呐笙管吹起，这就安了鼓。
虽说出殡在第二天，可头天夜里的“送行”在整个丧礼中至关重要。说是死者的灵魂离开肉体，先要赶赴阴间报到；还说是送好了行，死者能在地下安息，生者也会日后安宁。所以不仅气氛隆重，而且十分讲究。举手投足间，要屏息凝神、谨言慎行，哪怕碰翻一只碗，踢倒一个板凳，也是给死者在阴间添罪。事先已经请人算好，令行禁止不可错过半点时辰。当天夜里，孝子贤孙们跪伏在土院里，哭号得声嘶力竭。这种场合，鼓班自然不敢怠慢，陪着小心，拿出十二分的本事来为东家送好这个“行”。吃罢夜饭，鼓手们铆足了劲儿，硬硬儿吹上几通，叫“鸹灵”。鼓声响过，纷乱嘈杂的人声即刻被盖住了。倏地，呜呜哇哇……一声长号闷声闷气，像在地底下憋了很久才挤出声音来，众人闻之色变。继而，鼓班的“梁柱”吹起唢呐。声声含悲，撕破清冷的夜幕。曲牌以悲苦、低沉情绪为主，如《哭灵堂》等。鼓乐声中，各人踅摸见该拿的灯盏纸扎、灵牌仪仗，哭喊着不同的腔调，念叨着各自的悲情。白花花的人流冲向黑乎乎的街巷，向村口慢慢走去。
一出村口，生者和死者就要告别了。“望乡台”下，便是生离死别之处。鼓班奏响气势恢弘的《西方赞》，一支唢呐仰天长啸，两部笙篁和弦而歌。兀地，管子声从鼓乐中脱颖而出，如高嗓门的领哭，整个乐班悲声相和，如众人同泣。送行的儿孙们不忍看着老人孑然一身，走人月黑风急的旷野，走向那昏惨惨的冥界。闪烁烁的灯火、金灿灿的纸扎、凄戚戚的鼓乐，仿佛伸出千只万只手，扯住、拽住、留住将要远去的灵魂，甚至要他死而复生、重回人间。
极度悲怆的氛围中，鼓手们似乎已经忘了正在为别人效力，忘了自己卑微的身份，忘了手中拿的还是乐器。平日里的愤懑积郁，他人与自身的命运，辛苦的汗水和难言的泪水，全部化作感天动地的鼓乐齐鸣。辉煌的《西方赞》转入哀怨的《苦伶仃》，凄楚的《十二层楼》紧接肝肠寸断的《小拾幡》……一腔情怀，满腹悲愤，人生的苦辣酸甜，全部托付给了锣鼓管笙。一支唢呐吹出哀哀怨怨，杜鹃啼血；两部笙篁衬托主调，苍凉悠远。檀板似雨打荷萍，声声断断；锣鼓如旱天雷鸣，震撼人心。鼓手们用自己的演奏，将一个金光灿烂、鸟语花香的理想世界奉献给死者。让亲人们的哀思附随着鼓乐，送别亡人去到生命长河的彼岸；让逝者在音乐构筑的天堂里，早日轮回。
行进的人群在村外缓缓停下。《上西天》乐声中，主丧人将各色“纸扎”堆拢一处，燃起熊熊大火。焚化了的瓦屋大院、金箱银柜、车马奴仆、一应器具，还有准备贿赂各路门槛、各方鬼神的巨额冥钞，全都跟着烈焰升天，任由死者在阴间消受。顷刻灰飞烟灭。主事人用剩余的纸灰撒出一个圆圈，圆圈一端留下缺口，意思为死者前往西天的通道。子孙们对着遥不可及的西方极乐世界，再一次向即将上路的亲人行三跪九叩大礼。此时，死者的灵魂已经离别故土，踏上去往阴间的漫漫长路。哀声已经感动了天地，活着的人也尽了应尽的孝心，各方各面皆已安心。
至此，整个“送行”仪式完成，鼓乐戛然而止。
第二天，是发殡正日，祭奠如仪。
总领“安席”颇多讲究。全体肃静后，先由总领说一通开场白：“荞麦三棱麦子尖，十里乡谈不一般。走胡地，随胡礼，有一百个亲家，没一百个东家……不周不到的与东家无关，全由我总领一人承担……”鼓班先吹一曲《拜场》。
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安顿戚友，总领每唱一位，鼓班奏一曲《迎亲》。如是者若干。接下来满酒上菜，鼓手们开始一出接一出地吹戏。
《打金枝》、《明公断》、《杀狗》、《金水桥》、《渭水河》、《鞭打芦花》、《打宫门》、《走雪山》、《血手印》、《宝莲灯》、《玉堂春》、《空城计》、《算粮》、《断桥》、《三娘教子》、《草店》、《吊孝》等几十个传统晋剧梆子剧目，其中各个行当、角色的唱腔、道白和音调，全靠吹手熟记于心。唢呐、管子、口噙子、喉子在他手上轮番交替，在伴奏乐器的烘托陪衬下，紧扣原戏的音乐结构和板眼尺寸。不但要模仿戏中唱念做打，还要熟悉剧情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才能声情并茂、火爆感人。众人听到妙处，不免挟着酒兴呐喊叫好。
席间，鼓班不仅得吹打好，还得替东家照料整个场面的节奏和气氛。第一批客人酒足饭饱后，撤下凌乱的杯盘，再摆上第二批。这时候，鼓手们才能在最下手的方桌上匆匆吃罢，准备“掌号”出殡。
棺木由八人大杠抬起，缓缓移出街门。当街摔了“孝子盆”(孝缶)，灵柩盖上棺罩，在“引魂幡”的前导下，舁到村外坟地。坟上墓穴预先打好，灵柩便入土为安。
礼牲
张玉平是我高中时候的同学，现在是晋北一班非常有名的吹手和班主，四乡八县，“代县张三”鼓班的名头很响亮。但是他告诉我说，在晋北一带，他远远不算什么，老崞县城崞阳、定襄、宁武、神池、偏关这些地方的鼓班都是群峰竞秀，不相伯仲，尤其是定襄县宏道镇“史氏鼓坊”，是这一行当的翘楚。
“史氏鼓坊”颇有来历。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定襄县北社村人李楠担任都察御史，他的公子被皇帝看中，要将自已的侄女赐嫁于他，这样李公子就成了当朝的驸马爷。公主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一个鼓乐班子，日日三次奏乐。驸马返乡祭祖，将鼓乐班带回老家，并留了下来。鼓班的头儿姓史，就是“史氏鼓坊”的祖先。
民间的许多传说往往很难坐实，只是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史氏鼓坊”的传人史凤柱，当年以吹奏“大得胜”闻名乡里，活到87岁。他在临去世前，才跟邻居们道破“史氏鼓坊”的真正来历。
明朝时崞县城里有个“八音总行”，定下每年清明节这天，各鼓班都要前去“应行”，白尽义务演奏一天。宏道镇到崞县城要走百十多里路，还要趟水渡过滹沱河，来回就得耽误三四天功夫，苦不堪言。有个当官的李督府，是从北社村出去的人，闻说此事，就对外宣称：史家鼓班从此是他家的长工，再不受“八音总会”节制。往后宏道一带的鼓班，纷纷投靠当地大户为东家，摆脱了“应行”的苦差。史凤柱说：“原先咱祖上住在定襄黄嘴村，后来迁到崞县贵儒村。在宏道吹出了名，就开了家鼓坊，从来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吹鼓手，哪是什么驸马爷从皇宫里带回来的。”
“史家鼓坊”至今还保留着祭奠祖师的仪式。每年腊月，看上个祭祀日子，竖起祖师牌位，置办一桌酒饭，再买上一只活羊，叫“礼牲”。用作礼牲的羊颇有讲究：成年公羊头上的角，裆里的蛋，一件不能短少，称之为“全羊”。“全羊”先要用白酒净身，再不听话的羊，这时也会乖乖地听人摆布。祖师牌位前，主祭人代表全体同仁向祖师行礼，酬谢以往的庇佑，祈求来年顺遂。随后将白酒从头至尾淋遍羊的全身，称之为“奠酒”。那羊被烧酒淋过，如果浑身哆嗦，意思是祖师爷接受了“礼牲”；倘若呆呆地没有反应，则说明祖师爷不高兴。这时，主祭人就该检点哪里不对了。有一回，史凤柱“礼牲”前没有洗手，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洗干净手重新来过，这才礼成了牲。
接着“献牲”，当场割下羊头，剥下羊皮在供桌上铺展，将羊头、羊身摆在羊皮上面，再把羊的心肝五脏陈列其上。献完牲，才将写有祖师牌位的黄裱纸焚化升了天。最后，鼓坊全体老小吃了杂碎羊汤泡小米捞饭，准备过年一一他们供奉的祖师爷，你知道是谁?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
梁柱
史风柱父辈兄弟五人，由贵儒村迁到宏道镇时全没成家。齐刷刷五条光棍都是鼓手，成了远近闻名的弟兄班子。他爹排行老四，脾气不好，吹了一辈子笙(伴奏)。后来，弟兄五个分家另干，同行是仇家，亲骨肉也成了争饭吃的对头。他们领着各自的鼓班，遇在同一个事筵上就吹起了对台，非要分出个高低上下。东家有时给赢了的发赏钱，输了的喝倒彩，更煽忽起两家的敌意。事筵散了走到村外，赢的还得躲着输的走。对方心里窝火，找茬衅事。两句不合，兄弟间就在野地里厮打起来。吹鼓手们打架和常人不同——不抓脸面不踢下裆，最狠的一招，就是捉住对方的手指头往断撅。指头废了，耍不了响器，就吃不成这碗“百家饭”。
史凤柱这一代弟兄三个，大哥是班主，吹笙。二哥叫史焕，是班子里的“梁柱”，吹戏吹得最好。风柱五岁上就趴在二哥背上跑事筵，起初啥也不会，为的是顶个人数，多挣几毛钱。“送行”时小凤柱站在下首打小锣，打着打着就靠住方桌腿子睡着了，还尿湿棉裤。鼓手们送完行，回到“下处”已经半夜，还得给小凤柱在火上烘干棉裤。
史凤柱在二哥的指教下，六七岁上拿起唢呐学吹。他后来回忆：根本不是人们说的那样，冬天在暖和的家里，把唢呐管子伸到窗子外头练习吹。初学时不成个调调，吹得杀鸡宰猪一样难听，扰得四邻不安，根本就不敢在村里吹。只有在跑事筵的路上，走到荒郊野地，才敢放心大胆地吹。凤柱八岁时，有一回不小心按错了音，二哥将那个错音的手指按在桌角上，用铜烟锅子敲。指头肿得按不住唢呐的八个眼子，就抱住笙伴奏。手肿得厉害，饭也吃不到嘴里——“生硬让二哥打成了个吹手”。
二哥史焕艺高心强，不幸英年早逝。他36岁时，接连几天跑事筵，回来就累病了。当时正是日占时期，宏道镇上就有据点炮楼。本镇一个头面人物娶亲，非要史焕给他吹。他病卧中不能前去，那人就搬来日本宪兵上门强请，可怜他连病带吓，竟然一命归西。
鼓坊里折了“梁柱”，不到十岁的凤柱就顶起事，居然将班子撑了下来。十五六上，年轻气盛的凤柱在蒋村庙会上演奏。他给社火吹了又给秧歌吹，一曲接一曲不歇不住，人称“风搅雪”。在众人一次又一次喝彩声中，他越发来劲，豁上命地吹，竟然将眼晴吹得“疱”(肿)了。幸亏芳兰鼓坊的银三施以土法，用一种树枝不停地拂拭那只起了疱的眼，才给治好了。银班主见这后生心劲大、功夫扎实，将来准能在鼓班行当里成些事，就将女儿许配于他。从此，史凤柱一举成名，成了定襄周围有名的吹手。日后其妻戏说：凤柱生于民国九年(1920年)，“三年大旱，场门不开”(颗粒无收)，说他一辈子命运不好。
后来闹“文革”，事筵上不让吹打，他就不干了。大队利用他旧日的名气，给油坊等村办企业承揽业务。 史凤柱的儿子史宪金，上世纪70年代搞“莺歌燕舞”时，凭着一支唢呐吹进了地区纺织厂。现年59岁的他每月拿着400元退休金赋闲在家。他自己说：“当时搞宣传，吹得不地道。”史家后人中，如今有两个班子比较出名。其中一班是史宪金的二儿子史志强。大儿虽然毕业于地区艺校，却不爱这一行。娶下偏关的媳妇，顺便就在女家那里做了糕点生意。
志强人称史二。从小淘气不爱上学，初中没毕业，十一二上跟着大人跑事筵，摸起“家具”来就有乐感。爷爷对这个有出息的二孙子说：“你爷爷上几辈子就是干这的，要干就好好干。学不下个情由，原来就甭学。”后来史二有了些名气，众人在他面前夸赞，老“梁柱”不免有些得意：“这么多儿孙里，总得有个像我的哇。”史二现在自备一辆皮卡车，拉着乐器、音响，领着一班子人马，上原平，捎崞阳，下太原，走柳林，营生还挺稠满。
鼓班名声的大小，关键是“梁柱”的技艺。“梁柱”一个人同时要操持四种乐器：唢呐、海笛、管子、口噙子。伴奏的笙分为上、下两部。其他如晋胡、二胡以至如今的电子琴作为陪衬。打击乐器有鼓(板鼓、战鼓、堂鼓)、镲(水镲、铰子)、锣(马锣、小锣)、梆子等，整个乐班均由司鼓一人掌握节奏，协调诸般乐器。
乡村的红白事筵，节日的民俗喜庆，都离不开鼓乐。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路程遥远，他们很少误点。万一路上有些耽搁，还得善于化解。前不久在五台县村里一个丧事上，鼓班从前一家事筵下来，搭上班车赶过来就不早了。东家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又是拿烟又是倒水。不想本家中有个当着乡干部的，许是喝上酒了，对着鼓手又拍桌子又踢板凳，甚至把刚倒下的水碗也打翻了。只见“梁柱”不动声色，任凭那人发威，把住唢呐脸上平平的，眼睛什么也不看。伙计们七手八脚地支腾起家具，谁也不敢喘口气。他们一曲接一曲地吹，东家和众人有些不忍，都说歇歇再吹吧。可“梁柱”还是目不斜视，眼睛看着远处的山，把一支唢呐都快吹炸了。遇下这，再难说话的主儿也奈何不成个啥。鼓手们自知理亏只得多吹，将差误下的时间补齐。
能不能沉住气，也是一个好“梁柱”必须修炼的艺外功夫。
班道
“走剧团，跌鼓班”，这两样行业选择显得有些无奈，两种行业都是“赖班道”。在定襄，有“因为嘴嘴馋，学下个叮叮当(读dan)。三天没事筵，饿得逼眼蓝”的俚谣。过去，除了鼓坊世家代代相传外，普通农家孩子“跌鼓班”学吹打，大多因为遭遇家庭重大变故，如父母亡故等缘由。旧时，鼓班艺人跟要饭的差不多，或者干脆就是乞丐，史家收留过一个从口外流浪来的董四，由史焕收为徒弟，师满后不离师傅，史家还给娶下媳妇成了家。
那时，每逢民间婚丧嫁娶、敬神祭祀、节日庙会等场合，就以职业的主奏艺人为核心，再临时招呼几个配角搭成班子。后来随着艺人的增多和需求的增加，才产生了经营鼓乐的班社组织——“鼓坊”。那时有的“粱柱”为盲人，虽有高超的演奏技艺，但经营班社多有不便，再加上有的鼓坊还兼营“轿”、“杠”等“吃死人饭”职业。这样，鼓坊的经营权往往被社会底层的流氓人员所把持。解放前内蒙包头的鼓行，就归社会上的帮会组织“梁山”领导。当时全市有14家鼓坊，许多班主曾是“梁山”的成员或头儿。多数班主提供乐器、花轿、绳杠等服务工具，包揽演出业务，并负责摆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冲突，自然也获取大部分经济收入。艺人们相遇，不熟悉的还要互报山头，说明是跟上谁谁吃饭的。晋北村镇上的鼓班，则以家族祖传、师傅带徒、口传心授为主。外姓学徒来投师，只要聪慧愿学，师傅教起来格外上心，还得充当监护人，关照生活起居。老艺人对自家子弟，要求往往比外人更为严格。
鼓坊艺人普遍寿命较短，除了先天条件外，还有许多社会原因。学徒者一般出身贫寒，有的体弱病残，不能顶个庄户人受。小小年纪“跌鼓班”，学不成艺也能混上口饭吃。过去跑事筵，不管路途多远全靠步行。背了乐器不带行李，睡觉和衣而卧，从没有被褥一说，东家开上个空房，后墙还结着霜，“暴烧”到天明也热不了，囫囵着身子蜷缩在冷炕上就过了一夜。能借住在光棍窑或饲养处，就算福气了。吃饭在室外，冷风冒气，饥一顿饱一顿的。传统唢呐，要用较大的肺活量才能吹响。虽说是“饱吹饿唱”，可是吃饱饭马上吹，时间久了总会伤及身体。
两家鼓班在事筵上相遇，吹对台的事常有。大户人家为了排场，往往雇请多个鼓班同场献艺。据传阎锡山父亲的葬礼，就同时请了70多家鼓班轮番吹奏。一般富户雇请两班不同门派的鼓匠，在院里分坐两处，拿出本事各擅胜场。开始还在技巧、曲牌上争胜，叫“斗智”；后来就成了体力上的较量，看谁一口气吹得时间长，叫“斗勇”；再有好事者煽忽起哄，竞技难免就变成了“斗气”。你吹平缓的，我就来激烈的；你来劲了，我就避开锋芒让你消耗体力，等你没劲儿，我又起来了——斗智、斗勇、斗气加到一起，最终就成了斗狠。非要置对方于死地不可。观众看了红火，鼓手却遭了大罪。到最后，如果谁也不服输，就会两败俱伤。有的“梁柱”吹到后头功力不支，风从口角跑，气不往管子里送——干吹没音。严重时，“吹炸了脖子”、“吹疱了眼”，甚至口吐鲜血，造成终身残疾也有其人。代县贵喜的一个本家兄弟，就是因为吹对台吐了血，当不成“梁柱”，改为打板敲锣。
另一层，鼓班中不少艺人有吸毒的嗜好。“梁柱”熬夜多、体力消耗大，最容易染上毒瘾。晋北一带许多有钱人家藏有烟土，想让鼓手额外多吹，就拿出来“犒劳”。还说：“看你们苦大的，抽上几口提提神吧。”一来二去就离不开了。辛苦钱还不够兑“黑货”，只得拼命跑事筵，多吹多挣才能维持。如此恶性循环，有人到中年就不行了，哪能活下个大岁数?老“梁柱”史凤柱和史全全旧日也有过“嗜好”，却活到87岁和84岁。晚年他们常说：“这全得感谢新社会叫忌了烟，要不然咋就活下这么大?”不过，近些年又有少数艺人烫吸麻醉药品“安那卡”，细心的人从他们脸上就能看出。
定襄一带，鼓班的报酬并无一定之规，全由东家酌情给付。行内还有一个规矩：无论收下多少钱，班主总要拿出一部分回赠主事人，现在有的老班子还坚持这个传统。如今，多数班子都事先讲好工酬，完事后当场兑现，概不赊欠。鼓班人员不少于五人，一般都在八人以上。遇到“忙日子”，一班可分为几班，搭班者要事先约好，到时不误。临时叫的小工多为廉价，无甚技艺，为凑个人数。事筵完了，班主按人员多少、收入情况和每人所占的技术股，考虑班主的“家具股”等因素，离开东家后就在村外坐地分钱。分完钱了事，各走各的。
代县鼓行有这样的俚谣，比如师傅高兴了，对徒儿们唱道：“我的娃，我的娃，千千万万学(学读xiao)吹打。烧猪肉，不扎牙，最赖能吃个黄豆芽。”比如挨了责骂，师傅就唱：“我的娃，我的娃，千千万万甭(甭读bao)吹打。坐冷地，喝皮(返潮)茶，迎送低哉(地位低)遭人骂。”还有一首歌谣：“又吃好的又挣钱，走路就在人头前(迎亲或出殡队伍以鼓乐为前导)。前数伏，后数九(胸前烤火，背后受寒)，十指乱舞赶(怨)没钱。”
班主
代县西关张贵喜老人，出身鼓班世家。他是张玉平的师傅。祖上在明朝崇祯年间，从繁峙县迁来代州开了“张家鼓坊”。他从小耳濡目染，加之聪颖过人，十二三岁学艺，十六岁就自行组班，还从崞县引进师傅，带来精彩的戏曲“乱弹”，丰富了本地鼓坊的传统曲目。本人虽不识字，可过耳不忘，凭着记忆积累下不少鼓乐曲牌。
代县城一家老财做“对月事筵”，同时雇请本县大班“武鼓坊”和原平大班“王鼓坊”。两个强手摆开阵势，准备一决雌雄。“武鼓坊”恐怕自家的“梁柱”吹不过对方，就延请二十岁的贵喜“顶杠子”。两个有名的大班在一个事筵上“对台”，轰动了二州五县。本地人放下手中营生，邻县的骑马坐轿，齐集代县城观看。此时的贵喜，心力和技艺已经成熟。他的吹法行家叫“文吹”，不以癫狂浮躁的台风哗众取宠，讲究“弯调”的细腻变化。吹奏技法有“平吹”、“超吹”、使用喉音和“加花”变奏，“滑音”的装饰，“依音”、“颤音”、“大波音”、 “打音”的应用，根据乐曲中的场景情绪、角色转换，采用不同的吹法技巧，行家听了啧喷称赞。
贵喜肚子里的“货”，更是对手难以企及。一般的民间小调，戏剧唱腔的“乱弹”，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的戏文、曲牌，轮番转换，变幻无穷，让对手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北路梆子曲调本身高亢激昂、悲怆哀婉，在贵喜的领吹下，用唢呐笙管、锣鼓梆子将雁门边塞的英雄故事和儿女情长，演绎、再现到了极致，令听者心醉神迷。
两家的较量，贵喜胜了，对手心服口服。长达数月的“对台”，不仅给东家脸上贴了金，也给“武鼓坊”争了面子，确立了西关贵喜鼓坊、宏道史家鼓坊、原平王鼓坊等著名鼓班在二州五县的地位。三地鼓班相互认可对方的长处，保持自己的演奏风格，丰富了晋北鼓乐的内容。日后在各种场合遇在一起，相互谦让，各自拿出看家本事，吹打出花样翻新的段子。愉悦了听者，也给鼓行开了好风气。有一回正是锄苗季节，他和原平上阳武的“礼礼鼓班”遇在一起，对方一通奏罢，贵喜站在棚口大声喝彩，说对方那两部笙吹得好，“简直是一条线(协调)”。当夜，两个鼓班一唱一答，和风细雨，相互切磋技艺，不知不觉吹了一个通宵。直到街上有人下地，鼓手们才发觉天亮了。
鼓班所用乐器叫“家具”，除了锣鼓钹镲和笙管上的铜件需要花钱外，好班主都会自制和维修乐器。唢呐、管子、哨子、口噙子多为自己制作，光是唢呐管身的材质，就有柏木、乌木、檀木等多种。管身上开有八个孔，前七后一。哨子为芦苇所制，俗称咩咩，以刮削厚薄调整发音，平时泡在水里保存。唢呐的各个部件装卸自如，携带方便，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自由组合；主要伴奏乐器为笙，调节簧片难度最大。冬天，吹奏时口中的哈气进入笙管，容易冻住了簧片，发不出音。这时，有经验的老艺人就将17根笙苗从笙斗上取下，贴身捂在怀里，用时再装上去。最奇妙的是口噙子，以棉线缠绕住两片中间拱起的小铜片，中间夹上薄丝绸为声膜，其构造和发音原理近于人的声带。使用时可唱可说，全凭演奏者咽喉冲出的气流控制发声。贵喜不光吹奏功底深厚，还很会制作和“拾掇”乐器，一吹就知道是啥毛病。别人拿来请他修理的乐器，不过夜就弄好了。徒弟人门使用的第一支唢呐杆子，全是他亲手捅好，开准音孔的。
乡友
虽说贵喜名声在外，可还得领上伙计们吃饭。在代县民间，鼓坊和友好村乡约定长期的业务关系，叫“乡友”。其实，这种口头约定的“乡友”关系并不牢靠，难免因为期约和工钱的事闹得不欢喜。贵喜与“乡友”村约定，凡是村里有了事筵，全用“贵喜鼓坊”，保证随叫随到。不管路途天气，决不耽误时日，工钱好商量。经过与同行“拉锯”争夺，贵喜得到了不少“乡友”，关系一订就是几十年，至今还在后代之间延续。
鼓班艺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们少了常见的木讷，保留了任侠仗义的脾气性格。流动的职业特点，又让他们与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着广泛的接触。年轻俊朗、技艺超群的张贵喜每到一地，村民们让座的、递烟的、倒水的，众星捧月般围着他。尽管那时候是男人们的天下，却也难免引动幽闭闺中的女儿芳心。不论是茅舍草庵，还是高房深院，总有不少闺女、媳妇爱慕的眼波撵着他转。事筵下来，他衣袋里常会掏出小手绢裹着的花荷包，也不知是哪个送的。
起先，父母怕不好说媳妇，先就给贵喜收下个童养媳。两人在一个屋顶下处成兄妹，却没有那种青梅竹马的感情。邻村一户前清“武秀才”的女儿，看吹打时和贵喜对上了缘份，俩人私底下已经有些来往。原先，女方家里已将她许配给一位军人，毁约变卦自是不可。贵喜家里也很为难，一则已经收下童养媳，二则哪敢攀附人家。那女子却非他莫嫁，径自挎了包袱坐在井口上要挟大人：“不教跟就跳入井里，死一回给众人看看；教嫁贵喜，当下就从这里跟上走。”人们都说，千金小姐如此刚烈痴情，真真出了个“王宝钏”，先就同情起来。
女方父亲下不来台，只得提出苛刻要求——让男方用骡子驮上白洋来接闺女。贵喜身为鼓手，却为人仗义，四面八方尽是朋友，既有商家富户，也有普通人众。遇上这等大事，人们自然出手相助。他没被老丈人难住，居然真的赶上骡子驮上自洋娶亲来了。一时传为佳话，轰动三乡五里。
两人婚后，起初十分艰难。本来张家就没甚底子，除了女家要走那“一圪揽子”白洋不说，还得花钱安顿童养媳回去。如此两项花费，自然塌下老大的“饥荒”。好在贵喜年轻艺好，地盘已经打开，事筵营生稠满，自家伙计们又齐心协力。他还置办了花轿和鼓乐一起经营，相当于“鼓轿坊”。生大女儿那年，鼓班赶上个忙日子轮不过来，贵喜穿插跑了十来个事筵，当天就挣下80个白洋，小夫妻将钱铺在褥子底下，欢天喜地睡在上面。大女儿小名叫忙姐，就是为了记住那段光景。
贵喜老伴常说：“咱这营生，塌不了，发不了；前晌没马骑，后晌有轿坐。”鼓班行有个好处，不论给多给少，东家从不拖欠工钱。贵喜给“乡友”办事筵，工钱任由东家支付，满意了多给些，不满意少给些，他先让伙计们分。有时“乡友”给的钱太少，自己留下几个算几个，实在没了就拉倒——班主送了人情，不能亏了伙计。每逢事筵，伙计们就说：“这回又跟上班主挣工钱呀!”他总是让“乡友”过意，伙计们合适，营生却越做越多。人说他：人家是看长远、算大账，“钱也挣下了，人也认下了”。
徒儿
贵喜在世时，跟他学过艺的人不少，光是有名份的徒弟就有十几个。有一回他在事筵上，见到个八九岁的穷孩子，看着人家吃饭咂着手指头流口水。心一软，那孩子就成了他的大徒弟。以前收徒要磕头、写约，规定“学徒三年，谢师一年”。后来土改，贵喜怕人家说他剥削，就把写下的约毁了。徒弟带到十六岁，找人送到剧团里去。他一生脾气温和，见儿女徒弟做错了事也从不呵斥责骂，脸上平平地不动声色，等你来问。带徒弟有问必答，毫不保留。对笨徒弟也总是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
张玉平，原平大芳人，是我高中同学。七十年代，原平中学一度分为各种专业班。他原先会吹笛子，就分在了文艺班。当时从昆明艺专回来一位王绍录，是具有专业水平的音乐教师。玉平在他那里学会了简谱，粗通了五线谱，还接触到了和声学，已能谱些简单的曲子。在原中宣传队，我俩曾有过词曲上的合作。他毕业回到村里，正好赶上“莺歌燕舞”，就成了公社宣传队的骨干。后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宣传队就不解自散了。想寻条出路，专业文艺团体又报考无门，曾给我来信诉说了心中的郁闷。十九岁那年，有名的代县“贵喜鼓坊”来吹打，酷爱音乐的玉平将班主请回家里殷勤款待、安排住宿，炕烧得席子都煳了。和家里大人商量后，他决定“跌鼓班”，拜代县名师张贵喜学徒。
玉平投师那年已经十九了，正是能吃的年龄。住在师傅院里，先说好不管饭，其实一顿也没让他自己做过。当时正赶上师傅家盖房，玉平头天来了就扑倒身子，和泥搬砖干起来。从此和师傅、师母一个锅里搅稀稠，共同生活了六年。按他在家的排行，师傅就叫他“三三”。师傅不识字全凭口授，唱的是古老的“工尺谱”。比如，“仕乙四合凡工尺上”，就相当于简谱的“7654321”。玉平将师傅口传的曲调翻成简谱写在本子上，拿起乐器就能吹个差不多。师傅从未带过这样的徒弟，高兴得逢人就夸。
当时正值“文革”后期，村里追究玉平外出，要按盲流匠人对待，一天上缴两块钱。那时木匠大工才交一块五，他一个鼓班学徒，实在无法负担。师傅又托人找关系，将他的户口迁到代县城关闹市村。玉平学徒三年，谢师一年，其间娶妻成家。师傅以自己的名义，帮助玉平将邻院的一块宅基买下，让他在代县城有了立足之地。师满后又跟着干了几年，不仅是得力助手，俩人还情同父子。贵喜曾对玉平说：“等我到了七十岁，就该歇息了，咱这班子你就领上干哇。”此后，玉平在鼓行人称张三。
张三聪明机灵，为人善良，性情却有些急躁。跟贵喜学了艺，却没学会师傅处世的圆通。为了历练他，师傅事事将他推在台前。他有文化，就替师傅写事筵、派人、记账、分钱；还装着家里的钥匙登堂入室、翻箱倒柜，像个“二班主”。他替师傅抵挡了不少事情，也难免得罪下人。由于处事方式不同，师傅也没少说他，当时他还有些不服，过后想起来才知道人家是对的。贵喜晚年，一墙之隔的张三招之即来，不减师徒情分。老人弥留之际，更加瘦弱不堪，靠在被垛上与张三相拥而泣。师傅的深情，胜过人间至亲。所有的悲欣交集，全化作师徒一场的生离死别。
1999年农历二月十九，著名老艺人、民众爱戴了半个多世纪的鼓乐师，代县一至六届政协委员张贵喜老人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一虚岁。代县西关张家大院长棚搭就，灵幡高悬。跪伏在灵柩前的孝子有亲生的二女三男，还有“执孝子礼”的十几个徒弟。二十几个人披麻戴孝，白花花地跪下一院。三月初六这天，县政协、县文化局也派人参加了葬礼。周边鼓坊的班主们也率队前来，他们以同行特有的方式——“送鼓”，来吊唁这位老前辈。此时，徒儿张三在心中默念挽联：
上联：今红明白走遍东西南北
下联：遇贤逢恶历尽苦辣酸甜
横批：仁义班主
对仗工整与否已在其次，却饱含着徒弟对先师一生坎坷经历的理解，也未尝不是这一行当的真实写照。张贵喜老人去了，极尽哀荣。他的直系后代大多从事文艺工作，他还培养出了众多活跃在民间的徒儿徒孙，影响、带动了周边几代鼓乐艺人。用张三的话说，这样的人在鼓班界“一百年也出不了一个”。他生前演奏的曲目，有些已被刻录在录音带和光盘中；他口传的“工尺”谱，却很少以正规的形式记录下来。随着他的谢世，大部分鲜为人知的曲目也随之而去，成为绝唱。
三十多年前，张玉平骑着一辆破旧的环球牌自行车，带着一卷行李，投师贵喜门下。如今，他已是人人知晓的“鼓坊张三”，住在师傅隔壁成家立业，娶下陕西绥德的婆姨，生下两儿一女。目前，张三在代县、原平开有两家乐器店，鼓楼边上有一处商业用房。去年，还与人合伙开设了一家喝啤酒唱卡拉OK的酒吧。他的“张三鼓坊”有两套人马，他和大儿各领一班，自备一台汽车。
现在，张三当年想做大事的豪情已经不再，经营鼓班行业，也只是为了挣钱养家。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下一代是否就注定要沿袭上一代人的活法呢?他的长子从省艺校毕业，曾经在几次民间音乐演奏比赛上拿过奖项。张三两口子很希望他能够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哪怕是到偏僻山区担任小学音乐教员，或者到农村基层文化站也行。
流变
近日在忻府区农村看到，一班传统鼓手和一支西洋乐队同时出现在一个白事筵上。西乐队一般在城市的典礼活动中常见，演奏者身上穿着类似民国初北洋政府时的红色礼服，衣服上还饰有肩章流苏和金色绶带。乐器有大小军鼓、长笛、长短号，还有那种弯脖子的萨克斯。这天是白事筵，乐手们只能穿着各自的牛仔裤或休闲服。吹奏时，亮闪闪的铜管衬着灰溜溜的老墙，土眉圂眼的化纤地毯铺在乐手们脚下，遍体鳞伤的音箱摆在乐队两边。虽然也吹打些现代《哀乐》之类，总觉不伦不类。尽管阵容强大，“家具”先进，只有些娃娃们围看，多数人还是被唢呐的声音吸引了过去。
代县农村的白事筵上，又出现了和尚、道士与鼓班同场演奏的情形。僧道们一般只用简单的乐器象征性地吹打几下，真实身份也让人生疑。另外，还有一些做这营生的，自称“乐人”。据说是很久以前从宫廷里流落到民间，当政者罚他们操份贱业、混口饭吃；还有人说，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忘八”，即忘记了礼义廉耻忠信节义的人。在晋北某些县份，这种为数很少的人群生活在偏僻村落的特殊家族里，有事筵就上事筵，平时就种地，与人很少来往。一般人家轻易也不和他们的子女通婚联姻(近年情况有所改变)。
乐人班子总共四人，要先搭个小棚子坐在里面吹打。所有乐器仅两面鼓、一面锣、一支笛子。玉平讲，他们演奏的曲子古朴、简单，没有强烈的节奏和起伏过大的旋律，透着几分典雅和凄凉。听起来声音不高，好像某种场合的背景音乐。这种曲调到底出自哪个朝代?是不是人们还不知道的古老乐种?——没有人研究过。他们吃饭时，四人就要占一桌，菜还不能少上。虽然人数少、乐器简单，工钱却有鼓班的一半。这种路数让坐在露天地里的鼓手们不甚服气，也觉着乐人们神秘莫测，不可思议。
山西地下的煤炭和地上滚滚行进的车轮，每天都在催生着新富出现。他们中许多人显然还适应不了骤然而至的财富，把这归功于祖上的阴骘。除了在婚礼、孩子过满月、过生日等喜事上大操大办外，属于白事的葬礼、过三周年、迁坟合葬立碑等活动，也常常雇请鼓班、乐队吹打，聚众娱乐的成分多于礼节仪式；还有的人家，孩子考上大学或上了重点高中，也要请上鼓班吹打庆贺。当地有文庙的，还要到棂门前烧香吹打，往老槐树、古石碑上“披红”；而在城市的公众场合，大到剪彩奠基，小到开张志庆，还有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上，也是鲜花礼炮、鼓乐齐鸣，这就给各种演艺行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鼓班的行隋也是看涨。目前光是代县就有大小二十多家鼓坊，还有不少搭鼓班的戏曲唱家、业余歌手，还有的女童也放弃学业跟班学艺。过去，鼓班艺人全靠民间的礼仪习俗维持生计，如今却被派到更多的用场。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正在被金钱的力量重新定位，不同职业的社会差别已经不那么明显，似乎全被经济收入的多寡抹平了。目前鼓班已属收入不错的职业，他们也不再是过去受人小看的吹鼓手，谁也不会用原来那些难听的字眼称呼他们了。
需要记住的不是别的，而是传统的民间鼓乐和演奏它们的吹鼓艺人。
在晋北，这类鼓乐在全国能够占到独特地位的有：由古代边塞军乐演变而来的《大得胜》；从五台山寺庙音乐流到民间演变而成的“山西八大套”；以及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二人台的唱腔曲牌等。它们或许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头进入官方机构的某个卷宗，或许躲不过自生自灭的命运。而在此时，它们正在被一群游走于民间的吹鼓艺人顽强地守护着。
多数情况下，他们这种守护仅出于职业的本能，不知能延续到什么时候。
2007年4月25日
（此文原发于《山西文学》2007年7期首篇，责任编辑鲁顺民）
附：冰心散文奖简介
“冰心散文奖”是一项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著名作家冰心女士生前曾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冰心散文奖是遵照其生前遗愿而设立的，旨在彰显我国散文创作的成就，不断评选出题材广泛、思想敏锐、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创作形式风格多样的优秀散文。此奖项每三年一届，自2000年以来已评选了三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称：“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我们敬重和爱戴的前辈作家。以她光辉的名字命名的这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定会对我国今后的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历届冰心散文奖中最被看重的无疑是单篇获奖作品，这也是目前国内权威文学大奖中唯一以散文单篇为评选对象的奖项，也是中国目前中国散文单项评奖的最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