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刮过乡野,将一冬积攒的浮土打扫干净。地气萌发,沿河冰凌消了,两岸柳梢绿了。每当开河时节,村乡里的老人总要三三两两逝去。
老人们熬到一定年头,自己也记不清自己岁数,正月里还能吃能动,拄着拐棍在院里烤旺火,挪到大门外看秧歌。可偏偏天气一暖,说不行就不行了,终究还是没赶上今年的桃杏花开。他们走得很安详,说不上个什么灾病,往往无疾而终,似乎不愿过多的拖累儿孙。这时候,晚辈们就该为老人操办丧事了。
各乡各县闹过正月的红火,忙过一阵,乡间的那些吹手不得拾闲,正经活儿才等着他们。我的朋友张玉平是代县城有名的吹手,自己搭一个班子,作为班主,一年的营生在这才开了个头,游走四乡的日子还长着呢。
丧仪上是少不得鼓班的,或者说,鼓班简直就是丧仪的胆,是贯穿整个丧仪的一条主线。
忙碌中的张玉平显得格外庄重。
白事筵
丧仪是人生的终结礼,仪规繁琐,场面宏大。老养终祭,孝道的根本,马虎不得。经过几千年的熟化,乡间渐渐形成一整套繁复程序,从初终、小殓、大殓到殡葬、葬后,计有40多项。后来简化了,为闯过花甲之年的老人举行葬礼,是当做喜事来办的,所以又叫“白喜事”或“白事筵”。家族里的长辈,这时候就成了一言九鼎的头面人物。事筵上还要聘请一位熟悉礼仪、大家孚服的人担任总领,由他统管各项事宜,东家则一应听从。 事筵办得成功与否,除了诸般细节无一差池外,还有一项最紧要的,就是看东家雇请的响器班子如何,这也是人们在忙乱之余的另一种期待。来上一班子或几班子好响器,听着叫了好,其他即便有些疏漏,也尽在众人体谅之中。执事单中“照鼓”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招呼鼓班的。
出殡头天夜里先要恭送亡灵归天,叫送行。鼓班必须赶在这天午后如约而至,到事主家“安鼓”。往往是,鼓班一干人刚刚从前一个事筵上下来,不及回家,轻装行走,直接就赶了过来。不论路途远近,东家概不接送。伙计们背着唢呐管笙、锣鼓钹镲等“家具”,在村道上结伴而行。
进得院来,径直去西南方位。按照风水讲究,那一角落是全院的最下首,靠近茅厕,俗称“乌龟头”。已有方桌摆在那里,上面放些小兰花烟、一摞粗瓷笨碗,铁茶壶里已经抓了一把廉价砖茶。煨上个老树圪墩算是旺火,也就有了些气氛。火着起来,坐上茶壶。安顿好乐器,开场锣鼓敲响,唢呐笙管吹起,这就安了鼓。
虽说出殡在第二天,可头天夜里的“送行”在整个丧礼中至关重要。说是死者的灵魂离开肉体,先要赶赴阴间报到;还说是送好了行,死者能在地下安息,生者也会日后安宁。所以不仅气氛隆重,而且十分讲究。举手投足间,要屏息凝神、谨言慎行,哪怕碰翻一只碗,踢倒一个板凳,也是给死者在阴间添罪。事先已经请人算好,令行禁止不可错过半点时辰。当天夜里,孝子贤孙们跪伏在土院里,哭号得声嘶力竭。这种场合,鼓班自然不敢怠慢,陪着小心,拿出十二分的本事来为东家送好这个“行”。吃罢夜饭,鼓手们铆足了劲儿,硬硬儿吹上几通,叫“鸹灵”。鼓声响过,纷乱嘈杂的人声即刻被盖住了。倏地,呜呜哇哇……一声长号闷声闷气,像在地底下憋了很久才挤出声音来,众人闻之色变。继而,鼓班的“梁柱”吹起唢呐。声声含悲,撕破清冷的夜幕。曲牌以悲苦、低沉情绪为主,如《哭灵堂》等。鼓乐声中,各人踅摸见该拿的灯盏纸扎、灵牌仪仗,哭喊着不同的腔调,念叨着各自的悲情。白花花的人流冲向黑乎乎的街巷,向村口慢慢走去。
一出村口,生者和死者就要告别了。“望乡台”下,便是生离死别之处。鼓班奏响气势恢弘的《西方赞》,一支唢呐仰天长啸,两部笙篁和弦而歌。兀地,管子声从鼓乐中脱颖而出,如高嗓门的领哭,整个乐班悲声相和,如众人同泣。送行的儿孙们不忍看着老人孑然一身,走人月黑风急的旷野,走向那昏惨惨的冥界。闪烁烁的灯火、金灿灿的纸扎、凄戚戚的鼓乐,仿佛伸出千只万只手,扯住、拽住、留住将要远去的灵魂,甚至要他死而复生、重回人间。
极度悲怆的氛围中,鼓手们似乎已经忘了正在为别人效力,忘了自己卑微的身份,忘了手中拿的还是乐器。平日里的愤懑积郁,他人与自身的命运,辛苦的汗水和难言的泪水,全部化作感天动地的鼓乐齐鸣。辉煌的《西方赞》转入哀怨的《苦伶仃》,凄楚的《十二层楼》紧接肝肠寸断的《小拾幡》……一腔情怀,满腹悲愤,人生的苦辣酸甜,全部托付给了锣鼓管笙。一支唢呐吹出哀哀怨怨,杜鹃啼血;两部笙篁衬托主调,苍凉悠远。檀板似雨打荷萍,声声断断;锣鼓如旱天雷鸣,震撼人心。鼓手们用自己的演奏,将一个金光灿烂、鸟语花香的理想世界奉献给死者。让亲人们的哀思附随着鼓乐,送别亡人去到生命长河的彼岸;让逝者在音乐构筑的天堂里,早日轮回。
行进的人群在村外缓缓停下。《上西天》乐声中,主丧人将各色“纸扎”堆拢一处,燃起熊熊大火。焚化了的瓦屋大院、金箱银柜、车马奴仆、一应器具,还有准备贿赂各路门槛、各方鬼神的巨额冥钞,全都跟着烈焰升天,任由死者在阴间消受。顷刻灰飞烟灭。主事人用剩余的纸灰撒出一个圆圈,圆圈一端留下缺口,意思为死者前往西天的通道。子孙们对着遥不可及的西方极乐世界,再一次向即将上路的亲人行三跪九叩大礼。此时,死者的灵魂已经离别故土,踏上去往阴间的漫漫长路。哀声已经感动了天地,活着的人也尽了应尽的孝心,各方各面皆已安心。
至此,整个“送行”仪式完成,鼓乐戛然而止。
第二天,是发殡正日,祭奠如仪。
总领“安席”颇多讲究。全体肃静后,先由总领说一通开场白:“荞麦三棱麦子尖,十里乡谈不一般。走胡地,随胡礼,有一百个亲家,没一百个东家……不周不到的与东家无关,全由我总领一人承担……”鼓班先吹一曲《拜场》。
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安顿戚友,总领每唱一位,鼓班奏一曲《迎亲》。如是者若干。接下来满酒上菜,鼓手们开始一出接一出地吹戏。
《打金枝》、《明公断》、《杀狗》、《金水桥》、《渭水河》、《鞭打芦花》、《打宫门》、《走雪山》、《血手印》、《宝莲灯》、《玉堂春》、《空城计》、《算粮》、《断桥》、《三娘教子》、《草店》、《吊孝》等几十个传统晋剧梆子剧目,其中各个行当、角色的唱腔、道白和音调,全靠吹手熟记于心。唢呐、管子、口噙子、喉子在他手上轮番交替,在伴奏乐器的烘托陪衬下,紧扣原戏的音乐结构和板眼尺寸。不但要模仿戏中唱念做打,还要熟悉剧情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才能声情并茂、火爆感人。众人听到妙处,不免挟着酒兴呐喊叫好。
席间,鼓班不仅得吹打好,还得替东家照料整个场面的节奏和气氛。第一批客人酒足饭饱后,撤下凌乱的杯盘,再摆上第二批。这时候,鼓手们才能在最下手的方桌上匆匆吃罢,准备“掌号”出殡。
棺木由八人大杠抬起,缓缓移出街门。当街摔了“孝子盆”(孝缶),灵柩盖上棺罩,在“引魂幡”的前导下,舁到村外坟地。坟上墓穴预先打好,灵柩便入土为安。
礼牲
张玉平是我高中时候的同学,现在是晋北一班非常有名的吹手和班主,四乡八县,“代县张三”鼓班的名头很响亮。但是他告诉我说,在晋北一带,他远远不算什么,老崞县城崞阳、定襄、宁武、神池、偏关这些地方的鼓班都是群峰竞秀,不相伯仲,尤其是定襄县宏道镇“史氏鼓坊”,是这一行当的翘楚。
“史氏鼓坊”颇有来历。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定襄县北社村人李楠担任都察御史,他的公子被皇帝看中,要将自已的侄女赐嫁于他,这样李公子就成了当朝的驸马爷。公主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一个鼓乐班子,日日三次奏乐。驸马返乡祭祖,将鼓乐班带回老家,并留了下来。鼓班的头儿姓史,就是“史氏鼓坊”的祖先。
民间的许多传说往往很难坐实,只是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史氏鼓坊”的传人史凤柱,当年以吹奏“大得胜”闻名乡里,活到87岁。他在临去世前,才跟邻居们道破“史氏鼓坊”的真正来历。
明朝时崞县城里有个“八音总行”,定下每年清明节这天,各鼓班都要前去“应行”,白尽义务演奏一天。宏道镇到崞县城要走百十多里路,还要趟水渡过滹沱河,来回就得耽误三四天功夫,苦不堪言。有个当官的李督府,是从北社村出去的人,闻说此事,就对外宣称:史家鼓班从此是他家的长工,再不受“八音总会”节制。往后宏道一带的鼓班,纷纷投靠当地大户为东家,摆脱了“应行”的苦差。史凤柱说:“原先咱祖上住在定襄黄嘴村,后来迁到崞县贵儒村。在宏道吹出了名,就开了家鼓坊,从来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吹鼓手,哪是什么驸马爷从皇宫里带回来的。”
“史家鼓坊”至今还保留着祭奠祖师的仪式。每年腊月,看上个祭祀日子,竖起祖师牌位,置办一桌酒饭,再买上一只活羊,叫“礼牲”。用作礼牲的羊颇有讲究:成年公羊头上的角,裆里的蛋,一件不能短少,称之为“全羊”。“全羊”先要用白酒净身,再不听话的羊,这时也会乖乖地听人摆布。祖师牌位前,主祭人代表全体同仁向祖师行礼,酬谢以往的庇佑,祈求来年顺遂。随后将白酒从头至尾淋遍羊的全身,称之为“奠酒”。那羊被烧酒淋过,如果浑身哆嗦,意思是祖师爷接受了“礼牲”;倘若呆呆地没有反应,则说明祖师爷不高兴。这时,主祭人就该检点哪里不对了。有一回,史凤柱“礼牲”前没有洗手,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洗干净手重新来过,这才礼成了牲。
接着“献牲”,当场割下羊头,剥下羊皮在供桌上铺展,将羊头、羊身摆在羊皮上面,再把羊的心肝五脏陈列其上。献完牲,才将写有祖师牌位的黄裱纸焚化升了天。最后,鼓坊全体老小吃了杂碎羊汤泡小米捞饭,准备过年一一他们供奉的祖师爷,你知道是谁?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
梁柱
史风柱父辈兄弟五人,由贵儒村迁到宏道镇时全没成家。齐刷刷五条光棍都是鼓手,成了远近闻名的弟兄班子。他爹排行老四,脾气不好,吹了一辈子笙(伴奏)。后来,弟兄五个分家另干,同行是仇家,亲骨肉也成了争饭吃的对头。他们领着各自的鼓班,遇在同一个事筵上就吹起了对台,非要分出个高低上下。东家有时给赢了的发赏钱,输了的喝倒彩,更煽忽起两家的敌意。事筵散了走到村外,赢的还得躲着输的走。对方心里窝火,找茬衅事。两句不合,兄弟间就在野地里厮打起来。吹鼓手们打架和常人不同——不抓脸面不踢下裆,最狠的一招,就是捉住对方的手指头往断撅。指头废了,耍不了响器,就吃不成这碗“百家饭”。
史凤柱这一代弟兄三个,大哥是班主,吹笙。二哥叫史焕,是班子里的“梁柱”,吹戏吹得最好。风柱五岁上就趴在二哥背上跑事筵,起初啥也不会,为的是顶个人数,多挣几毛钱。“送行”时小凤柱站在下首打小锣,打着打着就靠住方桌腿子睡着了,还尿湿棉裤。鼓手们送完行,回到“下处”已经半夜,还得给小凤柱在火上烘干棉裤。
史凤柱在二哥的指教下,六七岁上拿起唢呐学吹。他后来回忆:根本不是人们说的那样,冬天在暖和的家里,把唢呐管子伸到窗子外头练习吹。初学时不成个调调,吹得杀鸡宰猪一样难听,扰得四邻不安,根本就不敢在村里吹。只有在跑事筵的路上,走到荒郊野地,才敢放心大胆地吹。凤柱八岁时,有一回不小心按错了音,二哥将那个错音的手指按在桌角上,用铜烟锅子敲。指头肿得按不住唢呐的八个眼子,就抱住笙伴奏。手肿得厉害,饭也吃不到嘴里——“生硬让二哥打成了个吹手”。
二哥史焕艺高心强,不幸英年早逝。他36岁时,接连几天跑事筵,回来就累病了。当时正是日占时期,宏道镇上就有据点炮楼。本镇一个头面人物娶亲,非要史焕给他吹。他病卧中不能前去,那人就搬来日本宪兵上门强请,可怜他连病带吓,竟然一命归西。
鼓坊里折了“梁柱”,不到十岁的凤柱就顶起事,居然将班子撑了下来。十五六上,年轻气盛的凤柱在蒋村庙会上演奏。他给社火吹了又给秧歌吹,一曲接一曲不歇不住,人称“风搅雪”。在众人一次又一次喝彩声中,他越发来劲,豁上命地吹,竟然将眼晴吹得“疱”(肿)了。幸亏芳兰鼓坊的银三施以土法,用一种树枝不停地拂拭那只起了疱的眼,才给治好了。银班主见这后生心劲大、功夫扎实,将来准能在鼓班行当里成些事,就将女儿许配于他。从此,史凤柱一举成名,成了定襄周围有名的吹手。日后其妻戏说:凤柱生于民国九年(1920年),“三年大旱,场门不开”(颗粒无收),说他一辈子命运不好。
后来闹“文革”,事筵上不让吹打,他就不干了。大队利用他旧日的名气,给油坊等村办企业承揽业务。 史凤柱的儿子史宪金,上世纪70年代搞“莺歌燕舞”时,凭着一支唢呐吹进了地区纺织厂。现年59岁的他每月拿着400元退休金赋闲在家。他自己说:“当时搞宣传,吹得不地道。”史家后人中,如今有两个班子比较出名。其中一班是史宪金的二儿子史志强。大儿虽然毕业于地区艺校,却不爱这一行。娶下偏关的媳妇,顺便就在女家那里做了糕点生意。
志强人称史二。从小淘气不爱上学,初中没毕业,十一二上跟着大人跑事筵,摸起“家具”来就有乐感。爷爷对这个有出息的二孙子说:“你爷爷上几辈子就是干这的,要干就好好干。学不下个情由,原来就甭学。”后来史二有了些名气,众人在他面前夸赞,老“梁柱”不免有些得意:“这么多儿孙里,总得有个像我的哇。”史二现在自备一辆皮卡车,拉着乐器、音响,领着一班子人马,上原平,捎崞阳,下太原,走柳林,营生还挺稠满。
鼓班名声的大小,关键是“梁柱”的技艺。“梁柱”一个人同时要操持四种乐器:唢呐、海笛、管子、口噙子。伴奏的笙分为上、下两部。其他如晋胡、二胡以至如今的电子琴作为陪衬。打击乐器有鼓(板鼓、战鼓、堂鼓)、镲(水镲、铰子)、锣(马锣、小锣)、梆子等,整个乐班均由司鼓一人掌握节奏,协调诸般乐器。
乡村的红白事筵,节日的民俗喜庆,都离不开鼓乐。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路程遥远,他们很少误点。万一路上有些耽搁,还得善于化解。前不久在五台县村里一个丧事上,鼓班从前一家事筵下来,搭上班车赶过来就不早了。东家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又是拿烟又是倒水。不想本家中有个当着乡干部的,许是喝上酒了,对着鼓手又拍桌子又踢板凳,甚至把刚倒下的水碗也打翻了。只见“梁柱”不动声色,任凭那人发威,把住唢呐脸上平平的,眼睛什么也不看。伙计们七手八脚地支腾起家具,谁也不敢喘口气。他们一曲接一曲地吹,东家和众人有些不忍,都说歇歇再吹吧。可“梁柱”还是目不斜视,眼睛看着远处的山,把一支唢呐都快吹炸了。遇下这,再难说话的主儿也奈何不成个啥。鼓手们自知理亏只得多吹,将差误下的时间补齐。
能不能沉住气,也是一个好“梁柱”必须修炼的艺外功夫。
班道
“走剧团,跌鼓班”,这两样行业选择显得有些无奈,两种行业都是“赖班道”。在定襄,有“因为嘴嘴馋,学下个叮叮当(读dan)。三天没事筵,饿得逼眼蓝”的俚谣。过去,除了鼓坊世家代代相传外,普通农家孩子“跌鼓班”学吹打,大多因为遭遇家庭重大变故,如父母亡故等缘由。旧时,鼓班艺人跟要饭的差不多,或者干脆就是乞丐,史家收留过一个从口外流浪来的董四,由史焕收为徒弟,师满后不离师傅,史家还给娶下媳妇成了家。
那时,每逢民间婚丧嫁娶、敬神祭祀、节日庙会等场合,就以职业的主奏艺人为核心,再临时招呼几个配角搭成班子。后来随着艺人的增多和需求的增加,才产生了经营鼓乐的班社组织——“鼓坊”。那时有的“粱柱”为盲人,虽有高超的演奏技艺,但经营班社多有不便,再加上有的鼓坊还兼营“轿”、“杠”等“吃死人饭”职业。这样,鼓坊的经营权往往被社会底层的流氓人员所把持。解放前内蒙包头的鼓行,就归社会上的帮会组织“梁山”领导。当时全市有14家鼓坊,许多班主曾是“梁山”的成员或头儿。多数班主提供乐器、花轿、绳杠等服务工具,包揽演出业务,并负责摆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冲突,自然也获取大部分经济收入。艺人们相遇,不熟悉的还要互报山头,说明是跟上谁谁吃饭的。晋北村镇上的鼓班,则以家族祖传、师傅带徒、口传心授为主。外姓学徒来投师,只要聪慧愿学,师傅教起来格外上心,还得充当监护人,关照生活起居。老艺人对自家子弟,要求往往比外人更为严格。
鼓坊艺人普遍寿命较短,除了先天条件外,还有许多社会原因。学徒者一般出身贫寒,有的体弱病残,不能顶个庄户人受。小小年纪“跌鼓班”,学不成艺也能混上口饭吃。过去跑事筵,不管路途多远全靠步行。背了乐器不带行李,睡觉和衣而卧,从没有被褥一说,东家开上个空房,后墙还结着霜,“暴烧”到天明也热不了,囫囵着身子蜷缩在冷炕上就过了一夜。能借住在光棍窑或饲养处,就算福气了。吃饭在室外,冷风冒气,饥一顿饱一顿的。传统唢呐,要用较大的肺活量才能吹响。虽说是“饱吹饿唱”,可是吃饱饭马上吹,时间久了总会伤及身体。
两家鼓班在事筵上相遇,吹对台的事常有。大户人家为了排场,往往雇请多个鼓班同场献艺。据传阎锡山父亲的葬礼,就同时请了70多家鼓班轮番吹奏。一般富户雇请两班不同门派的鼓匠,在院里分坐两处,拿出本事各擅胜场。开始还在技巧、曲牌上争胜,叫“斗智”;后来就成了体力上的较量,看谁一口气吹得时间长,叫“斗勇”;再有好事者煽忽起哄,竞技难免就变成了“斗气”。你吹平缓的,我就来激烈的;你来劲了,我就避开锋芒让你消耗体力,等你没劲儿,我又起来了——斗智、斗勇、斗气加到一起,最终就成了斗狠。非要置对方于死地不可。观众看了红火,鼓手却遭了大罪。到最后,如果谁也不服输,就会两败俱伤。有的“梁柱”吹到后头功力不支,风从口角跑,气不往管子里送——干吹没音。严重时,“吹炸了脖子”、“吹疱了眼”,甚至口吐鲜血,造成终身残疾也有其人。代县贵喜的一个本家兄弟,就是因为吹对台吐了血,当不成“梁柱”,改为打板敲锣。
另一层,鼓班中不少艺人有吸毒的嗜好。“梁柱”熬夜多、体力消耗大,最容易染上毒瘾。晋北一带许多有钱人家藏有烟土,想让鼓手额外多吹,就拿出来“犒劳”。还说:“看你们苦大的,抽上几口提提神吧。”一来二去就离不开了。辛苦钱还不够兑“黑货”,只得拼命跑事筵,多吹多挣才能维持。如此恶性循环,有人到中年就不行了,哪能活下个大岁数?老“梁柱”史凤柱和史全全旧日也有过“嗜好”,却活到87岁和84岁。晚年他们常说:“这全得感谢新社会叫忌了烟,要不然咋就活下这么大?”不过,近些年又有少数艺人烫吸麻醉药品“安那卡”,细心的人从他们脸上就能看出。
定襄一带,鼓班的报酬并无一定之规,全由东家酌情给付。行内还有一个规矩:无论收下多少钱,班主总要拿出一部分回赠主事人,现在有的老班子还坚持这个传统。如今,多数班子都事先讲好工酬,完事后当场兑现,概不赊欠。鼓班人员不少于五人,一般都在八人以上。遇到“忙日子”,一班可分为几班,搭班者要事先约好,到时不误。临时叫的小工多为廉价,无甚技艺,为凑个人数。事筵完了,班主按人员多少、收入情况和每人所占的技术股,考虑班主的“家具股”等因素,离开东家后就在村外坐地分钱。分完钱了事,各走各的。
代县鼓行有这样的俚谣,比如师傅高兴了,对徒儿们唱道:“我的娃,我的娃,千千万万学(学读xiao)吹打。烧猪肉,不扎牙,最赖能吃个黄豆芽。”比如挨了责骂,师傅就唱:“我的娃,我的娃,千千万万甭(甭读bao)吹打。坐冷地,喝皮(返潮)茶,迎送低哉(地位低)遭人骂。”还有一首歌谣:“又吃好的又挣钱,走路就在人头前(迎亲或出殡队伍以鼓乐为前导)。前数伏,后数九(胸前烤火,背后受寒),十指乱舞赶(怨)没钱。”
班主
代县西关张贵喜老人,出身鼓班世家。他是张玉平的师傅。祖上在明朝崇祯年间,从繁峙县迁来代州开了“张家鼓坊”。他从小耳濡目染,加之聪颖过人,十二三岁学艺,十六岁就自行组班,还从崞县引进师傅,带来精彩的戏曲“乱弹”,丰富了本地鼓坊的传统曲目。本人虽不识字,可过耳不忘,凭着记忆积累下不少鼓乐曲牌。
代县城一家老财做“对月事筵”,同时雇请本县大班“武鼓坊”和原平大班“王鼓坊”。两个强手摆开阵势,准备一决雌雄。“武鼓坊”恐怕自家的“梁柱”吹不过对方,就延请二十岁的贵喜“顶杠子”。两个有名的大班在一个事筵上“对台”,轰动了二州五县。本地人放下手中营生,邻县的骑马坐轿,齐集代县城观看。此时的贵喜,心力和技艺已经成熟。他的吹法行家叫“文吹”,不以癫狂浮躁的台风哗众取宠,讲究“弯调”的细腻变化。吹奏技法有“平吹”、“超吹”、使用喉音和“加花”变奏,“滑音”的装饰,“依音”、“颤音”、“大波音”、 “打音”的应用,根据乐曲中的场景情绪、角色转换,采用不同的吹法技巧,行家听了啧喷称赞。
贵喜肚子里的“货”,更是对手难以企及。一般的民间小调,戏剧唱腔的“乱弹”,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的戏文、曲牌,轮番转换,变幻无穷,让对手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北路梆子曲调本身高亢激昂、悲怆哀婉,在贵喜的领吹下,用唢呐笙管、锣鼓梆子将雁门边塞的英雄故事和儿女情长,演绎、再现到了极致,令听者心醉神迷。
两家的较量,贵喜胜了,对手心服口服。长达数月的“对台”,不仅给东家脸上贴了金,也给“武鼓坊”争了面子,确立了西关贵喜鼓坊、宏道史家鼓坊、原平王鼓坊等著名鼓班在二州五县的地位。三地鼓班相互认可对方的长处,保持自己的演奏风格,丰富了晋北鼓乐的内容。日后在各种场合遇在一起,相互谦让,各自拿出看家本事,吹打出花样翻新的段子。愉悦了听者,也给鼓行开了好风气。有一回正是锄苗季节,他和原平上阳武的“礼礼鼓班”遇在一起,对方一通奏罢,贵喜站在棚口大声喝彩,说对方那两部笙吹得好,“简直是一条线(协调)”。当夜,两个鼓班一唱一答,和风细雨,相互切磋技艺,不知不觉吹了一个通宵。直到街上有人下地,鼓手们才发觉天亮了。
鼓班所用乐器叫“家具”,除了锣鼓钹镲和笙管上的铜件需要花钱外,好班主都会自制和维修乐器。唢呐、管子、哨子、口噙子多为自己制作,光是唢呐管身的材质,就有柏木、乌木、檀木等多种。管身上开有八个孔,前七后一。哨子为芦苇所制,俗称咩咩,以刮削厚薄调整发音,平时泡在水里保存。唢呐的各个部件装卸自如,携带方便,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自由组合;主要伴奏乐器为笙,调节簧片难度最大。冬天,吹奏时口中的哈气进入笙管,容易冻住了簧片,发不出音。这时,有经验的老艺人就将17根笙苗从笙斗上取下,贴身捂在怀里,用时再装上去。最奇妙的是口噙子,以棉线缠绕住两片中间拱起的小铜片,中间夹上薄丝绸为声膜,其构造和发音原理近于人的声带。使用时可唱可说,全凭演奏者咽喉冲出的气流控制发声。贵喜不光吹奏功底深厚,还很会制作和“拾掇”乐器,一吹就知道是啥毛病。别人拿来请他修理的乐器,不过夜就弄好了。徒弟人门使用的第一支唢呐杆子,全是他亲手捅好,开准音孔的。
乡友
虽说贵喜名声在外,可还得领上伙计们吃饭。在代县民间,鼓坊和友好村乡约定长期的业务关系,叫“乡友”。其实,这种口头约定的“乡友”关系并不牢靠,难免因为期约和工钱的事闹得不欢喜。贵喜与“乡友”村约定,凡是村里有了事筵,全用“贵喜鼓坊”,保证随叫随到。不管路途天气,决不耽误时日,工钱好商量。经过与同行“拉锯”争夺,贵喜得到了不少“乡友”,关系一订就是几十年,至今还在后代之间延续。
鼓班艺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们少了常见的木讷,保留了任侠仗义的脾气性格。流动的职业特点,又让他们与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着广泛的接触。年轻俊朗、技艺超群的张贵喜每到一地,村民们让座的、递烟的、倒水的,众星捧月般围着他。尽管那时候是男人们的天下,却也难免引动幽闭闺中的女儿芳心。不论是茅舍草庵,还是高房深院,总有不少闺女、媳妇爱慕的眼波撵着他转。事筵下来,他衣袋里常会掏出小手绢裹着的花荷包,也不知是哪个送的。
起先,父母怕不好说媳妇,先就给贵喜收下个童养媳。两人在一个屋顶下处成兄妹,却没有那种青梅竹马的感情。邻村一户前清“武秀才”的女儿,看吹打时和贵喜对上了缘份,俩人私底下已经有些来往。原先,女方家里已将她许配给一位军人,毁约变卦自是不可。贵喜家里也很为难,一则已经收下童养媳,二则哪敢攀附人家。那女子却非他莫嫁,径自挎了包袱坐在井口上要挟大人:“不教跟就跳入井里,死一回给众人看看;教嫁贵喜,当下就从这里跟上走。”人们都说,千金小姐如此刚烈痴情,真真出了个“王宝钏”,先就同情起来。
女方父亲下不来台,只得提出苛刻要求——让男方用骡子驮上白洋来接闺女。贵喜身为鼓手,却为人仗义,四面八方尽是朋友,既有商家富户,也有普通人众。遇上这等大事,人们自然出手相助。他没被老丈人难住,居然真的赶上骡子驮上自洋娶亲来了。一时传为佳话,轰动三乡五里。
两人婚后,起初十分艰难。本来张家就没甚底子,除了女家要走那“一圪揽子”白洋不说,还得花钱安顿童养媳回去。如此两项花费,自然塌下老大的“饥荒”。好在贵喜年轻艺好,地盘已经打开,事筵营生稠满,自家伙计们又齐心协力。他还置办了花轿和鼓乐一起经营,相当于“鼓轿坊”。生大女儿那年,鼓班赶上个忙日子轮不过来,贵喜穿插跑了十来个事筵,当天就挣下80个白洋,小夫妻将钱铺在褥子底下,欢天喜地睡在上面。大女儿小名叫忙姐,就是为了记住那段光景。
贵喜老伴常说:“咱这营生,塌不了,发不了;前晌没马骑,后晌有轿坐。”鼓班行有个好处,不论给多给少,东家从不拖欠工钱。贵喜给“乡友”办事筵,工钱任由东家支付,满意了多给些,不满意少给些,他先让伙计们分。有时“乡友”给的钱太少,自己留下几个算几个,实在没了就拉倒——班主送了人情,不能亏了伙计。每逢事筵,伙计们就说:“这回又跟上班主挣工钱呀!”他总是让“乡友”过意,伙计们合适,营生却越做越多。人说他:人家是看长远、算大账,“钱也挣下了,人也认下了”。
徒儿
贵喜在世时,跟他学过艺的人不少,光是有名份的徒弟就有十几个。有一回他在事筵上,见到个八九岁的穷孩子,看着人家吃饭咂着手指头流口水。心一软,那孩子就成了他的大徒弟。以前收徒要磕头、写约,规定“学徒三年,谢师一年”。后来土改,贵喜怕人家说他剥削,就把写下的约毁了。徒弟带到十六岁,找人送到剧团里去。他一生脾气温和,见儿女徒弟做错了事也从不呵斥责骂,脸上平平地不动声色,等你来问。带徒弟有问必答,毫不保留。对笨徒弟也总是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
张玉平,原平大芳人,是我高中同学。七十年代,原平中学一度分为各种专业班。他原先会吹笛子,就分在了文艺班。当时从昆明艺专回来一位王绍录,是具有专业水平的音乐教师。玉平在他那里学会了简谱,粗通了五线谱,还接触到了和声学,已能谱些简单的曲子。在原中宣传队,我俩曾有过词曲上的合作。他毕业回到村里,正好赶上“莺歌燕舞”,就成了公社宣传队的骨干。后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宣传队就不解自散了。想寻条出路,专业文艺团体又报考无门,曾给我来信诉说了心中的郁闷。十九岁那年,有名的代县“贵喜鼓坊”来吹打,酷爱音乐的玉平将班主请回家里殷勤款待、安排住宿,炕烧得席子都煳了。和家里大人商量后,他决定“跌鼓班”,拜代县名师张贵喜学徒。
玉平投师那年已经十九了,正是能吃的年龄。住在师傅院里,先说好不管饭,其实一顿也没让他自己做过。当时正赶上师傅家盖房,玉平头天来了就扑倒身子,和泥搬砖干起来。从此和师傅、师母一个锅里搅稀稠,共同生活了六年。按他在家的排行,师傅就叫他“三三”。师傅不识字全凭口授,唱的是古老的“工尺谱”。比如,“仕乙四合凡工尺上”,就相当于简谱的“7654321”。玉平将师傅口传的曲调翻成简谱写在本子上,拿起乐器就能吹个差不多。师傅从未带过这样的徒弟,高兴得逢人就夸。
当时正值“文革”后期,村里追究玉平外出,要按盲流匠人对待,一天上缴两块钱。那时木匠大工才交一块五,他一个鼓班学徒,实在无法负担。师傅又托人找关系,将他的户口迁到代县城关闹市村。玉平学徒三年,谢师一年,其间娶妻成家。师傅以自己的名义,帮助玉平将邻院的一块宅基买下,让他在代县城有了立足之地。师满后又跟着干了几年,不仅是得力助手,俩人还情同父子。贵喜曾对玉平说:“等我到了七十岁,就该歇息了,咱这班子你就领上干哇。”此后,玉平在鼓行人称张三。
张三聪明机灵,为人善良,性情却有些急躁。跟贵喜学了艺,却没学会师傅处世的圆通。为了历练他,师傅事事将他推在台前。他有文化,就替师傅写事筵、派人、记账、分钱;还装着家里的钥匙登堂入室、翻箱倒柜,像个“二班主”。他替师傅抵挡了不少事情,也难免得罪下人。由于处事方式不同,师傅也没少说他,当时他还有些不服,过后想起来才知道人家是对的。贵喜晚年,一墙之隔的张三招之即来,不减师徒情分。老人弥留之际,更加瘦弱不堪,靠在被垛上与张三相拥而泣。师傅的深情,胜过人间至亲。所有的悲欣交集,全化作师徒一场的生离死别。
1999年农历二月十九,著名老艺人、民众爱戴了半个多世纪的鼓乐师,代县一至六届政协委员张贵喜老人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一虚岁。代县西关张家大院长棚搭就,灵幡高悬。跪伏在灵柩前的孝子有亲生的二女三男,还有“执孝子礼”的十几个徒弟。二十几个人披麻戴孝,白花花地跪下一院。三月初六这天,县政协、县文化局也派人参加了葬礼。周边鼓坊的班主们也率队前来,他们以同行特有的方式——“送鼓”,来吊唁这位老前辈。此时,徒儿张三在心中默念挽联:
上联:今红明白走遍东西南北
下联:遇贤逢恶历尽苦辣酸甜
横批:仁义班主
对仗工整与否已在其次,却饱含着徒弟对先师一生坎坷经历的理解,也未尝不是这一行当的真实写照。张贵喜老人去了,极尽哀荣。他的直系后代大多从事文艺工作,他还培养出了众多活跃在民间的徒儿徒孙,影响、带动了周边几代鼓乐艺人。用张三的话说,这样的人在鼓班界“一百年也出不了一个”。他生前演奏的曲目,有些已被刻录在录音带和光盘中;他口传的“工尺”谱,却很少以正规的形式记录下来。随着他的谢世,大部分鲜为人知的曲目也随之而去,成为绝唱。
三十多年前,张玉平骑着一辆破旧的环球牌自行车,带着一卷行李,投师贵喜门下。如今,他已是人人知晓的“鼓坊张三”,住在师傅隔壁成家立业,娶下陕西绥德的婆姨,生下两儿一女。目前,张三在代县、原平开有两家乐器店,鼓楼边上有一处商业用房。去年,还与人合伙开设了一家喝啤酒唱卡拉OK的酒吧。他的“张三鼓坊”有两套人马,他和大儿各领一班,自备一台汽车。
现在,张三当年想做大事的豪情已经不再,经营鼓班行业,也只是为了挣钱养家。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下一代是否就注定要沿袭上一代人的活法呢?他的长子从省艺校毕业,曾经在几次民间音乐演奏比赛上拿过奖项。张三两口子很希望他能够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哪怕是到偏僻山区担任小学音乐教员,或者到农村基层文化站也行。
流变
近日在忻府区农村看到,一班传统鼓手和一支西洋乐队同时出现在一个白事筵上。西乐队一般在城市的典礼活动中常见,演奏者身上穿着类似民国初北洋政府时的红色礼服,衣服上还饰有肩章流苏和金色绶带。乐器有大小军鼓、长笛、长短号,还有那种弯脖子的萨克斯。这天是白事筵,乐手们只能穿着各自的牛仔裤或休闲服。吹奏时,亮闪闪的铜管衬着灰溜溜的老墙,土眉圂眼的化纤地毯铺在乐手们脚下,遍体鳞伤的音箱摆在乐队两边。虽然也吹打些现代《哀乐》之类,总觉不伦不类。尽管阵容强大,“家具”先进,只有些娃娃们围看,多数人还是被唢呐的声音吸引了过去。
代县农村的白事筵上,又出现了和尚、道士与鼓班同场演奏的情形。僧道们一般只用简单的乐器象征性地吹打几下,真实身份也让人生疑。另外,还有一些做这营生的,自称“乐人”。据说是很久以前从宫廷里流落到民间,当政者罚他们操份贱业、混口饭吃;还有人说,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忘八”,即忘记了礼义廉耻忠信节义的人。在晋北某些县份,这种为数很少的人群生活在偏僻村落的特殊家族里,有事筵就上事筵,平时就种地,与人很少来往。一般人家轻易也不和他们的子女通婚联姻(近年情况有所改变)。
乐人班子总共四人,要先搭个小棚子坐在里面吹打。所有乐器仅两面鼓、一面锣、一支笛子。玉平讲,他们演奏的曲子古朴、简单,没有强烈的节奏和起伏过大的旋律,透着几分典雅和凄凉。听起来声音不高,好像某种场合的背景音乐。这种曲调到底出自哪个朝代?是不是人们还不知道的古老乐种?——没有人研究过。他们吃饭时,四人就要占一桌,菜还不能少上。虽然人数少、乐器简单,工钱却有鼓班的一半。这种路数让坐在露天地里的鼓手们不甚服气,也觉着乐人们神秘莫测,不可思议。
山西地下的煤炭和地上滚滚行进的车轮,每天都在催生着新富出现。他们中许多人显然还适应不了骤然而至的财富,把这归功于祖上的阴骘。除了在婚礼、孩子过满月、过生日等喜事上大操大办外,属于白事的葬礼、过三周年、迁坟合葬立碑等活动,也常常雇请鼓班、乐队吹打,聚众娱乐的成分多于礼节仪式;还有的人家,孩子考上大学或上了重点高中,也要请上鼓班吹打庆贺。当地有文庙的,还要到棂门前烧香吹打,往老槐树、古石碑上“披红”;而在城市的公众场合,大到剪彩奠基,小到开张志庆,还有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上,也是鲜花礼炮、鼓乐齐鸣,这就给各种演艺行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鼓班的行隋也是看涨。目前光是代县就有大小二十多家鼓坊,还有不少搭鼓班的戏曲唱家、业余歌手,还有的女童也放弃学业跟班学艺。过去,鼓班艺人全靠民间的礼仪习俗维持生计,如今却被派到更多的用场。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正在被金钱的力量重新定位,不同职业的社会差别已经不那么明显,似乎全被经济收入的多寡抹平了。目前鼓班已属收入不错的职业,他们也不再是过去受人小看的吹鼓手,谁也不会用原来那些难听的字眼称呼他们了。
需要记住的不是别的,而是传统的民间鼓乐和演奏它们的吹鼓艺人。
在晋北,这类鼓乐在全国能够占到独特地位的有:由古代边塞军乐演变而来的《大得胜》;从五台山寺庙音乐流到民间演变而成的“山西八大套”;以及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二人台的唱腔曲牌等。它们或许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头进入官方机构的某个卷宗,或许躲不过自生自灭的命运。而在此时,它们正在被一群游走于民间的吹鼓艺人顽强地守护着。
多数情况下,他们这种守护仅出于职业的本能,不知能延续到什么时候。
2007年4月25日
(此文原发于《山西文学》2007年7期首篇,责任编辑鲁顺民)
附:冰心散文奖简介
“冰心散文奖”是一项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著名作家冰心女士生前曾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冰心散文奖是遵照其生前遗愿而设立的,旨在彰显我国散文创作的成就,不断评选出题材广泛、思想敏锐、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创作形式风格多样的优秀散文。此奖项每三年一届,自2000年以来已评选了三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称:“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我们敬重和爱戴的前辈作家。以她光辉的名字命名的这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定会对我国今后的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历届冰心散文奖中最被看重的无疑是单篇获奖作品,这也是目前国内权威文学大奖中唯一以散文单篇为评选对象的奖项,也是中国目前中国散文单项评奖的最高奖。